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伦理

自从韦伯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以来,责任伦理在伦理学研究中受到广泛的重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责任伦理水平是决定能否合理应对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伦理是前瞻性责任和追溯性责任的统一,但强调更多的应当是一种前瞻性责任。为了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应当通过培养角色意识、明确价值追求、加强制度建设等途径,提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伦理水平。     

试论经济法责任

经济法的实质是保障个体权利的实现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权利、经济义务实现的保障机制,在整个经济法基础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是经济法目的实现的最后一道屏障。经济法责任因其社会性、综合性与双重性而构成自己特殊的责任制度体系。这一体系包括调控主体的经济违法责任、经济侵权责任、经济补偿责任和受控主体的经济法责任。无诉讼即无权利,要实现经济法责任,突破传统的诉讼模式,建立经济诉讼模式是当务之急。     

技术风险时代的新个体伦理责任结构

在风险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生活重要因素的技术时代,以后果确认责任承担方式的责任伦理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表现出了"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状况。这种状况的产生,不仅表明了技术时代风险的人为性、结构性、不易控制性、潜在性等特征,而且也表明了责任伦理本身的抽象性、建构性及远离人生活的现实性等特征。个体主体作为伦理责任的真实承担者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个人,只有个体伦理责任能力的生成及个体伦理责任行为的落实,才能从根本上使责任伦理规避风险成为可能。在技术风险时代,个体伦理责任是全面的、丰富的,它不仅表现为个体主体对自身、他人及社会的责任,而且也表现为对自然及未来人的责任。新个体伦理责任是以个体主体对自身责任为核心的"五位一体"的新结构,具有自然、社会、价值三重向度的生态合理性。     

自由的价值及其界限和责任--公民伦理的基本属性

自由是公民伦理的核心概念。无论是政治意义的或道德意义的自由,它都是公民伦理的内在蕴涵,也都是公民自由的组成部分。不管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自由的价值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自由的界限,也在预示着个人自律与自我责任。自由的另一面是责任,是公民处于人际关系之中的社会义务。以责任为归属的自由,自由明确责任,责任完善自由。公民自由与公民责任密不可分,公民自由只有在公民政治自主的形式中才能得以阐明。与此相关,公民伦理也在于把公民自由的原则贯彻到与公共生活有关的一切关系上,使公民自由与社会秩序求得平衡。     

论公共健康伦理的理论实质

责任是应用伦理学的核心范畴。责任伦理是一种以恪守职责作为基本道德原则的伦理。公共健康伦理是一种责任伦理。公共健康涉及到政府、公众、专业技术人员等各方面的责任。公共健康伦理为政府责任、公众责任、职业责任提供了相应的伦理规范。     

论当代信息伦理学视阈中的"责任"伦理

"责任"伦理是信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当代信息伦理学视阈中的"责任"范畴,立基于信息权利,以"自律"为核心要求,以引导人适应"数字化生存",教化具有自由而独立人格的完整的人为最终价值取向.在我们进入全新网络信息时代的同时,信息网络的负面效应同时显现,挖掘本土伦理文化资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信息伦理是回应挑战的重要过程.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是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必须要承担的道德和道义上的责任.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产生的依据是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价值目标、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职能优势,以及政府自身公信力建设的需要.在公共危机产生和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政府的伦理责任都有所体现.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爱与责任:当前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从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说起

列维纳斯论证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真正起点是他人的外在性:主体性的基础是他人的外在性,伦理的真正内涵是爱;良知先于理性;责任先于自由;人与人之间不是对等的互惠关系,而是无条件的付出。唯有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具有伦理性,人才是伦理的人。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培育"敬畏"的文化土壤;重视情感教育、良知教育;建立"爱、责任与付出"的家庭伦理关系;道德为法治提供基础。     

宪政国家权力观的伦理维度

宪政国家的权力观的要旨在于权力的规范.宪政国家权力观具有双重伦理意蕴:人性理论是宪政国家权力观的伦理基础,个体权利的保障是宪政国家规范权力的伦理追求.     

论公共行政客观责任的类型与作用

任何责任都是一种客观规定,公共行政责任也是如此.公共行政的客观责任可以细化为岗位责任、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三种类型,它们是行政人员必须应尽的、外部强加的职责与义务.从权力与责任对等的角度看,在公共行政的体系中,责任对权力的规定与设计已成为对公共权力的一种微观的控制路径,即公共权力的责任控制.     

