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西方社会的"新社会主义"观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在此基础上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系列自称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发展的“新社会主义”,但是却提出了诸多与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不相一致的理论主张:在革命的动因和目标、革命的主体、革命的途径上都“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正确地看待这种“新社会主义”,认清其本质,识别其目的,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及特点

中国共产党把1921-1927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内涵概括为“通俗化”、“具体化”和“群众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体现为:实施主体的制度性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渗入社会革命舆论的主导话语体系;建立功能互补的多样化传播介质网,对不同对象采取区别教育策略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贵思考.     

唯物史观的形成与近代中国哲学的根本变革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世界,并逐步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首先是以历史观为突破点的。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必须区别资产阶级介绍马克思及其片断学说与真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界线。尽管梁启超早于一九○二年提出过“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但梁启超把马克思作为进化论的学者加以介绍,显然是有意贬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马克思混同于资产阶级哲学家。一九○三年《浙江潮》发表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提出废除土地私有,主张土地国有。但作者却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纳入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显然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关于     

继承、实践和超越:从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

新三民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武器、斗争载体和现实目标.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近代以来的革命传统,忠实地实践新三民主义,在具体的革命斗争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方法,通过对新三民主义因其阶级属性所具有的缺陷进行改造和超越,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孙中山的革命遗志.这样,就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具有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社会改造的历史合法性,使得新中国具有了延续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正统性,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了深厚的、不断层的历史文化底蕴,又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民族血脉代代相承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     

社会主义特色的思想源起和在中国的早期奠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认识,即社会主义是应该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性,但提出了反对“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思想,主张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要重视特殊性的分析方法。列宁从实践上开始了具有俄国道路意蕴的探索,但并没有确立俄国道路的理论命题,其社会主义理论依然是忽略民族性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首先提出了指导思想的本土化问题,确立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民族特色道路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由此而展开的理论创新开辟了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程。     

信仰的彷徨：五四时期费觉天思想研究

五四时期的费觉天曾作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却最终公开背离,反对改良主义的主张;其思想貌似马克思主义,但是却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其思想主流既非社会改良主义也非马克思主义,游离于社会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外,可见其“信仰的彷徨”。     

马尔库塞社会革命理论的困境分析

马尔库塞社会革命理论的困境主要表现为革命动因困境、革命主题困境和革命道路困境。马尔库塞颠倒社会基本矛盾和无产阶级贫困的因果关系,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追求爱欲革命、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大拒绝”的“总体革命”。他的社会革命理论充满矛盾,是浪漫乌托邦式的设想。     

荣辱观历史发展轨迹探析

“荣辱”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其内涵会随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其荣辱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中国传统荣辱观是与“仁”、“礼”、“义”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突出了荣辱观的阶段性;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的荣辱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体现在道德建设和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八荣八耻”的新荣辱观是对以往荣辱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总结与发展,对促进人和社会协调进步与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朱执信的现代化思想

朱执信主张中国要“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行,认为革命的主力是普通百姓,“有主义”和“有希望”的现代化军队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同时,他还指出了经济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并具体阐述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具体措施。     

“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失误及成就

十年“文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失误:作为“文革”指导思想和理论支撑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革”实践造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巨大危害和损失.但同时,这一时期也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包括“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技发展、“三个世界”理论与外交等成就.这一时期的失误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取得的成就则成为实行改革开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重要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时代特征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自我革命作了大量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新理念和新观点。“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本质性、党的自身建设的全面性、党的社会革命的引导性、党的事业发展需要的时代性等鲜明特征。深刻把握这些特征对于深入理解自我革命理论,将党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影响。     

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以梁漱溟思想为例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梁漱溟以“文化三路向说”分析世界文化，在乡村建设中接纳马克思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并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中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而言，梁漱溟经历了从拒斥、批评马克思主义到认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在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文化主张下进行的，表达出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创造性、某些社会理想等方面的相通性，可以成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参考资源。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李大钊“物心两面冶的社会改造观

李大钊是中共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灵肉一致冶和“物心两面冶的社会改造观。 早期他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主张道德革命和精神改造,号召青年发扬劳动主义,到民间去与农民为伍。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也主张物质改造运动,但他认为物质改造和阶级斗争仅是手段,最终还是要达到互助和人道主义的精神目标。 李大钊后来虽也提出“工人政治冶的表述,也领导了中共的工人运动,但随着都市工人运动的失败,他较早提出中国革命应依靠农民、应到农村开展农村革命。 深入研究李大钊的思想,对我们理解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从城市革命转向农村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巫继学撰文指出应警惕市场经济的经典性误读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是指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又是指它同马克思主义既有的东西不完全相同。应分析“化”的过程中，哪些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东西，哪些是不符合中国情况．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招致损失的“异端”。     

论当代资产阶级“革命社会学”的若干特点

“革命社会学”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产生于二十世纪初。众所周知,当时迫于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日益强烈的冲击,为了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于是乎“革命社会学”便应运而生。“革命社会学”的奠基者亚当斯(A.Adams)等人实质上是在完成资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即弄清革命过程的实质,以便     

重新发现唯物史观中的社会范畴及其理论意涵——基于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研读

术语的革命指向了哲学—世界观的革命,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初就实现了对“社会”一词的意义重构,奠定了社会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性地位。但人们在不断使用此概念时,却忽视了对其真实内涵的追问,导致了诸多争议、偏见和误解。从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观的诉求出发,破除实体性、实证化、抽象性的研究方法,重新发现唯物史观的社会范畴及其意涵,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前提。     

坚持继续革命 认真改造世界观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承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同样,承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是衡量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早在一八五○年就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告诫全党,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要“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作为一个实践命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中国之后,便实际地开始了“中国化”的实践。作为一个理论的命题,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和机制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才能中国化？“中国化”必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化概括;“中国化”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化”必须批判地吸取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成分;“中国化”必须总结现代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毛泽东曾强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就必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并“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分期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认识、评价以及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历史过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应该是指从俄国“十月革命”到1927年“八七”会议这一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它的形成发展包括三个阶段,即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前的初步接受期、从“五四运动”到党的“二大”的形成确立期、从党的“二大”到“八七会议”的转变发展期.     

1921—1922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革命认识的飞跃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二大”(1921年7月至1922年7月)这一时段,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革命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确判断中国特殊二元社会是制定革命战略的客观依据和出发点.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东方革命理论指导下,通过革命的实践,逐渐剖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般特征:二是由此确定中国革命分二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是实行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共对中国社会、革命的认识产生飞跃有三个路径: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东方革命理论的指导是理论路径；二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是认识路径.三是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勇于实践是根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