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科学为人类幸福服务——1983年1月10日在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我来参加人口学会的理事会会议,与人口学界的学者、专家们见面,很高兴,首先表示祝贺。这次会议开得很适时,党的十二大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给全国人民绘制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宏伟兰图,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这就为人口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要在十二大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精神指引下,积极开展研究工作。     

彭珮云同志在“第五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首先我代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热烈祝贺第五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暨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会扩大会议的召开,并借此机会向人口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我到国家计生委工作将近两年,对人口问题刚刚开始研究,还是一个小学生。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人口学会的同志要我发言,我想就我国当前的人口形势、计划生育工作和人口科学研究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

所谓城市化，简单地说就是指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或是指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①。具体地说来，它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非农业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实现城市化的途径，城镇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地区分布的变化，工农和城乡之间关系的特点，以及城镇给构和现代化水平等五个方面内容。     

年少期的生存函数模型(续)

(四)生存率函数分布模型准确性的验证——日本人口的例子 上面我们已用大量的简略生命表验证了模型的准确程度。一个模型的准确性只有用适合于它的可靠的实际数字才能验证,由于Weibull分布模型是用连续可导的函数形式来表示人口生存变化情况的,而生命表的函数是用折线形式出现的,尤其是在简略生命表的场合,每五岁组为一段,用它来验证操型的准确性毕竟是太粗略了,所以我们最好改用作得较精细的生命表。这里我用的是日本人口完全生命表。     

紧持党的正确路线是人口科学健康发展的前提

大家都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口科学真正获得了解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促进人口科学发展的关键性影响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在真正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时候,才强烈地意识到过快增长的人口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才产生了发展人口科学的迫切的客观需要,正是这种客观需要为人口科学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郑州二七区“五个一”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

近年来,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把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作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主要内容,探索出＂五个一＂工作法,连续五年保持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一有一个运作高效的领导组织。成立以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领导小组,并把它列入年终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     

来信摘登

华南师范大学人口理论小组:值此贵刊公开发行五周年之际,我们诚挚致以热烈地祝贺!创刊以来,你们一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我国人口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探索人口科学、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等方     

日、欧人口转变过程的对比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600多万日本军人及其家属从海外被遣返回国。他们结婚或者恢复夫妻生活,致使日本人口出生率陡增,四、五年间日本人口增加了1100万。结婚生子的喜庆暂时冲淡了战争带来的贫困,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加剧了贫困。生活的困苦很快为千家万户所感知,它迫使人们尽可能地减少生育。1948年,日本政府制订的     

中学人口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我国的中学人口教育工作,自1980年在10所中学进行试点以来,已经五年多了.我校是10所试点中学之一,五年来,我通过教学实践,逐步认识到中学人口教育是十分必要的.首先,中学人口教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所必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统一.我们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那就不仅要计青年一代掌握物质资料生产的科学理论知识,而已要让他们掌握人类自身生产的科学理论知识,这样才能有计划地培养未来世界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在第五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

首先我代表国家计生委热烈祝贺第五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暨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会扩大会议的召开,热烈祝贺自从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以来,我国人口学界在科研、教学、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借此机会向人口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苏联人口研究:历程和论战

争论和实际问题的论战 苏联的人口研究争论颇多,尽管它开展的时间还不太久。争论,有纯理论的,也有就现实人口问题展开的。概括地讲,自从苏联开展人口研究以来,比较集中的论战迄今至少有五次之多。 第一次是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关于农村人口过剩和人口迁移流动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的报导鲜见,且都载于很久以前的杂志刊物上,详情不知。     

十条经济建设方针与我国的人口问题

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今后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为我国确定了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这十条方针不仅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同时也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它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这一套基本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妥善处理和解决了今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如何同我国众多人口及其发展相互适应的重大课题。正确认识十条方针与我国人口问题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十条方针的理解,以便在实践中更好地遵循这些方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跨世纪的挑战

对你们给予我的荣誉,我感到不胜荣幸。我简直不能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就象一个梦想——一个变为现实的梦想。如果几个月前有人告诉我,我将从这所驰名国际、声望赫赫的重点大学获得如此殊荣,我只会不相信地一笑了之。这是一座造就了众多世界著名学者的殿堂,一方培育了无数哲学家、思想家、作家、教师、研究人员以及社会和政治领导者的圣土,能够成为这样一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我感到无比幸运,同时觉得当之有愧。尽管我自惭并不具有何等的才能来匹配你们所慷慨授予我的这份荣誉,我仍深怀感激,中国人民大学产生过最富创造性的学说,颇具启发性的理论,引人深思的论文,以及对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的敏锐阐释。在呼吁政治领导者重视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方面,中国人民大学一直走在最前沿,即使在五、六十年代也如此,如今它继续做出着宝贵的贡献。70年代早期,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学家们就对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大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人口理论创新

我是在1976年起开始涉足人口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的,从1978年起先后参加了第一次～第八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人口研究》创刊30年来,我是它的最忠实读者之一.我喜欢看《人口研究》,也经常给研究生介绍和指导在《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中的一些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建议.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推动新世纪人口科学发展——第五届浙江省人口学会工作报告

受第五届浙江省人口学会常务理事会的委托，我作本届学会工作报告，请同志们审议。     

努力打造惠民福民的人口计生事业——专访山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杨增武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有“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的说法；历史上，山西曾向外移民十几次，全国不少地方流传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说；此外，“晋商”开启了中国民族金融业，蜚声海内外，山西对华夏文明的影响之大可窥见一斑。如今，山西省人口计生工作也呈现出晋地人文特点。特别是近年来，山西努力打造惠民福民的人口计生事业，全省有声有色地开展了优质服务“五到家”活动，备受群众欢迎，为百姓称道。本期特向广大读者专介山西的“五到家”活动，以为借鉴。     

关于我国人口政策的几点思考

新中国人口政策的形成与完善,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它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几经沉浮,几经周折,在我们失去了一个个控制人口增长的时机以后,当我国的人口问题日益暴露再也无法回避之时,它才艰难地站立起来。从70年代初我国的人口     

年龄别死亡率数据异常的检验与讨论

由人口调查结果计算得到的年龄别死亡率 ,一般不能直接应用于人口研究中 ,还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检验和修匀。本文提出了用死亡率的差分来检验、判定调查死亡率异常的发生 ,并用它分析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全国和各省区人口死亡率的数据质量 ,在此基础上 ,讨论了发生异常的原因。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并代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滕藤的发言

同志们、朋友们: 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同志今天有另一个重要的会议不能来出席这个会,他委托我代表国家教委与国家计生委做一个联合发言。 《中国人口》丛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区域人口科学著作。它的出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繁荣的社会科学园地里开放的又一枝鲜花。我们首先要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向参加编写工作的所有同志和支持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我国的人口问题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要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调查研究我国有关人口的国情,把理论与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     

中国人口政策的雏型——纪念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三十周年

人口政策是国家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出发,为实现人口目标,干预、调整人口过程所采取的行动准则。人口政策作为国家政策体系一部分,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属于上层建筑。当然,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没有明确、完整的人口政策,一直到1981年3月,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正式宣布“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这就是我们的人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