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改革四论——以湖北为视角

对比湖北乡改的预设目标,县政成为乡政改革成功的关节点,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和构建基层服务型政府,都有赖于县政的转型.乡改所导致的某种程度的"虚乡"和"实县",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连续性的体现,也暗合了中国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当然轨迹,即国家权力下沉乡村和乡村自组织生长双向趋势.对乡政改革的疑问,实质是对乡村治理体制转换的疑虑,而乡村治理体制转换的核心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调整.单一的乡政改革,不与县政转型互动难以成功,必须建立面向乡村社会的职能异构的县政体制.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     

20世纪以来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议行合一制"、"政社合一制"、"乡政村治"三种基层政权组织形式.但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造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的严重对立,致使我国建构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下一步,我国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是: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的乡镇基层政府,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现代国家转型视角下的乡镇重建——写在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之际

取消农业税意味着国家的整合转型,这种转型要求乡镇实现自身的重构。这种重构的过程既是凸显其公共性、自主性和合法性的过程,也是乡镇通过制度化建设调整其与乡村社会、市场关系的合理化过程。其核心在于实现乡镇政府功能的重塑,使其真正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调适

我国现行的乡村治理结构是"乡政村治",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然而,随着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及实施,这一治理结构的不适应性也越发明显。由此,改革这种乡村治理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构建一种"镇政、乡撤、村派、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但构建这种新的治理结构需要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即法理依据问题、人员安置问题、财政负担与来源问题、"村派"机构与"组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非正式制度: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应有范畴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都是协调行为的重要规范,两者是相互配合的关系。决定规范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实现形式的是投入的边际社会收益。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系依赖的是非正式制度,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正式制度,还需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乡土文化、风俗乡规、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为推进非正式制度建设,助力乡村振兴,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做好政策的宣传与教育;寻找"乡土基因",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共振";借鉴风俗乡规,实现乡村善治;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中乡村参与式治理的博弈逻辑

乡村参与式治理过程是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博弈过程。在博弈过程中,不同治理主体对乡村治理资源分配具有共识性与分歧性。在承认国家权力具有最高仲裁权威的基础上,各参与治理主体力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乡村参与式治理博弈过程最终不断推动乡村治理机制更加趋于合理性与公正性,促使利益共赢局面的形成。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从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看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平衡农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有效形式;要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就要完善现有的乡政村治格局并使之日趋合理：扩大乡镇民主,软化乡镇权力;完善民主自治机制,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培育和发展乡村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项目制背景下的乡村关系——制度主义的视角

项目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基层政府通过项目捆绑的形式支配村庄。其自利性刺激了村庄的自主性和自利性冲动,村庄利用"躲项目"和"争项目"的策略,对基层政府实施反支配。乡村互动的支配与反支配结构,根源于基层项目治理制度构建的权、责、利三者非均衡分布,并表现为乡镇—村庄(基层组织、农户)二元结构的乡村关系。乡村关系的二元结构通过行政权、自治权的博弈得到稳定。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研究

学术界对中国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主要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下展开的,集中对乡村社区"权力结构"变迁、城市街区"权力结构"变迁以及"实践"(动态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三个层面进行了诸多讨论,得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国家(政府)是铁板一块的或"同质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仍旧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状态.     

由个体与国家到团体与国家--乡村治理中农民利益表达形式的历史转型

在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结构中,由于农民没能形成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无法使国家明确感受到农民集体的利益诉求,从而使国家政权往往只按照自己的意志,想当然的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进而造成了乡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村委会的过度行政化,而未成为预想中的村庄利益代言人;逐步减免农业税,为村委会的去行政化开辟了道路,但也同时可能造成乡镇政权唯上是从的官僚化倾向.因而,应扩大自治的空间范围,增加乡政中的民主因素,以制约乡镇政权的官僚化倾向.在此基础上,使村和乡镇组织真正成为农民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建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民主合作机制.     

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乡村权力结构的一系列演变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可能实践空间.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统治"行动向"治理"实践的转型,其实质就是要打破"国家强制权"作为唯一管理力量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安排与合作机制建构.新型治理机制的建构不仅能保证乡村权力结构多元化后新组织架构的高效运行,而且还能进一步夯实农村社区治理必需的社会根基,进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契约性整合".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未来走向——从"乡政村治"到"县政乡社"

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行政化、权力二元化、城市化等十大挑战.从"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乡镇直选、村庄合并、费税改革及乡镇机构改革等实践使"县政乡社"模式从构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国家、社会与官僚机器三维视野中的乡镇机构--以水利站与司法所为例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本文认为,理解乡镇机构生长的逻辑,必须将其置入国家、社会与官僚机器三维视野予以考察.它是国家权力的"集装器",又有乡村社会赋予的社会权力,还具有拓展自主利益的官僚权力,依靠强制性或规劝性技术实现权力的弥散.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农民的分散性,对乡镇机构权力规训的软弱正在侵蚀其正常生存机制.     

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对乡村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供给与需求:关于乡镇政府未来去向的分析

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看,由于乡镇政府"经济人"特性的张扬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因此乡村社会面临着治理危机.乡镇治理要顺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将国家承担的部分职能转让给社会,让社会自主治理,逐步取消乡镇政府,并通过制度供给控制乡村社会,实现乡镇的有限自治,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上来说都能化解乡镇治理危机,这才是合乎理性的路径选择.     

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的特点——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是现代权力网络的四大维度。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的运作类型、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以及内部规训、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的运作机制等四个方面。传统中国是个国、家同质的社会,其基础由一个个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直到晚清,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阶层由保护型经纪人向营利型经纪人蜕变,国家才开始了以国家政权官僚化与理性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强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因此,许多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在寻求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资源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与理论中,而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IEMP模式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