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

以朝鲜诗话《清脾录》为个案,可以从实证与理论两个方面,探讨文学史上"环流无倦"的变化与书籍"环流"之间的关系。《清脾录》的特殊意义,体现在其关注本国诗之外,还关注当时中国、日本、安南等国的诗,具有"东亚视野"与"并世意识"。其抄本、刻本在朝鲜、中国、日本之间的流传,以及在文士间发生的阅读、删改、传播等事象,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三国文士眼中的他国文化,从中可见三国文化势力的此消彼长。从《清脾录》的阅读反响可知,"阅读"甚或"误读"与东亚诸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彼此的文化体认有关,而"东亚视野"在文学领域的呈现与发生影响,正通过书籍的"环流"得以体现。伴随东亚书籍"环流"现象产生的,是东亚诗学不同于18世纪以前的超越国界的弘阔意识。     

《薛文清公从政录》解读——基于公共行政视角

《薛文清公从政录》是薛瑄在从政闲暇之余书写的感想语录,短短两千余字的小册子蕴含着丰富的公共行政管理思想,包括民本的公共行政原则;涉及人事、财政、激励等方面的行政技术;强调官员个人品德和职业道德修养的行政伦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儒家行政文化。书中的一些行政思想对当前公共行政仍具重要借鉴意义,尤其是加强官员行政伦建设方面,但需要注意的是,行政伦理的建设需要内外兼顾,既要加强行政官员自我修养,同时也要强化外部的制度性约束,双管齐下,共同奏效。     

门户之见、文化宰制对理学传播的负面影响——考察《四库全书》不收录清前期《近思录》注本的原因

清前期《近思录》代表性注本甚多,《四库全书》仅收入了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江永《近思录集注》,而对于当时影响力甚至超越二者的施璜《发明》、张伯行《集解》等注本却未收录。从政治、学术、文化思想层面解析其背后的复杂因素,发现施、张二人注本的出现、广布,符合社会多层面需要;但“汉学专制”局面、汉宋门户之见,使得非汉学考据家的著述难以受到关注,清代的文化宰制对《四库》选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往往因人而废其言、弃其书。而茅、江二人注本被选入的主因,不仅关乎其本身呈现出的考据特色,而且得益于时代思潮相助与汉学家推重。《近思录》文献在清代的流布呈亚铃状的情形,与乾嘉时期政治、学术思想的转变、过分尊汉抑宋、君王文化摧残不无关系。     

晚清"重拙大"词学思想溯源--端木埰《宋词赏心录》探论

关于晚清影响一时的“重拙大”词学思想 ,学术界多从王鹏运、况周颐溯其源流。其实 ,端木编选的《宋词赏心录》及相其相关评点 ,已经蕴含了“重拙大”的词学理念。端木及其《宋词赏心录》不仅影响了王鹏运、况周颐有关“重拙大”的词学理论 ,而且对此后的词学选本如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亦产生了影响 ,在晚清浙西与常州两派的交融中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 ,是晚清词学的重要一环     

商州儿女的诗意栖居与诗性精神——生态视域下重读《商州初录》

贾平凹在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商州初录》中,对故乡商洛特有的生存方式和自然风情进行了诗情盎然的审美观照,展现了野性而又鲜活的商州儿女的诗意栖居和诗性精神世界。在当今生态危机愈发严重、生态日益趋向失衡的背景下,《商州初录》所呈现的和谐生存境界和淳朴的生态智慧,在重建和谐合理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尤其是精神生态层面具有重...     

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初考

上海图书馆收藏一部完整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本文通过对此书的部分卷帙与中华书局排印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相比勘,得出此本较上述二本更接近《永乐大典》原收录本的观点.这对于破除《四库全书》本的迷信,以及恢复此书原貌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一本逊清朝廷的政治斗争实录——论《王忠悫公哀挽录》及相关问题

1927年,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因其国学大师的学术地位和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的身份,而引起中日学界、政界深度关注,相关追忆追思之诗文数量甚多。两个月后,在罗振玉的统筹下,由王国维之子王高明等具名编辑《王忠悫公哀挽录》一书,略见一时之思之情。此书中虽全文照录溥仪之诏书,但未见罗振玉代拟代奏之遗折,这与罗振玉的特殊心理有关。《哀挽录》序出自罗振玉之手,但署名“沈继贤”,对以郑孝胥为代表的晚近士大夫进行了道德人格上的尖锐抨击,带有檄文色彩。罗振玉自称先后犯三死而未能,并非虚饰之言,而是深契其当时处境与心理。吴可读、梁济与王国维,被认为是晚近五十年间三位尸谏殉节之士。《哀挽录》一书除了悲音悲情,还夹杂着不少隐喻,实际上是当时逊清朝廷政治斗争的一次集中反映,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