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任弼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维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他科学解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号召全党"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他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经济、政治、军事、党建等方面的思想作了丰富的阐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普及作用。     

论中国共产党十大执政规律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号召全党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十大规律,即与时俱进规律、执政为民规律、发展兴国规律、团结稳定规律、民主立国规律、依法治国规律、党指挥枪规律、中国特色规律、自主外交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     

略论毛泽东关于执政党思想建设的思想

我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党建理论，毛泽东同志对此作出了特殊贡献。在一切建党环节中，他始终把思想建设置于中心地位。最早从古田会议，此后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七届二中全会等重要会议，逐步地使全党高度重视思想建设，他本人亦从理论上丰富了思想建党的学说。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更把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当作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并使其关于执政党思想建设的理论更全面更具特色。一、把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作为全党思想建设的实质“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     

树立和落实科学的教育发展观

2004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要牢固确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略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中国共产党在50多年执政的风雨历程中，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怎样执政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科学执政的一系列意识和理念。这些理念，既是我们党半个多世纪执政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科学执政的理性选择和客观要求。深刻认识和牢固树立科学的执政理念，对于提高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实现党的执政目标和执政理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推进执政能力建设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思想政治工作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地位特殊、职责重大、使命光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这既是财政部门加强自身建设，肩负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为民财力保障水平的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曾指出:“掌握思想工作,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我们党抓住重要战略机遇,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执政使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依靠组织和行政的力量,更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     

努力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能力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党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努力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能力。     

毛泽东书信与廉政实践的理论思考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又是全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的廉政思想和实践，为全党同志树立了榜样，也为后代留下了一分珍贵的遗产。毛泽东的廉政实践给我们如下的启示：反腐创廉必须实行廉政立法，防止权力运行无序与权力的滥用；完善监督机制，保证党和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加强执政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学习观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我们党的一项重大战略课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形势下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抓住了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问题——学习。中央高层高度重视自身的学习和全党的学习,把学习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战略步骤;把学习的内容和执政的使命紧密结合,溶于一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学风建设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思想基础。这种新的学习观对于推进学习型政党的建设,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进程,落实执政为民的执政观具有重要意义。     

管治理念及中国大都市区管理模式的重构

管治 (Governance)作为一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权利平衡再分配的制度性理念 ,已经愈来愈成为全球性的共同课题 ,并迅速渗透到城市与区域规划、管理的具体行动中。探究管治概念的由来与本质 ,客观评价其局限性 ,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以管治的理念探讨中国大都市地区管理模式的重构 ,对我国相应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从思想引领到制度领导：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百年探索与治理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贫困治理制度体系中,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这些思想也是中国贫困治理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基本价值遵循。从思想引领到制度领导,有效发挥思想引领力与制度领导力在贫困治理中的双重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成功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制度化不仅对相对贫困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对经济社会其他领域的治理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即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持不断发展和完善治理制度体系和坚持党政目标的一致性。只有把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融入国家治理制度之中,实现思想引领与制度领导的有机统一,才能取得卓越的治理效能。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困境及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经济增长目标转向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民族地区更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边疆民族地区具有特殊属性,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进而保障“十四五规划”的顺利实施,是国家治理始终贯穿的命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如何更好地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本文回归理论和逻辑的起点,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并加以分析,提出实现路径,以期进一步推进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辩证认识与实践创新

中国传统治国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自然思想、法治思想和廉政思想是其精粹。习近平对传统治国思想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又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实现了传统治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显示了习近平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和巨大的政治智慧。     

中国政治权威治理模式利弊分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高度政治化、高度集权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权威主义国家体制,而是显现出一种新权威治理模式。然而,随着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的出现,新权威治理模式面临着特别是来自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中国唯有从权威治理逐步向分权的民主政治体制转变,才能打破发展的瓶颈,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良性互动。     

网络时代公共治理事务新变革与网络政府建设

分析了网络时代我国网络政府建设的背景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公共治理事务变革和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认为信息时代要求政府应在公共治理领域建设与之相适应的网络政府,进而探讨了如何加快网络政府的建设。     

近代中国农会立法之演进及其乡村治理之价值判断

在近代中国,农会是农民组织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形式.近代农会立法演进的历程,彰显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结社自由与自治管理权的肯定和推动.历代政府主导的有序变革经验表明,可以试图通过农会立法有效笼络乡村精英实现乡村治理,达到管控与自治机制相结合而良性互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目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地位

全球治理的新形势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当前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现状决定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可以总结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与国际法治的维护者。未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路径是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根本方式是法治。而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关键是提升法治话语权。为此,中国必须致力于运用法治话语来表达自身的立场和诉求,充分利用通行的国际规则来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完善。     

论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实践路径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执政理念和价值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研究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实践路径,探讨落实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反映在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中的实践要求,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