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性”与“阶级性”——重审梁实秋与左翼的文学论争

1928年发生的梁实秋与左翼的文学论争,学界已讨论颇多,不过论述多集中在双方文学观念本身,很少将梁实秋的个人主义思想背景考虑在内,因而不同程度地模糊了文学观念交锋背后双方在文化政治理念上的差异.笔者将梁实秋的文学观念与其时新月派进行的人权论争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梁实秋与左翼文学分歧的根本并非是与阶级性相左的人性,而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性.是个人自由优先,还是阶级类集体意识优先,是造成双方文学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     

主义论争与纠偏之举——试论梁实秋的文学货色论思想

梁实秋的文学货色论尽管与政治相关,但本身却无政治性,它是一种关于文学发展、文学批评及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文艺理论是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事实的阐发,并一直为文学现实所牵引;梁实秋主张文学艺术应该自由发展、独立成长,反对政治体制及各种先在的理论对于文学艺术的侵扰与限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等文学现实现象之间本应该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梁实秋只执其一端,明显自陷偏颇.但是,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论一直存在着理论过于导引创作的倾向,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之下,梁实秋的文学货色论事实上反而具有了某种纠偏的功能.     

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纠缠——“新月的个体贵族文学话语”之二

虽然共同的自由主义思想使新月派人员无论在理论还是文学观上都自然趋向于稳健、保守的新古典主义,但此文还是想力图呈现新月派文艺思想在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纠缠的事实,特别是"新月"的"一双柱石"徐、闻的人生与艺术、理论与创作的不一致以及梁实秋文论的内在混乱,主要表现为:追求文学的艺术性与整个时代的浪漫主义思潮之间的矛盾;浪漫主义秉性及创作和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矛盾;梁实秋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内在混乱和偏颇。     

关于鲁迅与梁实秋论争的“意气之争”——兼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本解读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是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学者严肃的思想理论争鸣,论争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历史大变革时代对文学参与社会现实变革的不同主张和不同努力方向。这些问题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问题,却由于政治禁锢长期得不到深入探讨。而在政治束缚解除之后,在公共文化空间,对历史的反思、尤其涉及历史人物评价,呈现出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全面反转倾向。这表面上似乎体现了思想的解放,实质上更多的是由长期政治高压造成的被压抑情绪的宣泄。思维方式是政治平反式的。前几年围绕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撤出中学语文教科书而起的热议,尤其网络上关于鲁迅、梁实秋评价的反转,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舆论同情梁实秋,贬损鲁迅,这对于过去意识形态压制下将敌对阶级简单否定、甚至是恶意丑化来说,是被压抑情绪的释放,因而是可以理解的。从鲁迅这方面来说,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利用的政治绑架,无论如何都是对他这个人及其思想的阉割,同时也是对其真正的思想影响力的封锁。因而,这种反转从重新思考历史角度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此导致忽视对文本的解读,仅仅满足于对某些历史性论断作出相反结论,并进而形成一种新型的话语专制,目前并未引起足够认识。在鲁迅与梁实秋论争问题上,避免非历史的反思历史倾向,重新细读鲁迅、梁实秋的文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梁实秋:现代文学史上的"反主题"批评家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特点鲜明的批评家.在梁实秋早期对新文学的严厉批评中,即显示了其片面中又不无某些深刻的文学见解,他注重理性、标准与节制,强调以所谓"文学的纪律"来抑制浪漫的态度,反对感情决溃.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是梁实秋"人性论"的基本架构.他在20世纪30年代同鲁迅论战,暴露了其贵族化的立场,但他对当时"左"的机械论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有的也切中肯綮.由于现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梁实秋的文学观注定要被现代文学主潮抛弃.但作为一位有理论个性的批评家,无论是得是失,他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其特有的痕迹.     

论《雅舍小品》的审美风格及其在中国大陆的接受

梁实秋《雅舍小品》的写作是他从文学批评到文学创作的一种转折,但梁实秋又在这些小品散文中,将自己反对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古典主义文学倾向、对理性与人性的推崇以及反对文学太贴近时代等主张,融化到雅舍小品乃至其它散文的写作中,形成了不同于新文学主潮的独特的审美风格,但是这些小品在许多方面也背离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艺术张力。而中国大陆清理阶级斗争为纲而呼唤大写的人、跳开现实的直接性而“寻根”以及90年代的随笔热,正是雅舍小品展现艺术魅力的文化土壤。     

一桩被“遗忘”的诗学旧案: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中的“二梁之争”

1936-1937年发生的梁宗岱与梁实秋关于"象征主义"的论争,一直未引起学界太多的注意,而在颇为复杂的"二梁之争"背后,实是两位学者因不同的学理渊源所引发的一次诗学问题的交锋。梁实秋古典主义的伦理人性诗学观和梁宗岱象征主义的纯诗论诗学观是他们论争发生的根源所在。论争对中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建构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     

相遇·对话·创生--文学人类学在20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人类学作为一种边缘性的思维模式和批评方式,不仅为西方学界所重视,也进入了20世纪中国学者的视野.本文回顾了文学人类学方法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早期尝试,分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在文学人类学这一世界性潮流中的思考与实践,并以闻一多、叶舒宪为个案,分别对20世纪上下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学者在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上的有效结合进行阐述.新时期的文学人类学热潮对作家的创作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为文学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更为宏观的世界视野.人类学意识在理论、创作与批评中的多重显现,显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界、学术界开拓文学空间的深入努力,对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论梁实秋对文学批评学科的建构

一些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著述,只注重梁实秋以新人文主义或古典主义批评五四文学或“普罗文学”,忽视了梁实秋在建构文学批评学科上的贡献,而梁实秋在这方面的努力才是他作为现代重要的批评家的主要方面。梁实秋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文学鉴赏、哲学、美学、伦理学、科学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严格的界说,并且对西方批评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反省,这是现代其他批评家所没有做到的。     

