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观念与华夷边界:从先秦到秦汉的认识转变

"天下观念"与"华夷之辨"是先秦以来以华夏为中心认识和看待华夷地域差异与文化区别的重要思想基础,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当时"天下"秩序的稳定和中原华夏文化的优势地位。秦汉时期,随着王朝"大一统"的实现,"天下"真正变成了由"夏"和"夷"组成的二元结构。在这一背景下,汉代古文及今文学家在先秦天下观的基础上又分别对其做了新的补充和铨释,从而完成了认识上的重大的转变。     

志怪小说概念的发生

"志怪"与"小说"两词在《庄子》中各处不同语境,含义及用意皆有差异:"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为论据;"小说"处于比较语境,成为贬义。它们在汉代之后先后变成目录学领域的类别概念,小说属子部,志怪先附史部后又退至子部。由于两类作品都存在虚构性,后代史家据此便将它们归为一类,从而生成新的类别概念:志怪小说。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汉志》小说包含先秦小说与汉代小说两种类型,先秦小说是先秦语体文献在战国时期的新发展和新样式,本质上属于语体。这两类小说反映先秦两汉时期小说演进的两种类型,同时也预示了志怪与志人小说的嬗变。《汉志》所著录小说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语体意义上的小说观念,一是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观念。这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念被《汉志》杂糅在一起,这不但遮蔽了先秦“小说”观念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模糊了现代意义上小说观念的真正起源。另一方面,《汉志》有关小说的看法尽管源于对先秦小说的认知,但它所阐明的小说观念主要是围绕先秦社会采集民间议论这一现实而展开的,这意味着《汉志》的小说观念与先秦小说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论先秦赋与散文的成就

先秦赋体文学中,骚体赋与汉代之作形同神异;诗体赋与汉赋大体相近,名称则异;散体赋是先秦及汉以后的主体。先秦时期的辞令或书信、上书作为独立的散文本已存在,并非汉代以后才从诸子和历史散文中独立出来。先秦散文注重抒情说理,特色鲜明,风格迥异,其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散文乃至小说都有极大的影响。     

谈两汉志怪小说

汉代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汉代小说不仅继承发展了先秦小说的所有类型,而且还出现了新体裁小说。过去我们对汉代小说重视不够,主要是囿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所录的十五家小说今已不存,因此就感到材料贫乏。其实不然,如果我们仔细搜求,汉代保留下来的小说资料还是很丰富的,通过这些资料的研究,可以看出汉代小说发展的概况。     

汉代颂体风貌以及颂与赋的关系

颂,本于《诗》而属于成韵之文,汉代是其发展转变的时期。汉颂在表现对象及题材内容上较先秦颂体自由宽和得多,既具祭祀神明、沟通"德性"的本体用途,又具维护汉庭统治的德化、政教功能。而且,汉颂逐渐从先秦紧密的诗、颂亲缘关系中挣脱出来,并呈显描容、叙事与述意兼具的文体特征。它与汉赋不是同体异用的关系,两者之所以出现赋颂互淆的"似赋"、"类赋"现象,除了政治文化及学术思潮等外部原因外,还与二者内在的文体矛盾相关。它们在汉代由原本诗性走向散文化的近乎合拍的衍化趋势,造成了两者界限的一度模糊。     

汉代“小说家”观念辨析

在汉代,"小说"这一概念主要表述为"小说家",是刘向等人根据书籍分类的实际状况而选择的类称。"家"并非"九家之术"所指学派概念,而是类属之称;"小"不是对学说价值高下的判定,而是指言论细碎、增饰不实;"说"是一种先秦至汉代所存在的"广说诸事"、寓理于事的著述体式。汉人的"小说家"观念是造成后世"小说"文体边界模糊、蔓延的主要源头,有必要进行专门辨析。     

《汉书·艺文志》之“小说”的由来和观念实质

正确理解汉代小说观念的关键在于把握其产生和存在的文化背景。《汉书·艺文志》本着书目分类的需要,借用先秦出现的“小说”一词,来概括以阐述某种学说为目的的一类文章。先秦的“小说”一词是单音节词“小”与“说”的偶然组合,诸子用它来称呼自己看不起的学说。汉代小说家著录的作品,就是陈述学说来干谒统治者,谋取官爵禄利,作者身份就是相当于先秦诸子身份的汉代方士或者儒生。     

论古典目录学的"小说"概念的非文体性质——兼论古今两种"小说"概念的本质区别

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古典目录学始终没有赋予"小说"以任何正面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定义,而其"小说家"也始终没有摆脱收容其他部类的"不入流之作"和无类可归的"驳杂之作"的"垃圾桶"性质。古典目录学的"小说"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名同实异,所指非一。辨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对推动古代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研究的顺利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诗》学渊源新论——孟子与汉代《诗》学渊源的地域性考察

