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海洋书写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电影的海洋书写就迎来了突破。这一突破不仅影响了现代电影的创作与生产,也体现了当时电影界进步的美学观念。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电影的海洋书写集中地体现在海洋意象、海洋电影音乐以及海洋叙事风格三方面。海洋意象融入了女性形象的内在情感中,参与了女性形象的建构。海洋音乐对电影叙事的多重表达,突出地体现在《渔光曲》中,通过电影声画的同步结合,形成了作为海洋电影的独特审美特征与艺术特性。在叙事风格层面,海洋电影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浪漫主义,向30年代与社会、时代紧密结合的现实主义风格转化。     

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研究综述

在近年来的中国莎学研究中，莎士比亚与宗教，特别是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的关系成为中国学者颇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围绕着这一课题从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共发表论文近20篇，探讨了莎士比亚的宗教观、《圣经》与莎剧、莎剧中的基督教因素等。     

20世纪国外莎士比亚历史剧评论综述

20世纪国外莎士比亚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学者们改变了以往分散、零散的单篇分析的方式,把10部英国史剧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连续性、主题及艺术手法等方面全面考察;同时,20世纪各种新的批评方法也涉足莎学,这些新方法的应用,使历史剧的批评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     

柯尔律治的莎士比亚评论综述

文章梳理了柯尔律治关于莎士比亚评论的基本观点,展示了柯尔律治对莎士比亚作品评论的独具匠心之处。柯尔律治"实践性批评原理"的提出,对"天才"、"诗性想像力"的分析,对"有机统一原则"的阐释,对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评述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后人极大的争议。     

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

徐畅博士新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以下简称“徐著”)已经由齐鲁书社于2005年8月出版。该书运用农村金融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及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大量具体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托,探析了该时期农村金融的形式、制度模式、政策措施及其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互动。因此该书的面世应被视作是民国金融史、经济史研究的突破之作。农村问题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焦点。当时空前的农村经济危机造成了城市工商凋敝、财政恐慌、农民运动、社会动荡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出现,向为人们漠视的农村骤然…     

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子年代争论背后的思想分歧

本文旨在揭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疑案的争论背后所关涉的思想分歧。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 ,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问题 ,表面上看是一个史实的考证 ,深层次中却透露了不同的文化理想。其间既有文化自由主义者为打破儒学独尊专制文化局面的努力 ,也有文化保守主义者为维护中国文化传统、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主张的论争 ,还有唯物史观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     

华洋义赈会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在合作思潮的影响下应运而生。他们通过与银行联合提供贷款,部分满足了小农对资金的渴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高利贷的盘剥。但是,从这些农村合作社借贷资金的来源和构成状况上,我们可以看到合作社的社内资金极其微小,转而不得不依赖于社外资金,而社外资金对于农村合作社的支撑又极不稳定,从而限制了合作社对农村社会变革所发挥的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研究综述

近年来,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研究,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突破,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综述。最后认为,乡村危机的内容极其丰富,研究空间极其广阔,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有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了解,有助于深入对民国史的研究。     

何为“莎士比亚化” “莎士比亚化”何为

"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提出的,它的基本立场是为德国文学服务。随后,"莎士比亚化"传播到中国,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参照物、文学批评的一个标杆。"福斯泰夫式的背景""生动性"等概念是恩格斯提出的,这些特征可以定义为"莎士比亚式"。"莎士比亚化"不同于"莎士比亚式",前者强调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后者强调的是一种创作技巧。"莎士比亚化"在中国的创造性转化的成果是"莎士比亚中国化"。     

蒋杰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蒋杰是这次农村调查运动的典范。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显示了“用脚做研究“的实证研究的作风。其调查内容广博而丰富,涵盖人口、自然环境、教育等各个方面,并意图以精确的调查分析中国农村的症结,以求达到改良农村的目的。这些调查推动了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使我们对民国乡村社会及其诸多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现阶段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作用。     

论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的“范本”地位

20世纪20年代小说作为中国新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促进了新小说风气的形成与规范的确立,成为新作家步入文坛创作必然要阅读的“范本”。尽管30年代的时代风气发生了转变,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仍保持着范本的地位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这一结论对更深入地研究30年代小说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试论20世纪20-30年代山东的植棉业

20世纪20-30年代山东的植棉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从种植面积、产量、棉质,还是从品种、市场运销上都形成了良性经济循环。棉种的改良和棉花运销检验机制的完善是促使植棉业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因。植棉业的发展在促进农业进步的同时,也使产棉区或临近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棉农的收入有所提高。同时也有很多不利因素阻碍了棉花生产及运销的进一步发展。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闺秀派作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涌现出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女作家。她们身上保留了中国传统女性端庄、婉约的特点,但时代的影响又使她们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带上了现代女性个性解放、思想活跃的特征。东西方两种教育思想的冲击促成了闺秀派作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推动下,她们的创作整体上表现出女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探求自我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在审美风格上,注重营造古典的诗意氛围,抒写温婉的感伤情怀。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信局的衰亡

1933年底之后,政府当局多次严令取缔民信局,并要求各机关密切协助,各地取缔活动由此展开,其罢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之前,民信局为避免走向衰亡采取了诸多措施,如上书、请愿、行政诉愿等。在此之间,随着罢废日期的日益迫近,民信局在范围上也逐渐由分散走向联合,在程度上由温和走向激进。然民信局终究难逃衰亡厄运,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民信局自身问题使然,如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走私毒品等;二是外部因素使然,如邮政当局的排挤、战争因素的影响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群体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近代科学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第一次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科学家群体。本文对该时期科学家群体的一些基本问题———年龄结构、学科分布、区域分布以及留学经历、精神特质等———进行了分析,并揭示它在多个层面上的现代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职业女性与妇女解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限制妇女职业权的传统法律被打破,中国职业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观念以及妇女自身的因素,使其时职业女性的状况发生变化的范围极其狭窄。某种意义上说,职业女性的发展与“妇女解放”只是大都市以及少数发达开明地方少数女子的“特权”,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仍然生活在远离“解放”的处境之中。即使接受教育并走上职业岗位、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解放”的妇女,也没有在事实上特别是精神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特征之考察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大都会,在20世纪20-30年代,其都市文化已达到近代中国的高峰.它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商业化、多元化、大众化.商业化是上海都市文化中最富个性、最具典型意义,也是最重要的特征.     

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大选新探

在魏玛共和国后期的几次国会大选中,希特勒和纳粹党通过欺骗宣传赢得了胜利,而在支持纳粹党的德国选民中,女性选民占有很大比例,她们的选票对于纳粹党“竞选成功”发挥了重大作用。德国妇女主要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才支持纳粹党的,这一突发性的支持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其结果也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