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社团的转型与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文学迅速走向了体制化,并且形成了规范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文学制度。作为延安文学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解放区文艺社团的转型直接推动了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文艺社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但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作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为中心,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的基本理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以"乡村剧团"和"文工团"为代表的"工农兵型"文艺社团取代了"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成为解放区文艺社团的主体。"工农兵型"文艺社团以"讲话"确立的"工农兵方向"为唯一的社团建构理念,成为解放区后期文学发展中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载体,解放区后期文艺社团具有特殊的社团组织形式,所有的文艺社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规范下运行的。因此,解放区后期的文学完全被政党意识形态化了,而作为延安文学体制构成要素的文艺社团的转型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解放区文学的体制化过程实质上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讲话"转化为政治实践的过程。     

论重庆抗战文化地图中的“文协”

作为一个文艺统战组织,“文协”决非普通的文艺团体。本文将“文协”在渝期间领导和组织的各种抗战文化活动放在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全面考察,概括出其团结协作的广泛性、鲜明的政治目的性、坚持斗争的持久性和组织存在的战时性,旨在揭示其对重庆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并为新重庆的文化建设提供历史性参照。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文坛究竟座落在何处——论文协同人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

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是文协同人为了确立文协在文坛上的领导地位,坚持抗战文艺的基本方向而发动的,因此论争虽然围绕着抗战文艺的题材和艺术质量问题展开,但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其实并无差别。因论争的目的不在于探讨理论问题,因此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和左翼文艺思潮之间的冲突这个角度来探讨这场论争并不合适,除了争夺文坛领导地位这个先在的目的之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以及论争双方各自理解的真实之差异,才是导致这场论争的根源。     

论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现代社团作家的文学影响

中国现代社团作家通过吸收与效仿谷崎润一郎的文学观念与表现手法进行各自的文学创作,显示出对文学艺术本体和作家创作自由精神的高度重视,反拨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以唯美的审美情趣与精美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使之获取了一种别样的审美形态,既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空间与表现领域,又丰富了它的审美内涵。通过聚焦于中国现代作家在接受谷崎润一郎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本土接受,展现他们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度,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寻求个性解放、心灵自由的思想激情与精神品格,有效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现代性进程,体现了多元化的意义启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

在中国,"文学"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词汇,文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也长期占据着中国文化的核心位置.但历史上的"文学"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学",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在向"文学"的现代涵义的演变中,关键的时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关键的变化是对文学体裁的重新认定,对文学性质和功能的重新认识;起关键作用的是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美学思想、知识分类体系以及现代高等教育模式的输入.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一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前奏:“论语”派翻译研究

“论语”派以“幽默”“闲适”“性灵”为标杆,大力译介西方幽默文学,并吸取其精髓,创造性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立中国现代幽默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翻译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论语”派翻译活动虽位处边缘,却自成一体,但其作用却远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今天看来,“论语”派译者中心的理论关怀,重视读者的实践诉求、理性对待异域文化的价值判断、挑战主流思想的批判勇气,以翻译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创新之举,无不对当今的译坛带来丰富的启迪.其自身际遇也提醒学人反思,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结合才是一个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灵魂与价值所在.     

关于“文革文学”“文学史叙述”的历史变迁——以五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新时期有关"文革文学"研究史,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1、"一笔抹杀"阶段("空白论"废墟说");2、"替代叙述"阶段;3、"等级划分"阶段;4、"真正面对"(即"学术化")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文革文学"叙述的变化,隐含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界观念解放和学术研究的全部可能性与曲折过程。     

孙犁: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逐渐建立了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延安文学体制,所有作家的文学活动都被纳入了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制度建构之中。然而,孙犁却对解放区正在实施的文艺政策表现出了"若即若离"的"在而不爱"复杂心态,一直游离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边缘,表现出一种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姿态。孙犁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一方面起因于他对自己暧昧的"公家人"身份的定位,另一方面根源于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伦理化"倾向。以延安之行为分界线,延安之行后的孙犁既看到了解放区不同地域的"公家人"身份的差异,感受到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实质。同时,延安之行也促使孙犁在冀中解放区已经开始建构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走向了成熟。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为中心,孙犁将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作为自己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建构中心,从而与解放区的以政党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艺政策拉开了距离,并使自己成为解放区作家中的"另类"。     

