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演变与创新

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认真梳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演变与创新,对于我们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传统文化观,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延安革命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思想探源之一

作为延安革命文艺思想的代表作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所阐释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具有中国“草根”文化的背景 ,自幼接受中国式教育 ,博览中国经典 ,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情结。这个情结凝聚着儒、法、道、墨等几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源头。自《诗经》以来中国“兴”、“观”、“群”、“怨”的儒家文化功利文学观 ,深刻地影响了《讲话》中关于“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 ;具有强烈民粹之风的古代墨家平民哲学则深刻影响了延安革命文艺的“工农兵”主体说 ;而主张暴力强调改革进步的法家思想则自然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     

《老子想尔注》中的大爱美学思想研究

道教是主张慈爱和同的宗教,重包容、重和谐的思想十分丰富.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老子想尔注>,有着独特的大爱思想的表达,它以道的"虚无"、"慈爱"为根基,体现了道教神圣美观念.从大爱的精神本体到爱的显现,从禳解仪式的戒律之美,到三天正法的伦理观,都含有道教神圣之爱的美学思想,是中国本土道教审美文化中生成的大爱观.     

作为乾嘉汉学阐释目标的“是”

在中国的经典阐释谱系中,"实事求是"之理念虽不是发端于乾嘉学派,但必须承认的是,只有到了乾嘉汉学家这里,才真正成为主流话语。而"实事求是"之"是",作为汉学家的阐释目标,主要就是致力于还原经书之原文与原意。通过对思想与思想性、求古与求是、求是与求用、求虚与求实等问题的分析,可知汉学家的这一目标实际上并未达成。     

误解:确立文本意义的一种方式

文本意义是在主体的不断误解中得以展现的.这种误解既不是传统文论意义上的完全理解,也不是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游戏性解构,而是从文本出发,以文本为中心,在与其他理解的交流中确立文本的意义,不能脱离文本进行过度阐释.同时指出误解必须以人的体验为基础,脱离人的生存体验的解释是对文本意义的有意歪曲.误解说既打破了传统文论以作者为中心的一元论,又反对阐释学之后以读者为中心的多元论,强调动态阐释行为的创造意义.     

新人文主义资源的片面性开发与文学的理论建构

一 较为宽泛的人文主义是一种源远流长、卓有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人们普遍注意到,类似于人文主义原生态的"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是"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1];在中国,人们也不约而同地从<周易·彖传>中的"文明以止,人文也"以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经典论述中确认人文主义思想元素的古悠与深邃,以至于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的".[2]在长期的迁延和交异中,特别是经过西方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文主义黏附上了几乎所有时代的正面价值,成为种类繁多、内涵驳杂而歧异的社会文化思潮.     

文学机器的装配:从福斯塔夫式背景到狄更斯小说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莎士比亚化,其中福斯塔夫式背景是他们这一文艺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在后马克思主义诗学视域中,可以通过德勒兹的文学机器与效果装配的概念,重新审视传统英国文学两座高峰——莎士比亚与狄更斯,对莎翁的福斯塔夫式背景与狄更斯小说展开有别于传统定式的文学阐释,从一个富于当代学术意识的审美维度观照惯常被隐匿的景观,凸显德勒兹的文学观所蕴含的哲性诗学力量,启迪我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开放性理解,从一个侧面拓展与刷新外国文学研究与域外诗学理论的视界。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

本文尝试从文化多元论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交叉视景中 ,省察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一视景中 ,包括经济全球化在内的全球化理论与实践均被看做一种“现代性”事件 ,其间所集中表现的“一”与“多”、现代化与文化乡愁的矛盾 ,构成了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之紧张关系的基本内涵 ,它们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运动所必须面对和处理的文化限度 ,而且也是作为“现代性”事件的全球化本身所必须接受理性反省和文化批判的基本原因。通过这一反省或批判 ,我们可以对全球化中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形成某种必要的预备性理解。     

经与注的互文性研究

注与经的互文,是主体、文本(经、注)、语境、媒介(语言)之间互动的结果。注对经的阐述的过程是"注生我经"的过程。注释的过程是与经文对话的过程,也是经文证明自身、显现自身的过程。注与经的互文具体体现在:字词的本义、语境义,句、篇章的本义、语境义上。注与经是平等的对话关系、互助关系,体现为注对经的依赖,又是对经的创造。注具有双向性,既指向经文,又指向读者;既是对经的理解,又是对读者的了解。注意味着阅读,每一种注都一定会表明重读历史、重新书写历史的可能性。每一种注意味着经文被重新唤醒,并注入当时的新的生机。     

