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前后中日近代海防思想比较研究

在1840年前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日两国的先进分子都意识到了近代海防的重要性,他们著书立说,提出了两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近代海防思想。随着两国海防思想的兴起、发展、成熟,两国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最终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在萌芽期就被日本超过,失败的种子在初期已被埋下。     

从比较史学的角度看封建制末期的日本和中国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重炮军舰先后打开了中日两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人开始从夜郎自大的迷梦中惊醒,日本也在侵略者的威逼下垂丧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日美亲善条约》。但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在同样历史条件下,中日两国却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被打开大门后经过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被西方史学家喻为亚洲的“凤凰”、东方的“慧星”;中国却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如何看待中日两国近代发展的不同道路,史学界已进行了大量地研究,拙文力图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对封建制度末期日中封建制结构、统治基础、思想文化作一比较,说明日中近代发展道路不同的根源,倘有不当之处,敬请史学界前辈同仁指教。     

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从一八七一年《中日修好条规》谈起

中日两国不仅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而且在历史上关系十分密切,利害攸关.两千多年来官方和民间的友好往来,渊源流长.近代中日关系,是从一八七一年中日两国签订《修好条规》开始的.因此,本文拟对这个条规的性质及其特点略抒己见,请同志们指正.一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先后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敲开了封建的"闭关"、"锁国"的大门,带着殖民的枷锁跨入近代历史的门槛.共同的历史命运,本应使中日两国友好相助,共同抗敌,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但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在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日本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被迫先后和     

应该记取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篇

中日关系史在古代有过文化交往的珍贵记载,在近代却发生侵略与反侵略的事实。在研讨中日关系史时,记取近代这段历史篇章是很有意义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近代以来中日关系史可划分为下列几个大阶段。第一阶段:中日关系平等相处阶段(1840—1874) 近代始初,中日两国停滞在以农为主的封建社会,都以禅学治心、儒学治世,来维持封建秩序。两国和睦相处,并共御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可是此景不长,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     

从"球案"看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差异

"球案"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琉球的归属权的争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看到亚洲古老的宗藩关系势必被时代所淘汰,处心积虑地要确立对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的领土主权。这是日本对国际形势加以分析以及对近代国家观念有一定认识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而中国清政府依然固守着宗藩关系的陈规,寄希望于西方国家体谅自己保卫属国的责任而干涉日本吞并琉球的行为。"球案"折射出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重大差异,这种外交理念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中日两国面对西方国际体系的冲击所做出的不同反应及其迥异选择。     

从“道”看中日两国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日两国虽为近邻,但在思维方式上仍然存在差异。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一般都是从宏观出发,而日本人却往往习惯从身边的事物即微观出发思考问题。本文从中日两国对"道"的用法及理解差异方面来探讨两国人民思维方式的差异。     

“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为促进中日两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交流,由日本广岛大学和四川大学合办的"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9月28日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行.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日本学者有广岛大学的曾田三郎、水羽信男教授、丸田孝志准教授,琦玉大学的笹川裕史教授和下关市立大学的金子肇教授.中国学者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挺之、陈廷湘、杨天宏、刘世龙、李德英教授、杨兴梅副教授和徐跃、周鼎、查晓英等教师,还有外国语学院的林敏教授.     

学术对话: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盘点之二——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问题

张宝明:大华兄,我们今天讨论一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问题,你对此有何看法?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确实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一般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把此前的历史称之为古代史,此后的历史称之为近代史,也就是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与此相一致,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分界线,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包括近年来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写起的,或者至多只是对魏源、龚自…     

语言思维与非语言思维

人类究竟是用什么方式思维?一定要用语言进行思维,还是可以脱离语言进行思维?对于这些问题,科学界一直没有明确的定论.一直以来存在着两种观点:"等同说"和"分离说"."等同说"将语言和思维视为一体,而"分离说"又将这两种东西截然分开.其实这两种观点都过于极端,因此有必要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入手来阐述人类思维的两种形式:语言思维与非语言思维.     

比较视野下的中日近代对外认知

晚清士大夫对外认知从蒙昧、沉迷开始发生迟缓的改变,对于处在历史大潮中的民族国家而言,意味着倒退和错失良机.近代日本在对世界(包括清帝国和西方)的认知上从一贯的忧患意识开始,迅速革新,进而崛起.最终走在亚洲的前列.正是在前近代中日两国建立起的不同价值取向的外交体制,最终导致了两国在近代相差甚远的外交结果.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