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三维视野

执政合法性问题是关系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尊严性的重大问题,直接决定政权的获得和巩固,是执政党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为此必须确立顺应民意的科学的绩效观,维护人民的利益和促进大多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塑造法理型权威,建设法治型政府、参与型政治、责任政治和程序政治,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同时要保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性,强调主导意识形态的优势,不断开拓现代意识形态资源并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完善和优化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以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价值基础。     

经济转型期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维护和重构

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包括意识形态基础、有效性基础、规则基础。经济转型期,由于体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出现了腐败和贫富分化等问题,这些不可避免地给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深刻的影响。执政党需要加强对合法性的认识,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执政的有效性和程序合法化的制度规则建设,不断拓展和汲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巩固执政地位。     

经济转型期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维护和重构

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包括意识形态基础、有效性基础、规则基础。经济转型期，由于体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出现了腐败和贫富分化等问题，这些不可避免地给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深刻的影响。执政党需要加强对合法性的认识，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执政的有效性和程序合法化的制度规则建设，不断拓展和汲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巩固执政地位。     

转型期我国政治合法性面临的困境及其重塑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系统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国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困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合法性困境主要表现在:腐败侵蚀着合法性基础.经济高速发展后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困境",民主制度供给的有限与民众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对合法性的挑战.坚持科学发展,以绩效性维护合法性,整合意识形态,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强化社会共享的信仰,加强宪政与法治,强化法理型权威,是重塑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有效路径.     

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公众基于某种价值和规范而对政治系统产生的认同和忠诚.这就是说,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政治系统要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应当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否则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分层次地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进行深入考察,并从构建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政绩、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基础的角度分析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路径.     

从政治哲学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是当代政治理论用来分析社会的一个重要参数,也是解读中国共产党"何以继续执政"的当然视角。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必须实现执政合法性论证模式从历史到现实的视角转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执政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提高社会公平度,构建和谐社会,增强执政合法性的群众性基础;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确立共同政治理念,广泛形成政治共识;推进民主化进程,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维系合法性。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兼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必须有一定的政绩支持,有效性是合法性的最重要基础之一.但如果把政绩或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则有可能产生所谓合法性的"政绩困局"的现象,危及政治体系的稳定.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成为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并没有成为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因而也就不存在合法性的"政绩困局".但是,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合法性就稳固了的思想却随处可见,我们对此应该保持警惕.为了避免合法性的"政绩困局",我们采取的战略是,继续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同时,努力强化多元化的合法性基础.     

政绩合法性与政府绩效评估创新

政绩合法性是指政党和政府通过改善政绩,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满足民众发展基本需求,获得大多数民众对其政权的认同与支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依法执政的执政规则、民众认同的执政绩效构成政绩合法性的基础;政绩合法性是政府绩效评估的前提和基础,政府绩效评估是巩固和增强政绩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推进政府绩效评估创新是破解政绩困局、化解合法性危机、巩固和增强政绩合法性基础的有效途径.     

合法性危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

二战后出现的东亚国家权威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负面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因素等.但是这些合法性是比较脆弱的,在权威主义统治的后期,由于"负面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弱化、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且日益严重,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契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在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察有助于扩展对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增进对权威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原因和特点的认识.     

合法性转型与当代中国传媒的新使命

合法性是指民众对政府统治正当性的认同。在改革开放前,当代中国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将社会主义唱“好” 和将资本主义批“坏”成为传媒的根本使命。改革开放后,政府以政治绩效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市场经济催生了国人的求富欲望与权利意识,传媒必须以满足公民知情权、监督权和表达权作为新的历史使命。政治绩效合法性虽为公民权利意识找到了立足根基,并为传媒转型提供了历史动力,但这种合法性对经济绩效过分依赖,未能满足公民的政治参与诉求,因而成为阻碍传媒承担其新使命的关键因素。只有进行第二次合法性转型,走向法理型权威,将政府之权威奠定在规则、程序和制度之上,中国传媒才能真正实现其新使命,以回应时代需求。     

论政绩观的价值诉求及其建构

政绩价值诉求是政绩观的核心要素,是政绩行为的动力和政绩评价的基础。政绩价值诉求的历史发展促使了反映人民利益与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绩观的产生。从历史经验和当代政治诉求来看,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公共秩序的和谐稳定是时代赋予政府的基本价值诉求。我们应该以此为基准,科学地规范政府与公务人员的职能定位,明确限定其职责权限和工作任务,建立完整的政绩考评体系。     

论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成因、影响与对策

现代政府合法性之根本在于其实质合法性,即政治学意义之合法性,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政 府所主导的政治理念与价值,所制定与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及其施政行为与施政效果 的认同和支持。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现象对政府存续运行构成了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亟须予以充分认 识与有效应对。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的影响因素应锁定公共资源之可获得性问题、社会利益与信念过度 分散性、公共契约不完全性、政府失灵、政府间竞争以及公民社会成长之持续挑战等根本性问题。各级政 府、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应与社会多元主体不断增进共识与互动,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型管理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从而逐渐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依存、良好合作的政治局面。     

"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合法执政是现代政治的要求.任何政党要想持续不断地获得合法执政形象,就必须积极适应时代的变化,并根据时代变化的要求,即时调整自己的执政基础和施政纲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新的政治合法性的利益诉求.     

政治信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生态建构

政治信任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而政治生态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文化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生态的建构有赖于政治信任体系的建立与健全。     

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利普塞特着重从政治社会学视角阐释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论题。他认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政府治理的持续有效性对于提升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它产生于旧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必须深入时代变革的现实中寻求危机的根源并加以化解;可通过培育政治认同、包容多种政体类型、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等路径提升政治合法性。利普塞特力图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审视政治合法性论题和政治制度设计,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偏好,即美国中心主义。     

试论政治生态视野中的和谐社会构建

政治生态作为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功能系统,是实现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重要政治条件;建国以来我国的政治系统中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整合弱化以及政治不作为、寻租性政治腐败、“有组织的”生态政治风险以及“社会参与基础缺失”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等反生态化的倾向性;因而,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综合治理这些政治生态中的不和谐要素,建立与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良性政治——经济生态、政治——制度生态、政治——伦理生态和政治——社会生态。     

浅析政治文明对于政治发展的作用

政治文明是社会政治发展的总体体现,是政治成果的总和,具有动态性、继承性和进步性的特点.它对于政治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能够引导政治发展的方向,并能为政治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政治文明的渐进性能保证政治发展的稳定性.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依赖于主体政治文明的确立,并且,制度文明的拓展能为政治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论哈耶克的合法性理论：在形式与实质之间的努力

政治合洪胜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人们要认可并服从一定的政治系统。所以,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要追求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过程来看,合法性有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之分,二者如果保持适度的张力,是维持和稳定一定政治系统的重要合法性基础。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流分支,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长期居重要地位,而哈耶克作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其合法性理论在形式与实质之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希望在合法性理论日益成为当今我国政治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之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