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摆效应”:关于决策惯性的一个形象描述

每天需要拧紧发条、下面拖着一个圆形摆件的老式机械钟,似乎已是中国钟表史上的一个陈迹。但是,“钟摆效应”却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尤其是管理活动中广泛地存在。笔者把“形而下”的钟摆运动与“形而上”的决策理论联系起来考察,结果颇有所得。钟摆运动包孕着深刻的启示。为此需要对相关的要件进行概括。首先要认识钟摆本身。它由两部分构成:重垂和连接臂。对于连接臂的设计,不外乎两大     

室内流行新摆设

随着家居装修格调的不断提高,一般的摆设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高雅的欣赏品味,于是一些构思新颖的现代家居摆件便脱颖而出。 首先是镀银摆件。主要有酒具、茶具、啡具等:一只高身壶加八只茶杯;一套倒挂支架,扣着四只香槟酒杯;一个咖啡壶,配一只奶杯和一只糖杯……壶杯和壶     

《诗经》疑义辨析一则

《诗经?大雅?大明》中“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句，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分析“朝”“会朝”及“清明”的语例类型可知，这里的“朝”当解为早晨，分析“会”字的发展演变线索可知，这里的“会”当仍为动词，可释为“适逢”“碰到”等。因此，“会朝清明”当为“肆伐大商”的时间状语，全句应释为“全力去讨伐商纣之时，适逢早晨清明的时光。”     

“以经术为治术”:兼综汉宋视野下魏源的今文经学

“兼综汉宋”思潮在道咸之世兴起的同时，“经世”之学重新为学界所重视。魏源立足于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经世”,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由于其“微言大义”是求之“语言文字”,便失去了崇高的玄妙感，于是不得不“以天为本”,为其“经术”建构道德形上学。但魏源在建构道德形上学时，相较于“尊德性”,更倾向于“道问学”的工夫论，加之以“道”与“势”的关系来讨论“复古”与“变古”的抉择问题，最终魏源的“以天为本”吊诡地又回到了“经术”。     

章学诚学术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针对时风学弊，章学诚建构了以“世”、“道”、“史”为基本架构的学术思想体系，主张“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提出“本己性情为学”、“学欲其博，守欲其约”、“临文主敬”、“知人论世”的学术方法，并强调以“史德”为重心的学术修养。这体现了章学诚作为浙东学派之殿军所具有的才识卓见，对现代学术研究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数字时代下异化劳动的新表现

“剥削”概念是透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切入点。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剥削方式由强制性的“你应当”转换为激励式的“你能够”，原本被动的“他者剥削”逐渐过渡为主体主动的“自我剥削”。此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合二为一，“绩效劳动”以更为隐蔽和深刻的方式成为“异化劳动”在当代的新型变体。“自我剥削”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将它的增殖欲望转化为主体自身的欲望，并通过强制的“进步力量”和“竞争逻辑”极尽对主体潜能的挖掘与利用。在数字资本的宰制下，人的“自我异化”以“自我实现”的面貌呈现，“自我剥削”的本质仍然是“他者剥削”。     

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

李白《古风》（其一）将“圣代”拟为西周，又将诗歌在当代的振兴拟为“大雅”重现。圣代复元古，大雅振新声，这是李白对大唐盛世从诗歌（文学）与政治两方面的赞美与期待，亦诗之主旨所在。“我志在删述”，是李白欲效法孔子，对“圣代”诗歌加以总结性的整理加工，编成一部类似于“诗三百”的“圣代诗”、亦即当代的“大雅”以流传于后世。“获麟”意同“杀青”，表明“删述”之事完成。诗对扬、马赋持正面评价，“扬马激颓波”之“激”意为遏制。诗将建安以来诗歌演进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绮丽”，既是以“大雅”、以扬马赋为参照，更是以盛唐诗歌为参照，“清真”正是对“绮丽”的反正与批判。     

“鸱鹗”考辨

《豳风·鸱鹗》一诗中“鸱鹗”为何乌，历来争议颇多。毛、郑以为“鸱鹗”为“鹩蝎”，后人遂有“巧妇”、“鹪鹩”、“蒙鸠”、“桃虫”之说，纠缠不清，以讹传讹。解“鸱鹗”为二鸟，则流于繁琐。依据诗歌所描绘，综合各家观点，分析各类考据材料，追根溯源，则“鸱鹗”实为今之猫头鹰。     

《孟子·万章上》“攸然而逝”正解

《孟子·万章上》“攸然而逝”句对“攸然”的解释，字典辞书和有些专著均采用赵歧注，释“攸”为“迅走”义．通过我们的考释发现赵歧之注不能成立，“攸”无“疾快”义，字典辞书的编者，均是由于误信赵注。衍设“迅疾”之义项，此处的“攸”为其常义“自得貌”。     

论散曲的“当行本色”

散曲被称作“词余”，却并非词之孓遗，而是诗体的又一次革新。散曲的“当行本色”，表现在语言上乃是“贵显浅”，即“意深词浅”；表现在抒情方式上，为明快直捷；表现在艺术形式上，是“曲如赋”，重赋多比，喜用“诡喻”、“博喻”，用典以一听便懂、一读便知为原则，而与诗、词用典迥异。从本质意义上说，散曲可划入“俗文学”范畴，这种“俗”，是以其民间性、大众性、原生性为内涵的。散曲的生命土壤在北方，其“明快畅达”的本色，与北人的性情及趣味大抵有关。     