“诗言志”与中国文学传统——兼对抒情传统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非空洞的存在，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一种中国问题意识，由此反观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有必要对其作出认真的清理与反思。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具有起源性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陈世骧等人上绍孔子，以“诗言志”传统为其学说提供依据，亦可谓沿波讨源。但考察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这种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此种解读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以其观点为基本规约形成的“诗言志”及其中国文学传统中，作为“正统”之外的某种“异端”，都不能构成相互的理论支持，相反形成了一种来自“正统”与“异端”的质疑与反颠覆关系。这在造成理论阐释的错位与误读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理论的瓦解。走出这种理论困境，需要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套用回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上来，也就是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并对之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阐释。     

“无意识”批判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据说在心理学界并不十分受到推崇,但是它对当代西方美学、文艺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众所公认的.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艺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一学说;翻开中国现代文学的长卷,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学说自“五四”始被译介、传入中国后,中国的文艺家也鲜有未受其熏染的.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有五大理论支柱,它们是:无意识理论、婴儿性欲理论、恋母情绪理论、抑制理论以及转移理论.其中,无意识理论不仅是其他理论所围绕的核心,也是对美学、文艺学影响最大的理论.应当指出,弗洛伊德并不是无意识的最先发现者与阐发者,其前如维柯、黑格尔等人在论述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时就已经对无意识有所涉及.维柯在《新科学》卷二里谈及原始民族认识事物的基本方式时就说过:“由于人心的不明确性,每逢它落到无知里,人就把他自己变成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原始人的这一行为其实就是由无意识的心理机制所致.黑格尔指出原始艺术的象征源自“完全沉没在自然中的无心灵性(不自觉性)和完全从自然中释放出来的心灵性这二者之间”,他的话显然也涉及到了无意识领域.弗洛伊德自己也说过:“精神分析并不是我首先迈出这一步的,要指出我们的前辈,可以指出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尤其要     

“河流文学”:一个新的论域

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自古与文学密不可分。中国是大河文明之国、内陆河流大国,书写河流是古老而恒久的中国文学母题。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大量丰富的河流文学文本,是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但至今"河流文学"并没成为一个通行的概念术语,尚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更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考察和研究。"河流文学"主要指以河流或与河流相关的事物为主要题材、表现对象、核心意象、叙事背景的文学文本,它与临河住民的生存状态、文学家主体的生命体验、诸多现代性话语密切相关,既是文学地理学视域中的重要内容,又是乡土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论域。     

科学文艺论在借鉴和论辩中发展——重读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入开展,文学领域发生了以鲁迅为代表的"阶级论"与梁实秋为代表的"人性论"的论辩。鲁迅在论辩中发表了长篇论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文章指出了新月社标榜"文艺自由"的虚假性与反抗专制压迫的软弱性,阐明了自己译介苏俄文艺理论的动机与目的,并对梁实秋用"人性论"否定无产文学的种种错误论点进行了辩驳。     

论鲁迅与新月社的论争及其他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社批评家提倡＂普遍人性论＂、＂天才论＂的文艺观,并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可能性的过程中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鲁迅认为文学兼具阶级性和人性,他揭露了新月社潜隐的资产阶级意识及其替国民党政府＂维持治安＂的心理与意图,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合理性进行了辩护,进而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宝贵的精神资源。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的学术论衡

本文对近年来出现的"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与辨析,认为"民国文学"说不恰当地攻击了已为学界所广为使用的"现代"、"现代性"等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性概念,体现的并非文学史观的进步。另一方面,"民国文学"所主张的文学史分期依据、分期界限等也存在偏颇,即过分强调了国体、政体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却忽视了其世界背景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缺乏一种大历史观与大文学史观。     

一本关于“青春”与“美”的书——读王光东著《关于浪漫的沉思》

李大钊曾用“青春”二字来概括“五四”的气象,后来梁实秋又补充说,“青春的气质总与浪漫的风度相联”,平心而论,近70年中国文学发展中居“弄潮儿”地位的,恐怕正是代表浪漫派的创造社一班人马。把郭沫若与创造社作为中国现代浪漫精神的“原型”,置于艺术与历史的形而上层次去考察,王光东在他的著作中展示了一种欲穿透历史表象的高屋建瓴的理论气势。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重写文学史”问题考辨

“重写文学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和中国文坛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欧美学界关注文学史话语和书写机制的权力关系,中国学界重视历史文学的底层经验和书写策略.新旧形态的历史主义习惯将文学史观念襄挟在文学作品和社会语境之间,文化诗学批评则关注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文学活动、作品与情景之间的活态历史,以及史学与诗学之间的理论生态.文学史体系之下存在的是经典形塑的文化史空间,重写文学史问题之下则是以往被遮蔽的活态历史和民间经验.     

审美经验中的“以香为美”——嗅觉美初探

西方传统美学理论对嗅觉美持否定态度,然而,以怡人的芳香为美的审美经验却大量存在于东西方人的审美实践中,并在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印度佛经相关理论及西方当代美学理论中得到说明。审美实践表明,美是有价值的愉快对象,有价值的嗅觉对象同样被人类视为美。中国、印度和西方以香为美的实践和学说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嗅觉美与味觉美的紧密联系。而嗅觉美的典型表现形态——自然花香之美与人造香水之美在人类审美感受和创造活动中的大量存在,也为嗅觉美回归美学研究园地提供了鲜活例证。     

荒诞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对于中国荒诞文学的发生,目前学界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中国荒诞文学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西方荒诞理论提供的思想资源,但更是中国文学发展到当代的自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