先秦诸子著作叙述渐趋虚化的阐释学意义

先秦诸子从整理历史典籍开始,对具体历史文化的阐释态度经历了由无征不信到断章取义,甚至伪造故实、有意误解这样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战国中期以来,诸子著作在叙述历史时普遍带有浓厚的虚化色彩,具体历史和经典文本成为可被自由选择、修改、解释的对象.这种突破经典文本原义的阐释思想和阐释行为既上承春秋行人断章取义的赋<诗>传统,又直接影响了两汉经今学的阐释方式,在中国秦汉文化阐释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立象尽意”与中国文化的诗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一直持"语言和意义"是可以相分离的言意观,并在这种"言意观"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独具特色的"立象尽意"的思想,滋长了中国文化中的"诗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只求"意会"的诗性思维方式和以"形象"来说理的话语策略。在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中,对中西"言意观"差异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异质性特点,从而更好地展开中西文化交流。     

超越原意阐释与意蕴不确定性--《活着》批评之批评

作者余华对<活着>所作的原意阐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相通.超越原意阐释的否定性批评指出作者没有对福贵的"活法"进行深刻的揭示与批判,是想诱导当代中国人如此活着.此种批评的三个理论支点使阐释超出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时代情境.最大的不确定性等于最多的可能的确定性.<活着>意蕴的不确定性,一是因为它没有走向绝对性的确指,二是因为福贵不是典型人物,因而比典型具有更多的可塑性和生长性.     

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论道家语言哲学与中国诗学多元理解之关联

若不从理解与接受的问题域观照道家语言哲学的解释学维度,我们便很难谈得上全面深入地厘定老庄言意思想的精义。换言之,若不从道家语言哲学里汲取本体的支撑,我们便不能真正明白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基本阐释向度为何通往多元论。可以说,从关于道言关系的本体论,再到如何具体对待言意关系的方法论,老庄都表达了殊途同归的态度和方式。因此,从解释学的维度梳理道家语言哲学有关道与名、意与言的相关论述,对我们深入体认中国诗学放弃意图论、祈向多元论的解释学旨趣非常重要。     

儒家的和谐观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渊源就在于儒家以"无试"为主要内容的和谐现.主要论述儒家和谐观中的"无讼"思想,及在儒家和谐观指导之下的传统调解制度的发展和手段,旨在探讨"和谐"与"调解"这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思想与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     

"和谐世界"论:中国式政治思维的当代成果

"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最终目标,它植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更是源于中国对战争灾难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反思以及对当前国际失序的反应.它是传统和谐思想与现代双赢观的结合,是中国式政治思维的当代成果.     

林语堂与国学（笔谈）——林语堂的国学观

所谓"国学",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数术方技等;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1].     

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必须弄清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必须弄清楚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发展观的关系,必须弄清楚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     

郑玄的注经思想及其体系

郑玄是东汉后期经学大师,其注经思想特别丰富,且具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和体系特征.高居其上的是“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这是郑玄遍注群经的主导思想,也是郑玄的人生价值取向.在“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背景下,惟有“博综众说,会通今古”,才能达到这一至高目标,没有这样的胆识和才智是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为力避今文经学“繁琐寡要”之弊,郑玄确立了“举纲张目,凡说不解”的注经思想.如果还是像今文经学家那样,一经训释成百万言,其注经宗旨仍无法得到彰显.“疑以传疑,不知盖阙”是郑玄注经坚守的基本准则,亦由其注经宗旨所催生.至于“声近义通,因声求义”思想,既来源于郑玄对汉字音义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郑玄解决“同事相违”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所有这些都使得郑注更具创新品质,郑注一出,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宣告结束,郑学由此大行天下.直至今日,郑注仍然是我们理解经籍要义、研究先秦两汉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     

解释学与翻译

翻译要做到信、达、雅,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对于哲学文献的翻译来说,则是更加不容易的.因为,这不仅有语言文字上的困难,尤为困难的是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价值理想不同.我们与西土人士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和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民族差异.我们的翻译工作就是要凭借而又超越语言文字之限而达到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了解和把握.我们中国人的理解的"前结构",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成见",与西土人士的传承物是大异其趣的,因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民族精神是根本不同的.这样看来,忠实于"文本"原意的翻译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翻译工作中的困难或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在于厘清我们视域中的两个盲点.第一,各个民族的语言、民族的文化、思想与哲学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隐性的或潜在的主题,这是我们对话、交流、沟通的前提;第二,我们要改变"文本原意"的错误观念.针对哲学文献翻译难点的特殊性,为了改善我们的翻译质量,我想提出三点建议:(1)译本的多元化.(2)直译本与译述本互相并行.(3)译名的分歧不必强求其死的统一,由各个译者自己把握"文本"的语境来作抉择,但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组织召开讨论译名统一问题的学术会议,以便增进共识,提高译作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