汉代《诗》学渊源问题是聚讼千载的公案,素来学界多将之归于荀子,而于孟子的传《诗》之功却鲜有置喙。但是结合最新考古成果、从文化地理角度对影响先秦两汉时期《诗》学发展的地域文化因素详加梳理却会发现：先秦时期至汉代初年,孟子的活动场所与影响所及,主要集中在齐鲁和南楚地区,而这两大区域恰恰是春秋以来《诗》的主要传播地与保存地,共同的地域文化倾向与共同的传承者,不仅为两者在秦汉年间的汇流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汉代《诗》学中呈现出的诸多宗孟面貌提供了合理解释。换而言之,从地域文化角度来看,汉代《诗》学导源于孟子的倾向明显。     

论《庄子·天下篇》与《汉书·艺文志》之学术分野

先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阶段,诸子百家的原创思想基本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格局。《庄子·天下篇》撰成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问世于东汉前期,是现今所见总结评述先秦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但因二者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话语的不同,评论诸子的学术视野与思想宗旨不同,故《天下篇》立足于“道术”以品骘诸子,而《艺文志》以“方术”胪列百家,以致形成二者迥然不同的学术分野,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

该文使用古代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汉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路线、形成与路线特点、建设、商业活动,以及汉代成都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这条古道在西汉中期以前就已存在,但汉帝国直至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才将这条道路全线开通。其基本路线为从成都经永昌郡(今云南西部)到达身毒(今印度)。当时在古道沿途大规模开凿道路,设置郡县治所和各种交通通讯设施,大量移民,屯军等措施来保证道路畅通与高效的通讯传递。当时古道上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境内和境外两部分。境内主要在蜀地与西南夷地区之间,境外主要在蜀地与境外之间进行。     

韩邦庆《太仙漫稿》的“接受”与“创新”美学

韩邦庆的文言短篇小说《太仙漫稿》诸篇,在《海上奇书》中连载,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新的大众接受方式,读者在接受过程的被动与能动昭示了晚清中国小说的接受美学。他的"出新"、"独造"的美学追求,反映为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别样翻新、对传统题材的另类书写,他在世故人情中突破寻常情理塑造女性形象,将致力写实的小说与注重隐喻的寓言融合,在实践中构建了属于韩邦庆的小说美学。     

两汉西蜀方言的韵部音值

文章对两汉时期西蜀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初步分析和研究。以前由于材料的缺乏,很少有关于古代川西方言语音系统的研究。文章是在对汉代四川几位重要文学家的作品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来分析汉代四川方言韵部系统,揭示其语音发展规律。     

汉代的罚金和赎刑——《二年律令》研读札记

罚金和赎刑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经济制裁,属财产刑。由于史料缺乏,这一问题在张家山汉墓竹简等简牍出土以前一直未得到系统研究。汉代的罚金分七个等级:半两、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二斤;它既适用于一般百姓,也针对官吏的罪行进行处罚,不限定一定的身份和阶层,所不同的是汉代罚金所涉及的官吏名称较秦律为多,但大都是较低级的官吏。汉代罚金的适用罪名很多,有以下犯上、任人不廉、盗窃、学业不精、打架斗殴等罪行,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各方面,森严的等级性是其本质特征。汉代的赎刑小到赎耐、赎迁,大到赎死,几乎全部刑罚都可以赎。赎宫、赎死已不像秦代时只有特权阶级才可以赎,汉代法律原则上规定平民百姓也可以赎死、赎宫。汉代赎刑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黄金为主,铜钱为辅,兼及爵位、竹、谷、缣、粟、马、军功等形式。汉代赎刑适用对象很广,各类赎刑从法律表面规定的情况来看没有等级及特权的限制,即官民通用。     

试析表示“科举及第”意义的典故词

科举考试兴盛于唐宋时期,开通了平民入仕的道路。读书人期待一举成名天下知,创造了一些雅致的表示科举及第的词汇。这些词汇有的出自《尚书》,有的来源于《庄子》和其他古代诗文。本文以时代为线索,对这些典故词进行了初步分析。了解这些词汇的来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文献,进一步探求科举文化的内涵。       

先秦官吏考核制度考述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建于秦汉时期,先秦只是萌芽或是雏形,并未形成制度。实际上,官吏考核制度建于先秦时期,西周已较为规范。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其考核目的、对象明确;考核内容、尺度具体;考核方法多样;奖惩措施严格,它是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完善的渊薮。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有其时代局限性,应客观评价。     

汉代家训文学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家训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是家训史上的定型期。汉代家训与先秦家训相比,在文学性方面增强了。主要表现在：独立成篇,有意为之;思想内容丰富,具有真情实感;篇幅短小,形式灵活;语言浅显,通俗易懂。汉代家训在家训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世家训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班昭和《汉书》

东汉的班昭不但给后人留下著名的<女戒>,而且对<汉书>的编纂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她补撰的"八表"使<汉书>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本纪、志、表、列传俱备的正史.     

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

作为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经》在主题意境、典故语汇、表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亲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魏时期的亲情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秦已具雏形的思妇诗、闺怨诗、悼亡诗,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各自的类型特点以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汉魏亲情诗学习了《诗经》复沓迭章、比兴等手法和《楚辞》的寄托方式,写景托情,情景交融,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和感情。可以说,经过汉魏时期,亲情诗在表现人伦亲情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较为多样的风格和题材(主题),成为独立的诗歌类型,从而迎来了是中国亲情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