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善向上:基于良性互动的算法新闻治理伦理研究

算法新闻重构了新的新闻传播生态,但也暴露出一些伦理问题,最核心的是算法黑箱与新闻透明原则的矛盾、算法霸权与媒介公正的对立和算法操纵与委托信任的冲突.解决算法新闻产生的伦理问题,必须明确算法是非人类的"网络行动者",但并不是独立的伦理行动者,"人"才是算法新闻的责任主体.算法新闻治理的逻辑起点应回到技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算法新闻治理应将不作恶、不滥用的"向善"作为底线伦理,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负责和对社会健康有序运行负责的"向上"作为责任担当.算法新闻治理需要建立多主体协同共进的治理体系:政府要充当好规则制定者、过程把控者和底线管控者的角色;平台机构要承担算法新闻治理的主体责任;公众应自觉避免新闻消费中的盲从或被动现象,传统媒体应严格职业把关和审核机制,拒绝迎合人性弱点及惰性的新闻生产.公众与传统媒体的共同责任在于实现对算法新闻的纠偏、改进与监督.     

向善向上:基于良性互动的算法新闻治理伦理研究

算法新闻重构了新的新闻传播生态,但也暴露出一些伦理问题,最核心的是算法黑箱与新闻透明原则的矛盾、算法霸权与媒介公正的对立和算法操纵与委托信任的冲突.解决算法新闻产生的伦理问题,必须明确算法是非人类的"网络行动者",但并不是独立的伦理行动者,"人"才是算法新闻的责任主体.算法新闻治理的逻辑起点应回到技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算法新闻治理应将不作恶、不滥用的"向善"作为底线伦理,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负责和对社会健康有序运行负责的"向上"作为责任担当.算法新闻治理需要建立多主体协同共进的治理体系:政府要充当好规则制定者、过程把控者和底线管控者的角色;平台机构要承担算法新闻治理的主体责任;公众应自觉避免新闻消费中的盲从或被动现象,传统媒体应严格职业把关和审核机制,拒绝迎合人性弱点及惰性的新闻生产.公众与传统媒体的共同责任在于实现对算法新闻的纠偏、改进与监督.     

社会力量监督在公务员廉政建设中的运用

社会力量是政府与"非政府"之间联系的中介,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公务员廉政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形成"压力集团"对政府和公务员进行监督,既能促使政府加快公务员廉政建设的步伐,又能培养公务员的廉政意识和自觉性。然而,由于各种负责的原因,在公务员廉政建设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出现了不到位的现象,我们应该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认真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泛媒化时代编辑"把关人"网络舆论引导策略探析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社会化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传统的"把关人"角色正在发生嬗变,新型网络媒体"把关人"涌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论呈现传播广泛性、衍变突发性和治理复杂性的特征,对编辑的把关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负面网络舆论的诱发,与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论分化与情绪宣泄、网络编辑的新闻真实性把关失守和社交媒体的编辑主体意识不强有关.从编辑把关角度而言,网络舆论引导策略至少包括:强化各级编辑把关的主体意识,进行全媒体化过程筛查;严守内容把关职责,创新审核筛查机制;把握媒介融合机遇,提升专业化的媒介素养;勇担社会道义责任,实现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     

自媒体时代新闻伦理问题探析

在指出自媒体时代新闻伦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转型期矛盾多样化、“把关人”作用的缺失等原因,提出了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提升公众基本媒介素养、完善自媒体的法制建设等解决自媒体时代新闻伦理问题的解决策略.     

微博对新闻生产及新闻观的改变与冲击

围观产生力量,这恐怕是微博力量最具中国特色的解释之一。在中国,微博改变了传媒生态和传播方式,在微博领域里,官方微博用户、普通微博用户和以新闻从业者为代表的媒体微博用户构成了"泛新闻工作者"阵营,他们的微博实践,影响并改变着新闻生产环节。具体来说,新闻源的全民化,新闻制作过程的社会性,新闻发布方式的多样性,跨越组织化,实现全民性、社会化,正是微博语境下新闻生产的新表征。尽管微博力量变革着传统的新闻生产,但是它依旧没能改变社会对于"新闻"的定义。     

