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文化视野

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创造物。作为文化人的作家，在其艺术创造过程中受其所在文化背景的规约，其作品必然要表现出作家的文化心态；然而，作家对历史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更新和重构，却是其文化视野中所不能或缺的。     

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英文)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趋于“饱和”的状态也使其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因此,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就变得异常重要和紧迫。“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几近是一个研究空白,以往很少引人注意,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上,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与书法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在书法收藏、书法创作、书学探讨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反过来,书法文化也对现代文学的存在方式、文本形式、情感表达、思维方式以及审美趣味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外,通过对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关系的考察,还可引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文学、书法、文化、教育等相关问题,以便有助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化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徐梵澄与印度文化

徐梵澄在印度语言文化和宗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印度古代典籍的译介和研究方面更是成绩斐然.在对奥义书和“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译介和研究方面,他是迄今为止国内成就最为突出的学者.他立足于中国文化,进行中印比较文化研究,旨在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华文明.     

文学批评与作家文化形象的建构

作家文化形象不是真实作者展示出来的个人形象,也不是存在于作品之中的隐含作者的形象,它是由作家、读者、批评家共同建构的作家的公众形象.本文从批评的角度,论述了作家文化形象的建构及其机制.毫无疑问,作家文化形象的建构是以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为基础的,但批评家自我的融入和批评家所属文化的"社会集体想象",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而作家文化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他者形象.要使作家文化形象的建构具有公正性,批评应走向开放的多元主体的对话.     

梁启超与印度文化、印度文学

梁启超既是我国近代最早的较为系统地研究印度文化的学者 ,也是最早进行中印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他的许多研究成果 ,对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提出的翻译文学的概念 ,对比较文学中翻译文学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本文从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了他对印度文化、印度文学的研究成就。     

印度的中国研究评论

中国是印度最大的邻国,这个不可改变的现实是加强印度中国研究的最好理由。但双方恩怨交织的历史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涂上了复杂的色彩。这要求从学术与政策方面更细微地理解中国。印度中国研究口述历史访谈项目的开展让我们看到印度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坚持,同时也看到他们孤军奋战的无助与无奈,因此,当务之急是协调与整合印度的中国研究力量,并希望在未来能进一步整合地区乃至全球的中国研究,协调发展,以推动印度的中国学研究。     

印度传统文化中促进社会和谐的思想与观念

印度独立后，虽然发生过各种矛盾和冲突，但在总体上还是保持了社会的安定和统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经济的原因之外，还有文化上的原因。本文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印度传统文化中许多有益于社会和谐的思想与观念，如印度教的包容精神、达摩观念，佛教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思想，耆那教的非暴力思想等，论述了这些思想对印度社会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并指出文化上的影响，从长远的角度看，甚至比政治经济的影响更重要。     

现代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概况

中国和印度国土毗邻,大约在公元一、二世纪佛教传入我国后,两国就开始了不断的文化交流。通过中印两国使者、僧侣的互相交往,我国对古代印度文化的研究,到公元六世纪唐玄奘去印度取经时达到了高潮。但当时的研究只局限于宗教以及与宗教有关的哲学、语言学方面,对于内容极其丰富的、卷帙浩繁的文学文献则介绍不多。本文仅就“五四”运动前后直到目前为止,关于我国学者对于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和梵语文献翻译的概况作一简单介     

印度伟大的人民作家——纪念普列姆昌德诞生100周年

印度伟大的人民作家普列姆昌德,为了民族的觉醒,人民的解放,在印度文坛上战斗了一生,无愧为印度现代文学史上“最珍贵的珠宝”。普列姆昌德出生在印度北部文明古城贝拿勒斯附近的拉姆希村,原名滕纳伯德拉耶。他的父亲是农村邮局的小职员,后来虽然升任局长,但薪金仍很微薄。他的短篇小说《卡萨克》就是写一个纯朴的邮差和局长的儿子之间的真挚感情的。作家有这样的生活,所以写来亲切自然,生动感人。幼小的普列姆昌德,随着父亲工作的经常调动,他有时生活在农村,有时     

教派冲突与印度分治

印度分治前后南亚次大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教族仇杀事件。事件刚刚发生时,便有进步作家进行抨击,后来又有不少作家反思这场灾难的危害。本文选择了前后相隔二十多年的三部作品,简要介绍其内容,分析几部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及造成教族冲突的原因,认为印度分治并非英国殖民者蓄意所为,而是分治之前印度本身的宗教政治因素造成的,因此印度分治造成的教族仇杀是教派冲突之灾。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Scandinavian Social Policy Model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stereotypical images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social research on the Scandinavian model. How do Chinese commentators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andinavian social policy model and how do they assess it? Is it deemed morally sound and sustainable? Reasons for the contrasts of interpret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Scandinavian authors are categorized along two dimensions. There are “missing elements”, typically the notions of social solidarity and social citizenship, which tend to be ignored by Chinese writers though underscored by Scandinavian writers. There are also “added elements”, generated from Chinese contexts, which affect Chines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candinavian model. The study argues that since each welfare regime type is possessed of its own normative codes, supported by its own particular social order, it is necessary to decode such elements—especially cultural notions of welfare—to appreciate the points of view being expressed.     

