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恢复性司法——以权力和功能为视角

恢复性司法是刑事法学界的热门话题,但鲜有学者将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恢复性司法实质上是解决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因为犯罪引起的纠纷的过程/程序.通过对世界范围内恢复性司法形式的考察发现,不同解纷主体解纷运作的权威性不同,执法机关调解是典型的权威模式,非执法机关协商则趋向于协作模式.在对中国恢复性司法解纷运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现实语境下要拓展并协调各种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恢复性司法形式,可能的进路是在不同的刑事案件和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适用不同的解纷机制.     

农村土地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多维观察——以陕西省为例

从不同维度观察农村土地纠纷,可以真切地观察到农村土地纠纷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观察到农村土地纠纷对社会和谐的具体影响以及各种解纷机制发挥作用的机理和效果,帮助我们对农村土地纠纷及其社会影响做出正确的判断,对各类解纷机制的功能和作用作出合理的定位,为构建便捷、高效、经济、公正、合理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翔实的经验材料.     

多元解纷机制下城乡居民解纷方式差异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文章立足多元解纷机制,研究城乡居民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差异。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广东省惠州市的城乡居民纠纷类型和解决纠纷方式的现状进行调查,从而分析城乡居民解纷方式选择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该地区多元解纷机制的建议。     

论涉校纠纷非诉讼解决中的解纷主体选择

随着高校扩招、高校体制改革以及教育科研管理漏洞而导致的涉校纠纷呈日益增长之势。由于涉校纠纷所具有的专业性、学术性及行政与民事相交错的特点,在利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过程中,就必须注意适当解纷主体的选择,而解纷主体的专业性、中立性和必要的权威性又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民事争议解决法》：语境、价值、障碍及其消解

有社会则有纠纷。在我国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民事诉讼率的逐年递增表征着民众对审判资源的需求与审判环境的自身优化;诉讼外解纷机制对民事纠纷总量的分流作用也昭示着其固有的存在价值。鉴于二者均有解纷的局限性,因而取其各自优势勾勒出民事纠纷合力解决的时代语境。但合力解纷的实证样态中,诉讼外机制并未真正实现法制化运作。基于契合纠纷合力解决语境之需、展示诉讼外机制解纷的独特品格、提升其在解纷法体系中的实质话语权,经由立法使其规范化、制度化,是实现诉讼外机制良性发展的最优路径。于此,需要遵循立法原则,从制度设计与结构布局等层面对纠纷解决法予以构建。     

纠纷解决、信号传递与乡土正义——来自兴安村的田野实践

转型期的乡土纠纷可分为内生型纠纷和外生型纠纷,尽管以内生型纠纷为主,但二者均属可控性纠纷。以信号传递模型为分析工具,发现乡土纠纷解决的运行逻辑呈现二元性:对于内生型纠纷注重调解,对于外生型纠纷则诉讼优先。乡民无论选择何种解纷路径,都体现了其置身乡土语境的理性选择。通过"当事人——利益"维度与"解纷者——秩序"维度的深度解析,展示了乡土纠纷解决的正义观:它是对眼前的纠纷利益与长远的综合利益的整体权衡,是对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的交错运用,是对乡土秩序与自身利益的统筹衡平,目的是维护安身立命的乡土生存空间,以实现乡民自身利益的相对最大化。最后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国家制定法与民间社会规范只有促进各方达成利益与秩序的衡平,才能实现二者的真正合作,并且这种解纷模式仍将长久地存在于中国乡土社会,直至乡土规范与现代法治的完美融合。     

农村土地纠纷的类型化梳理与解决机制研究——基于惠州市农村土地纠纷的调查

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纠纷正呈现高发态势.研究农村土地纠纷问题,探讨构建有效化解和预防机制对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村土地纠纷可分为“或裁或审”型、行政救济前置型以及不得起诉型三种类型.完善我国当前农村土地纠纷解决机制,重点要优化整合各种解纷机制的功能与作用,克服“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各种解纷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协调互补.     

我国“互联网+调解”发展困境及其路径选择

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网络信息技术是一种新的生产工具,其在调解中的运用形成了一个新领域——“互联网+调解”.由于融合了互联网和传统调解的理念,“互联网+调解”近年来在我国开始兴起并逐渐推广,形成了独有的模式、理念与特征.在纠纷解决中发挥优势的同时,“互联网+调解”也面临着现实与虚拟之间、推广与使用之间、形式与实质之间的矛盾与困境.在调解全球发展、社会转型、科技进步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互联网+调解”应在解纷渠道、解纷资源、解纷平台、解纷人员、解纷力量等方面实现多元化、职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发展.     

清至民国清水江流域林权纠纷解决机制变迁研究

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由产权利益、价值和界址不清引发的林权纠纷大量增加。国家对清水江流域的控制逐渐加强,林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汉文化的浸润也促进了林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嬗变。和解、调处、神判、鸣官并存,习惯法、林业契约和碑刻有很强的权威性和威慑力,注重合意的民间解纷程序逐步让位于带强制性的国家解纷程序。国家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和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在长期的竞争和融合中不断进步,有利于清水江流域和谐、稳定和发展。     

转型期农村多元化解纷机制探析

社会转型期农村民间调解日益衰微,人民调解有所弱化,行政解纷方式需进一步改革,司法解纷有所上升,但也存在不适应农村社会需要的问题,而且各解纷方式往往各自为战。当前,农村社会需要构建内部协调统一,有机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