以民为本、公正协调是政府角色定位的基本原则

区分清楚政府"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是定位政府角色的基础.现实中的政府是社会中的暴力垄断组织,其产生与持续存在均有深刻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匪帮"和民众理性自利的结果.文明发展和历史潮流要求政府应该是为全体社会成员谋福利的工具,而不是一部分人掠夺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并且它应该建立在社会契约等理念的基础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社会利用知识的理论以及现实发展的需要,都要求政府角色定位应遵循"以民为本、公正协调"的原则."保障民权,尊重民意,关注民生,激发民资,开发民智",是政府实现"以民为本"的有效措施;建立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社会实现"以民为本"的关键."以民为本"将揭开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新闻真实性的语言构拟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新闻的真实是通过语言世界对客观世界进行构拟的真实。不同阶段的语言构拟,使新闻在制作、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与原始事件的客观真实产生了一定的差距,这是语言构拟的主体(把关人)对上一环节构拟出来的"真实"进行主观过滤的结果,而讲究新闻真实就是要在这一次次的不断的"构拟"中寻求主观与客观的平衡。     

从把关人理论看当代新闻人才的培养

新闻从业人员作为重要的"把关人",在新闻报道的采集阶段、加工阶段和发表阶段都掌握着信息传播的生杀大权.作为向媒介产业源源不断输送新鲜血液的高等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在信息时代的大环境下如何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合格新闻人才,是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本文从新闻把关人理论的角度探讨当前高校新闻人才培养问题,提出高校应强化"通识教育",与新闻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加强新闻实践环节,积极培养学生的媒介组织观念和政策观念.     

大众媒介的自我检视——美、加等国新闻公评人制度探微

被称为"新闻病理学家"及"媒体雇佣的良心"的新闻公评人,是欧美国家新闻机构自我检视的常见做法.很多媒体希望藉由自我监督,加强与受众的联系,增进他们的信任,减少政府干预.本文对西方国家新闻公评人制度的起源与功能设计,美、加等国的新闻公评人制度,新闻公评人的具体职责、工作方式、职业素养、独立地位与遴选任命,以及新闻公评人制度的困难及发展前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中国贪腐丑闻的生产场域及其作用方式研究

贪腐丑闻是指公开传播的有关政治人物（或组织）违反法律法规、党纪政纪、社会公德或公众期望等不当行为的信息。对贪腐丑闻生产场域的考察可以了解各种社会权力是如何通过作用于新闻生产场域而影响贪腐丑闻生产的。在我国,政治场域中的权力斗争成为贪腐丑闻生产的决定性力量;媒介组织在市场机制和宣传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一方面要挖掘和报道贪腐丑闻,另一方面又要与党和政府的宣传政策保持一致,受到多重审查和＂潜规则＂的制约;公民社会环境的不成熟未能为中国媒体的贪腐丑闻生产提供良好的公共空间;网络媒体建构的部分公共领域成为支持我国传统媒体进行贪腐丑闻生产的新兴力量。     

负面消息、政府姿态与新闻的辨析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社会的变动产生信息,新闻和信息本身没有正负,只是对社会产生的效应既有积极作用也有破坏性作用.及时、真实地公开信息和报道新闻,可以使社会有望实现最小成本下的社会预期;将新闻冠以"正、负"不利于多种声音语境下的事实辨析,不利于使信息在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关注下去伪存真.承认并尊重受众的知情权,使政府与媒体保持一定距离,还信息传播于媒体,既是政府对解决问题充满信心的姿态,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大众传播中的具体体现.     

脱域: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生产

吉登斯提出的“脱域”概念,描述了其作为一种生产机制通过时空转换组合所形成的社会关系重构.互联网为“脱域”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它本身就是脱域的条件和动能,它成为今天新闻生产的现实背景.互联网技术使新闻生产的链条和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脱域性主要体现在:新闻生产的主体多元化、新闻生产的客体多元化、新闻生产的范式互动化.针对当下新闻生产中的脱域之困,媒体将作出媒介全球在地化的策略选择,即型构本土媒介社区新闻生产体系.     

融合发展、综合创新:2016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述评

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在2016年有了新的发展,通过文献梳理、对比分析,将2016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归纳为9个方面。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等系列会议上的讲话,指明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和定位,深刻回答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闻舆论观是指导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重塑和改变着中国新闻业,“媒体+直播”的模式成为众多媒体突出新闻现场感的报道模式,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始变革新闻生产方式,VR技术进入媒体领域并不断深入,社交化媒体成为重要的舆情场域,在社交化和数字化变革发展中的新闻业呈现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局面;媒体融合从业界的媒体创新实践上升到国家战略,媒体融合成为传媒集团创新实践的重要手段,学界也对媒介融合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解析,反思了目前媒介融合的难点和发展瓶颈,认为亟需从业态的媒介融合转向社会形态的媒介融合;在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过程中,传统媒体需要通过媒体平台间优势资源的互补、重组与整合,通过组织融合和机构创新实现战略化转型;数据新闻成为新闻业重要的创新实践,在改变新闻生产方式的同时衍生了出其他社会现象,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和同质化阅读普遍,数据新闻缺乏深度和人文思考的问题突出,应以政府为核心实施“大数据战略”,增加数据新闻的新闻温度;新媒体产品创新的理念和产品重构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媒体发展进入了社交基因全面渗透时期,新媒体从业者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片面追求市场效应和商业利益,应促进社会化媒体的舆论健康发展;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多种意见的集散地和多元价值观的呈现场所,应从政策法规方面完善网络安全管理,明确各行为主体要担负的互联网治理责任,优化互联网治理模式,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让网络生态逐渐好转;在“互联网+”环境下,当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做的却是“+互联网”,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应在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中反思新的理论面向和学科范式,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入认知传播视角思考传播学研究的本土转换,反思新闻学的规范性研究;新闻传播院校应推行适应新闻业变化的新闻传播教育,要明确人才培养定位,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升新闻传播人才综合实力。     