论青少年道德情感的养成与家庭的伦理责任

青少年道德情感的养成离不开家庭的道德教育,父母对孩子和社会理应承担的义务,构成了家庭伦理责任的客观基础;完善青少年道德情感体系,培育青少年的羞耻感、荣誉感、义务感、责任感等是家庭伦理责任的基本要求;为青少年道德情感的养成创设良好的家庭道德环境是父母应然的伦理责任。     

公共生活与公民伦理(上)

资本与市场的发现及其广泛运用造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基于普遍交换之上的经济依赖性使人们愈来愈依赖于社会和所有的人,如若发展自己的能力、满足自己的多方面的需求,就得过一种公共性的生活。而公共生活则把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利己心等这些基本价值置于公共交往的核心位置,惟其人们自觉、自愿加入和退出公共生活领域的,交往者才是有责任的个体。公民伦理构成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文化基础,公共交往要求着同时也生成着公民伦理。公民伦理作为人们以公民身份交往时可以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乃是一种公共理性和公共价值,它们是作为合作剩余而出现的,是通过反复博弈确立下来的,在确定的边界内具有普遍有效性。     

公共生活与公民伦理(下)

资本与市场的发现及其广泛运用造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基于普遍交换之上的经济依赖性使人们愈来愈依赖于社会和所有的人,如若发展自己的能力、满足自己的多方面的需求,就得过一种公共性的生活。而公共生活则把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利己心等这些基本价值置于公共交往的核心位置,惟其人们自觉、自愿加入和退出公共生活领域的,交往者才是有责任的个体。公民伦理构成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文化基础,公共交往要求着同时也生成着公民伦理。公民伦理作为人们以公民身份交往时可以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乃是一种公共理性和公共价值,它们是作为合作剩余而出现的,是通过反复博弈确立下来的,在确定的边界内具有普遍有效性。     

公民权利、公共规则与公民美德的统一——公民道德与当代伦理建构的基础与底线考察

限于历史条件和个人认知的原因,梁启超"新民说"中关于义务与责任的强调影响了他对于公民权利、义务的均衡论证,但是部分论述仍值得重视和重申。后来,从梁漱溟到李泽厚均强调传统道德观念中权利和个体意识的缺失,认为这是现代民族政治共同体建构中的历史缺环,是需要补足的部分,并以此作为界定和保障公民道德中义务、责任践行的前提条件。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体系和市民社会,是由陌生人形成的一种社会性的"合作体系"。个体的自由平等合作是构成作为公德的社会公共准则建设的预设前提,其中人际互动中的"相互性"的"形式秉性"即对等平衡原则构成个体交往中的理性预期,个体行动因相互预期和对等要求形成动态平衡性,故作为公共生活准则的公德实际是社会秩序的底线基础,美德建设成为更高理想而非基本要求。因此,首先将公德建设确认为社会基本准则的建构是构筑和扎实社会道德底线的必要条件。同时,在社区建设中将优秀的儒家道德价值通过日常生活训练真正贯彻下去,通过在社会中的倡扬和在社区中的训练、培养,我们的公民参与意识、公民道德和社会公德应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与提升。     

建构中国的公民身份理论：作为一种内化伦理的积极公民身份的建设

中国公民身份的特殊产生途径与现状需要我们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公民身份理论。公民身份由制度、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需要国家通过公民教育的途径,把公民身份的价值意义、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内化为一种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在这种内化伦理的基础上,通过公民在政治话语与社会核心价值构筑过程中的参与行为,通过把权利转化为行使权利,以及通过公民对社会共识与社会合作的推动,建设一种自由的、参与的、服从的和被包纳进来的积极公民身份,并通过这种公民身份的建设来实现政治转型。     

论责任政府的责任伦理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是政府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制度安排。政府责任的实现,既是指积极意义的责任履行,也是指消极意义的责任承担。政府责任的实现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制度制约,这是一种外在约束,是政府责任实现的根本条件。二是责任伦理,这是一种内在约束,是政府责任实现的必要条件。政府的责任伦理既强调对政府行为的目的和结果负责,也强调对政府行使职能的手段和过程负责。责任伦理不仅表现为政府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而且体现在他们的责任行为上。政府的责任伦理的基础是政府的代理信用,它强调的是一种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伦理的维持既是＂自律＂的结果,也需要＂他律＂来推动。     

全球发展公正性:伦理本质与历史建构——兼论“中国新殖民论”的实质与问题

全球发展公正性是权利伦理与责任伦理、现代伦理与历史伦理、主体伦理与生态伦理、个体伦理与整体伦理的具体统一。全球发展公正性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对现代性、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总体逻辑进行更加全面的把握,需要观念、制度、行为等方面的全面调整。在权利与责任的具体历史统一中,有限全球权利与有限全球责任相统一是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的重要原则。中国新殖民论与西方中心论有内在相关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全面发展的实践,及其对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历史推进,是对中国新殖民论的有力批驳。     

廉洁政府与社会公正

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才能履行好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促进机会均等和保障公民自由权利。廉洁政府的衡量标准有五个:政府官员廉洁奉公;政府机关和公共部门等法人单位奉公守法;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获取和运用无私且合法;司法、执法公正无私;法律政策本身无私为民。防治腐败建设廉洁政府是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要责任。建设廉洁政府应从十个方面加以努力:实行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建立分权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推动宪政法治建设;促进政府管理现代化;加强职业政治家和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建立完备、周密的反腐败法律体系和坚强有力的反腐败执法机构;依法保障新闻独立和自由;建设一个强大而活跃的公民社会;促进私人部门的健康发展和正当竞争;建立反腐败和反洗钱的国际合作机制。     

从全能权力到公共权力:政治权力的立宪维度与责任维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最重要特征是政治权力从全能权力向公共权力的转化。政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公共权力的立宪维度与责任维度的统一,这个统一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和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