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作为明代新型士人的代表,吴中士人在这种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卜居乡间,优游于山林市井,不再以公共政治事业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但在有涉乡民利益时却能奋然而起.他们脱离了古代士人"仕"与"隐"的老套,完全以一种平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的代言人.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命,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受,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摈弃了以政教为主导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吴中士人的这种身份和观念的转变,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潮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吴中派与七子派——略论明中叶吴中诗派的文学史意义

吴中诗派为明代文坛重镇。明中叶李梦阳崛起文坛,倡导复古,其目的是要重振传统悠久的古典主义文风,其真正批评的对象是宋元以来文学的世俗化趋势,而吴中作家正是这种趋势的重要代表。尽管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喧嚣一时,但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以个人日常生活为内容的作品始终占主导地位。吴中派是推动近世文学转型的重要力量。     

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后期,茶文化勃兴,备受士人及社会的青睐,在士人社会交往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频度的社会背景下,煮水品茗成为士人社会交往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以茶会友,甚至以茶交友,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而茶馆的兴盛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士人社会交往的频繁程度。在士人和社会对茶与茶人的赞美和推崇的表象下,实际上暗示着明中后期士人乐于交游、广辟游道的社会现实。     

宴饮与明中后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竞尚奢华, 士人群体中宴饮之风盛行, 宴会与酒成为士人生活和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士人沉湎于闲情酒趣、宴饮高歌的背后, 一方面表明了士人不甘寂寞、乐于交游的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 以及事功心态的弱化。本文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对这一现象予以探讨, 以便全面地理解和分析当时士人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以及他们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论明中期吴中杂学的兴盛

在博雅传统下,明中期吴中知识学流通加剧,并呈现出杂化的特征;杂学的盛兴显示出官方知识学由紧收到开放的隐秘变化,即由明初以来的文归台阁向明中期的文权下移转向;杂学盛兴同时表现出吴中文人对民间性知识的关注,民间视野的打开是文学界面对宫学单一文化格局的钳制,于复古之途以外的又一努力,这一视野的打开又预示着中晚明文坛俗文学大潮的到来.     

论晚明士人的生死观

晚明是一个"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晚明士人对生死问题的探讨源自士人内心对人性自由的渴求与文化限制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痛苦感。晚明士人把对死亡的恐惧内化为提升生活品质的动力,而把对生死的反思外化为摆脱陈规陋习的不羁之举。这种生死智慧的物化形式是在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的:死亡态度的个体化,生活态度的自我性。     

吴中士人自适心态与徐祯卿诗歌创作

具有自适放达的心态是明代吴中士人的重要特点,徐祯卿也不例外。从"吴中才子"到"前七子",徐祯卿的诗风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也存在着不变的因子,即吴中士人那种自适放达的心态。从诗人心态与诗歌创作关系这一角度展开讨论,既有利于客观全面地理解徐祯卿诗学理论与其创作实践的对应关系,也能更好地看清徐祯卿在南北诗风交融上所作出的贡献。     

张献翼:狂颓于万历年间——兼论明中叶以降士人任诞习气

晚明名士张献翼,与同时期诸多名流来往密切,事迹见于众多笔记文集,是明中叶以降狷狂士人的代表人物,但至今无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梳理相关诗文集、传记、笔记等史料,可以发见,张献翼之狂颓,既有个性层面的狂叛特质,也有早年科举不第的心理阴影,还有晚明士人习气的熏染,更是对社会的一种消极反抗。     

明代的“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

随着知识的分化与书籍的增多,明人关于"鸟兽虫鱼"的认识逐渐从"鸟兽草木"之学中脱离出来,形成"鸟兽虫鱼"之学。梳理明人的"鸟兽虫鱼"专书,至少可以得到35种关于这一领域的论著。以这些专书为例分析明人对于"鸟兽虫鱼"的认识,可以发现他们在认识的各个阶段都受到撰者自身的士人身份与所处士人社会的影响。因此,讨论"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的联系,可以挖掘自然知识的社会史价值,并能从中发现士人社会在促进"鸟兽虫鱼"之学发展的同时也在制约着这一领域的进步。     

论唐代咏物诗与士人生活风尚

唐代的咏物诗可分为吟物和感物两类。吟物的咏物诗在初唐与晚唐诗坛上相对较多 ,它的产生与士人诗酒之会、书斋唱和、切磋诗歌技艺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 ;感物的咏物诗又可从物象的士人自我投射和社会现象投射两端去把握 ,这类咏物诗较适用于士人借物抒怀的干谒求进或讽刺规谏。因此 ,唐代的咏物诗可以是士人在闲适或逃避时的自娱 ,也可以帮助他们在仕途上的进取 ,它们是审美的 ,又是功利的。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     

明洪武朝对蒙战争的时空分布

明朝建立后,为了彻底剿灭北元残元势力,朱元璋多次派兵北征蒙古。在对蒙作战的时间和地点选择上,明军进行了精心布置,体现出鲜明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其时空分布主要依据明军战略任务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反映了洪武时期明蒙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中的诸多重要问题。     

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 ,明清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 :封建社会转衰而家训发展呈现空前繁荣 ,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 清代后期 ,虽然传统家训走向衰落 ,但其中又交织着局部的开新、变革。明清家训在其内容和教化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强化宗子教育、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性教育的出现等方面。     

明代以后南方军事优势论略

宋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人口重心一直在北方,所以,军事优势也在北方.宋以后,经济、文化、人口重心南移.到明清时,南方表现出军事潜力.鸦片战争以后,军事重心移往中国南方.     

论明代乡村教化的发展历程

乡村是农业文明国家形态及其政治体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封建社会历代君主莫不把乡村教化作为其施政重点,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不同风俗习惯的人们对于封建伦理价值的认同.因此,了解封建社会的教化政策及其发展变化,将有助于全面了解我国封建社会伦理本位的文化特征,揭示其合理因素,为构建现代文明体系提供借鉴.     

从《明史·列女传》析明代妇女的贞节观念

《明史·列女传》中记载了265位忠孝、节烈妇女,其中贞妇、贞女占有很大比例,贞妇、贞女的守节现象在明代表现为多种形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传统主流文化特别是理学的齐家正伦思想的提倡、官方的奖励、家族利益的需要等方面的影响,“为夫守节”已成为明代妇女的一种内在信念。     

明代江南水利治理述论

综观有明一代 ,围绕太湖流域的水利凋敝 ,从治理下游排淤、综合整治塘浦圩田、修筑海塘等几方面入手 ,开始了有声有色的水利过程。在治理过程中 ,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有力组织 ,太湖流域的水利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工程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但是 ,由于具体工程承担者的主观意图 ,导致某些工程的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 ,未能彻底改变宋代以来的太湖流域水利积弊。也给后世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     

成化七年的尴尬——余子俊延迟筑边原因辨析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遗迹,现今陕北所见明代长城遗址大部分是在明成化年间由余子俊主持修建完成的。然而,这项工程却受到重重阻碍,延迟修筑竟长达三年之久。本文试将这一事件置于明朝中期大的社会背景之中,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以及社会因素等各角度进行剖析,探讨此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