近十年中国学界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综述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健三郎很快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焦点。从获奖后的1995年到2004年上半年,10年间全国共发表各类研究论文87篇。这些论文探讨了有关大江健三郎及其创作的方方面面,诸如大江小说的精神内涵和创作意识,大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大江小说的艺术成就和文体特点以及大江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等。     

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英文）

“南京大屠杀”是中外战争史上骇人听闻的暴虐事件,诸多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对之进行了书写。然而,目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研究却相当薄弱,还停留在单个作品分析的阶段。因此,有必要从民族国家观念出发,对中外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进行整体研究。中国作家、日本作家、华裔和西方作家以不同的话语立场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讲述,他们对日军暴行的解读或侧重“大屠杀”,或侧重“强奸”;在写法上则有“将军写法”和“士兵写法”两种。中国作家把大屠杀当作中国人的劫难和抗争来叙述,在观念上存在整体民族主义和阶级、政党民族主义的区分;日本人的小说既包含真实呈现和历史反省的成分,又对中华民族进行精神虐杀;美籍华人和西方作家的小说充盈着宗教情怀和对人性、生命的反思,但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把大屠杀演绎成西方拯救中国的故事。近年来,为秦淮河妓女立传、为外国传教士大唱赞歌的故事模式,引领了南京大屠杀叙事的潮流,值得我们注意和反思。     

印度洋海权格局与中国海权的印度洋拓展

印度洋海权格局对中国的远海战略通道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保卫印度洋航线安全、维持国家经济运行稳定是未来中国海权发展必须实现的基本目标,也是当前中国海权发展的现实动力。本文认为,向印度洋发展是中国海权远洋拓展的必由之路,印度是现实的战略竞争者,但双方仍有合作的空间。中国应充分考虑印度洋的现实形势,尽最大努力维持中美印海权三角关系的相对平衡。本文建议采取"精心选点、低调布局、合作为先、缓慢渗透"的策略,逐步推动中国海权向印度洋方向拓展。     

May Fourth Writers’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The classics are at the heart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transmission. May Fourth writers did not totally reject traditional literary classics; rather, they selectively preserved and reinterpreted them, setting up a new canon based on the criteria of evolution, humanism, human relationships, popular culture, etc.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May Fourth reconstruction of the classics inherited late Qing thought and views of literature, but it was more of an embodiment of new intellectual horizons; a modern spirit acting through the rediscovery and recreation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lassical canon revealed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ew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hereby effectively facilitating the acceptance of New Literature by the masses. It also provided writers with national resources for literary creation, thus preventing New Literature from descending to nihilistic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 This mode of discovering and creating the modern while being rooted in their native soil enabled such writers to step out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making China Western” and “Sinicizing the West,” and thus has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from the late Qing on. Literary classics have a profound meaning for writers’ creations and for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tradition. Despite its shortcomings, the May Fourth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ics can inspire us even today.     

论印度英语文学的起点

对于印度英语文学的起点,学界普遍采用血统定位法,即从当地出生的第一位作者算起。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当时的政治现实所造成的局限,这种方法未能说明这种文学的本质特征,既未能确定其真正的起点,又给今天的研究造成了混乱。文章首先分析印度一词在历史上的不同含义,指出英属印度与独立印度的区别;然后从大一统的印度入手,揭示社会需要英语和英语文学的原因;最后从20世纪30年代的几个代表人物,推导出印度英语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解决了其起点问题。     

青春文学的崛起

＂青春文学＂的崛起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最靓丽的景观之一。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作家,创作了一大批风靡国内的、以青少年为消费群体的文学作品,并在文学市场上取得令前辈作家侧目的成绩。从崛起到分化,再到逐渐成熟,青春文学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成为和＂纯文学＂并峙的文学种类。尽管青春文学还显稚嫩,但随着青春文学作家的成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当代印度南部婆罗门状况的个案分析——以奈保尔《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为例

当代印度社会正发生着极大的变动,社会各阶层都在极力维护固有地位和宗教传统的稳定,并极力在这种变动中争取着自身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南印度婆罗门种姓在逐步丧失传统的各项特权和优势地位的同时,也在努力适应、应对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挑战。英国作家V.S.奈保尔的《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一书提供了较为翔实、客观的口述史资料。以书中生活在孟买、班加罗尔、马德拉斯、加尔各达等南印度城市中的当代婆罗门阶层作为个案,可探究出其面对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发生变动时的态度与应对及个体内在的深层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考察社会变动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     

试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北京情结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现当代作家竞相书写的对象。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北京更多的是作家追忆安详古朴生活的寄托。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寓意,成为能够为民做主的精神依靠。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市场经济带来的生存压力使北京成为很多人一厢情愿的梦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