文艺沙龙、共同体写作与中国现代“花厅”文学的生成及衰落

近现代交替之际,曾经盛行于欧洲的文艺沙龙传入我国,于20世纪20—30年代,在上海、北平、南京等一线城市蔓延开来。其中上海的真美善书店、金屋书店,北平的太太客厅、慈惠殿3号读诗会,持续时间长,参与成员多,声名相对显著,属于典型的基于友谊关系的文艺沙龙,它们为中国新文学步入黄金时期注入强劲动力。这股力量源于客厅或书房,通过报刊、书籍传递出去,将更多的作者与读者凝聚起来,形成特色鲜明的文学场域,培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学样式,其中一种与沙龙生活及交往方式紧密相关,可以称其为“花厅”文学。宽泛意义上的“花厅”文学,其内容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沙龙的介绍以及对中国沙龙的提倡,对沙龙生活的记录与表现,以及具有沙龙风味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等三个方面。中国现代文艺沙龙的共同体写作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其所创造的文化及文学景观,别的时空很难再现,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珍惜与回味。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反懂”的讨论及其理论反思

“懂”是中国现代文学欣赏的基本方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于文学的“反懂”或“非懂”问题的讨论由李金发诗歌引发,进一步延及到小说,因而废名小说的“晦涩”成为讨论的焦点。1937年,《独立评论》关于“看不懂”的一组通信,主要是从理论上讨论“懂”与“反懂”或“非懂”的问题。而朱光潜、朱自清、沈从文等人关于“看不懂”的讨论对“懂”及其深层的理性主义文学观念构成了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理性主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现了文学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反懂”和“非懂”现象,并对其类型、原因等进行了各种角度的探讨与研究,但缺乏更深层的文学理念的追问。     

勘探“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

以工农兵为本位的“人民文学”形态是在历史曲折中形成的 ,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的角色意识经过错位与置换 ,导致“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的失落或潜隐 ,有必要重新勘探与阐释     

“满洲文学”:谁的文学，何种文学，是否实存

在东亚殖民主义理论视阈下考察满洲文学概念,会发现不同族群所指各异。在殖民统治者日本人眼中满洲文学的意义指向,摇摆于殖民地文学和国策文学之间,暴露出其殖民统治的狂妄与虚弱;殖民统治下的中国文人借东北文学漠北文学无名文学北国文学与满洲文学交锋,形成反抗殖民统治的反殖文学与解殖文学;日本殖民统治夹层中的朝鲜文人表面上认同满洲文学是国策文学,实际上并不相信满洲文学实存,唯欲利用满洲文学概念获取朝鲜语文学的创作空间;俄系作家因其身份特殊,作品揭露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丑陋形象,更具批评性。满洲文学,是殖民者欲利用文学为其新型殖民意识形态服务的实验,结果却在殖民地开启了一种新型的反殖民方式——借文学消解殖民统治。满洲文学的破产,也显示出大东亚文学的虚无。满洲文学是理解东亚殖民主义文学的一个关键词,藉此可以探入东亚殖民主义理论内部的错综复杂性。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文学研究会的社团运作与整体文学倾向

从“社团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看,文学研究会社团的基本姿态是“著作同业公会”。这不仅是它能迅速壮大并推动新文学第一个高潮到来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与创造社论争的起因。这种“公会”式的社团运作,还导致了文学研究会对各种流派和“主义”所采取的兼容包并主义态度,以及对于“为人生”和“为艺术”两不偏袒的折衷主义文学倾向。从而为我们对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认识局限加以了澄清。     

“文学图像论”视野下的中国“诗画关系”学术史重估

“文学图像论”当属新世纪的“新学问”,就这项回应图像时代的课题而言,百年来的中国“诗画关系”研究,脉络清晰并且极具启发性。现代意义上的“诗画关系”问题域在20世纪20年代便初具规模,较之古代学术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文人雅趣。但是,由于脱离了文学现实,“诗画关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悄然演变为纯粹的文献考证与叠加。进一步研究表明,现代学人在与西学的对话中开创了“语-图”符号比较方法,由此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一方法既能够切中当前“文学危机”之肯綮,同时又是“文学图像论”自身的学理逻辑使然。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史与论说语境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的形成受“正统观”影响,对之应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论正统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同时既要看到阶段性分裂割据,更要看到发展后的接续整合。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