基于“乡土”对伟大建党精神内涵的深刻把握

“乡土”与伟大建党精神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可以从“乡土”的角度出发，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伟大建党精神以“乡土”为出发点，在“乡土”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提供精神动力。伟大建党精神以“乡土”为立足点，“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依靠，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伟大建党精神以“乡土”为中心点，以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为中心，“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取得新成就。伟大建党精神以“乡土”为关键点，在“乡土”中磨砺、锻炼和提高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能力和水平，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品质迎接实践中的各种困难，以新的伟大斗争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论语》“未知，焉得仁”：朱熹的解读与现代的转向

对于《论语》“未知，焉得仁”，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其一是孔安国、何晏、皇侃、邢昺以及朱熹把其中的“知”解读为“知晓”；其二是郑玄以及王充、班固、徐幹、李充、颜师古把“知”解读为“智”。朱熹在把“知”解读为“知晓”的同时，又对于“仁”“智”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既讲仁包“义礼智”，又讲智藏“仁义礼”。清儒大都追随郑玄，将“知”解读为“智”，并由此进一步讨论“仁”“智”关系。正是历来存在的这种分歧，演化成为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的解读与冯友兰、唐君毅、冯契的解读之间的分歧。这是当今对于《论语》“未知，焉得仁”的解读，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船山对朱子、阳明“尽心知性”解之批判与重构

朱子与阳明对孟子“尽心知性”诠解之不同，从本质上来说是二者在“诚意”问题上偏外与重内的二元对立。船山从文法和逻辑的角度驳斥了朱子“知性”为先“尽心”为后的工夫次序，将其辨正为“非尽心无以知性”,认为“尽心”是“知性”的前提；同时从为学次序和穷理方式上解构了阳明“尽心即是尽性”的内求方式，将其驳正为自明而诚、内外兼修的穷理工夫，从而使“尽心知性”的实现主体由圣人转变为君子。而船山之所以将“尽心知性”重构为“自明善而诚身”的工夫，其旨在于强调“诚身”之实践，以求重返实学、复归圣学，彰显了强烈的原道精神与时代关切。     

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性质论析——兼论“大写”的历史科学的建构如何可能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究竟如何可能，成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但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多侧重于“往后做”，即探讨“历史科学”创立之后如何是“科学”的，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于“往前做”，或者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往前做”与“往后做”结合起来，即探讨“历史科学”的提出过程及其全面展开。只有这样，才能深入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性质，只有以“现实的人”为主体、以人的感性活动为中介、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标，才能真正建构起“大写”的历史科学。     

预防犯罪应提到一个战略高度来认识

“严打”力度越来越大，刑罚越来越重，而犯罪率却逐年上升。作者在分析产生这一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刑事政策改革的思路要两步走：一为“严打”与“预防”并重；二为坚持“社会预防为主，刑罚预防为辅”的战略方针，同时变“厉而不严”为“严而不厉”     

陈水扁“废统”用心何在

陈水扁自2000年上台六年来，年年都有谋求“台独”或“去中国化”，以“切香肠”方式“谋独”动作不断，一开始还有些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后来便越来越明目张胆。2000年11月台“外交部”密令各驻外“大使馆”、办事处，停止使用“国徽”，以梅花代替；2001年12月，台“新闻局”公布新的局徽，取代原先具有的中国版图的旧局徽；2002年2月，为驻外机构“正名”，不用“中华民国”字眼，改名为台湾代表处；2003年9月，护照上加注“台湾”。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论“乐器人化”──现代中国器乐表现文学作品的一个配器特色

本文探讨中国器乐在配器上的一个特色——“乐器人化”。这一特色表现为两方面：一为类比，二为借鉴。前者探讨乐器与人的关系，提出”乐器＝人”的命题；后者探讨“洋”与“中”的关系，核心是“洋为中用”。尤其后者，为中国文艺提供了新信息，这一特色的深层文化因素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戏曲的“角色化”成分。     

谢榛的“文随世变”论与格调“通变”论

谢榛的诗学思想以“声律”为中心。其历谈声律格调，以分正变，来规避旧格调论单纯崇“正”的缺陷；以“三要”与“一我”“一心”为立足点，建设以“悟”为核心的主体才能，来丰富格调论的内涵；以“走笔成诗，琢句入神”来改造旧格调论的琢句求工之弊；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力图让诗性分析从偏执两极走向融通，以改变格调论崇尚汉魏范式的不足；他以对“法”的具体讨论，落实了对格调论内容的梳理。这样，“法”、“悟”、“神”、“兴”、“走笔”与“出入（初盛唐十四家）”一起，构成谢臻格调论诗学的新鲜特色。     

《养生主》奥义——身心兼养的庄学“人生”论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第三篇。旧庄学对《养生主》很不重视，以为无甚深意，浅显易懂，因而掉以轻心，谬解无所不在。庄子阐明“养生”之“主”是“道”．却被否定“道”的郭象谬解为“不伤生”才是“养生”之“主”。庄子主张“为知”的同时必须知“殆”而“已”。却被旧庄学厚诬为“反智主义”。旧庄学又望文生义，厚诬庄子教人“为恶”。作者在《逍遥游奥义》《齐物论奥义》的基础上，无懈可击地抉发出被旧庄学遮蔽两千年的庄学“养生”奥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