政治话语的转型与新闻文本的制作

新闻文本与意识形态联系紧密。随着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不断扩大,世界各国统治阶级不断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现代政治传播领域内新闻话语出现了更新和转型：意识形态的诠释更加巧妙,政治话语的基调更加平实,利益博弈中更加注重对话,政治活动充满了表演的痕迹。政治传播要实现传播意识形态、引导公共舆论的任务,必须首先尊重受众的信息接受心理,按照新闻文本的生产规律制作政治新闻的文本。我国政治传播应该跟上世界潮流,尊重现代新闻文本的生产规律,用现代意识形态指导政治传播,政治话语实现由灌输向沟通转变,这样才能提高舆论引导的社会效果。     

边疆多民族地区网络政治传播的失序与治理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政治参与制度的供给迟滞于制度的需求,使得网络政治传播游走于失位、越位的政治空间,造成网络政治传播的失效与失序。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中,多元网络社会思潮的涌现、网络政治谣言的频发、虚假新闻信息的泛滥,引发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赤字,成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失序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阻止极端思想传播,截获并分析网络政治谣言和虚假新闻信息的同时,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还需要主动适应网络政治传播的新形势,积极拥抱新媒体,执行战略性传播,加大对官方门户网站和政务微博的建设,不断拓展微信政务平台,使其成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新平台。     

从“苏报案”到“天窗”——浅谈革命舆论与晚清新闻出版之立法

报纸成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要的媒体资源.因没有对新闻及时立法,清季爆发的“苏报案”等报案,令清政府感到措手不及.晚清的报案不同于康乾之时的文字狱,而报案的发生反过来促进了中国的新闻立法.但清季的新闻立法并没有起到实效,而革命党人巧妙地利用了报纸宣传革命,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诸如“国风报案”与山西巡抚被免、“大江报案”与国内舆论以及辛亥年间的假新闻,等等.因此,晚清由报纸主导的社会舆论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革命,更顺应了时代潮流.     

电子新闻生产的速度准则及其伦理困境

对时效性的追求本是新闻的应有之意,然而在电子媒介的速度准则下,“极速”改变了社会时空的意义,使新闻生产呈现出新的特点。碎片化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叙事的断裂和整体感的缺失,而网络新闻信息快速生产的方式则导致了海量信息和价值的流失。在此背景下,“反映真实”这一新闻的基本伦理面临挑战。在此种情形下,新闻工作者应该转换自己的工作思路,突出其作为信息解读者的功能,加强对信息的深度解读,扮演好社会批判者与信息解读者的角色。     

融媒体新闻生产的实践思考

融媒体新闻生产不是单纯新闻信息输出,应将用户体验、产品活力与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结合起来,深度把握融媒体新闻生产的本质意义,并行思考融媒体传播的“融合”与“拆分”,破除融媒体新闻生产中简单化消融传统媒体、内容同质化相加,播发平台机械化转换等弊端,真正融合声、屏、报、网、微、端的综合优势,拓展新闻产品的信息空间,提升新闻产品的社会价值;顺应受众接受习惯,优化用户体验,依托新闻主阵地,增强新闻产品的美誉度,夯实新闻产品的公信力;打通主流媒体与社会媒体的业务通道,增强新闻产品的活力,扩大新闻产品的影响力。     

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

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新闻媒介职业化历程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言论、出版自由最初与报纸无干,后因报刊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导致统治者的压制,于是,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也就延伸到新闻自由;第二,大众化报纸产生后,经济独立带来角色变异,成为代表民意、监督政府的独立力量.新闻自由恰为免除政府对报纸的干涉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法律中所规定的个体言论、出版自由实际成了媒介--制度的自由;第三,媒介-制度新闻自由的现实,与法律规定的个体言论、出版自由不谐,法律界人士遂提出"第四权力"理论,试图重新界定新闻自由,并使之与原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相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