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口述史的一种可能——以汤姆·斯坦普尔观众口述史研究为例

当前国内的电影口述史研究还处于"电影人口述史"阶段,这与从更民主角度进行历史书写的口述史学科品格还有一定的距离。尽管在史料采集、留存等技术路线上获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如何将"口述史料"转化为"口述史学",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与深入的必要。21世纪初汤姆·斯坦普尔的"观众口述史"研究,基于普通观众电影记忆视角的旨趣,凸显了"口述史"的"人民性"特征;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策略,又避免了"口述史"仅作为"史料"存在的情况。对它的引介、梳理与思考,可以为国内从"电影人口述史"走向更深入的电影口述史学研究,提供一种可借鉴的研究路径。     

主持人语

区域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迅速展开,其相关理论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区域史研究应当具备方法论的意义。区域首先是需要被检讨的对象,研究者应当将区域视为历史演变的结果,思考其由来的问题。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区域史应与社会史、整体史实现统一,充分注意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通过展现各个区域的历史发展逻辑,区域史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要求研究者同时关注不同区域之间、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资本批判的视野下：奥康纳环境史思想探析

生态社会主义哲学家奥康纳在资本批判的视野下对环境史提出了独特的看法。首先，在资本主义历史书写谱系中，环境史是史学书写类型的逻辑终点。其次，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当运用一种自然、劳动与文化三位一体的分析方法。最后，环境史可以视为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历史批判。奥康纳的环境史观点既是对当今世界自然资本化危机的重要警示，也是对环境史发展的内在性和外部性原因、环境史研究的科学意识和批判意识等方面的深刻思考，这对于理解环境史本身和生态危机问题的历史学解释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侵华史”书写体系的建构——以刘大年、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为例

“美国侵华史”从“帝国主义侵华史”书写体系中独立出来并走向兴盛,是在抗战胜利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迎来高峰,产生了一系列著作和文章。其中,刘大年和卿汝楫的同名著作《美国侵华史》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的美国侵华史书写,被赋予了多重使命,既要颠覆民国时期历史书写中的美国形象,又要与美国政界、学界所炮制的“对华友好”论展开斗争,旨在通过系统梳理美国侵华的历史事实,厘定“侵略—反侵略”的历史基调,重塑人民群众头脑中的历史记忆。尽管这一史学课题因政治需求而产生,但新史料的发掘、新问题的提出以及新视角的开拓等,都推动了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发展。就刘大年和卿汝楫的著作而言,两者在研究范式上均属于早期革命史范式,具有同一性。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的娴熟程度不同,双方所建构的美国侵华史书写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刘著更符合历史实际,卿著则明显存在用史料比附经典作家论断的倾向。     

口述史的复调价值及其实现

布罗代尔认为,理想的历史应该是多声部的。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的出现使基于文献书写的历史的单声部特征显露无遗。口述史不再是现代社会“沉默的大多数”发出的声音。以口头陈述为基础的口述史的叙事和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书写都同样是有关历史事实的观念的反映。各具独立旋律的叙事与书写理应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而形成复调历史。这种复调历史并非杜赞奇基于话语分析方法,以解构民族国家单线叙事为目的的复线历史。口述史与历史二者之间互补互益的差异使反思性知识与批判性知识可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检讨并对历史事实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借鉴历史研究方法及滥觞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民族志方法是解决口述史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重要路径。     

口述史:武汉城市社会研究的"活材料"

近年,随着城市史研究热潮跌宕,口述史进入社会文化的书写与阐释中,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然而,面临材料匮乏之瓶颈的武汉城市史研究,却尚未重视口述史这一宝贵的"活材料"。虽然口述史存在局限性与搜集之难,但在武汉城市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只要我们沿着合理的路径操作,一定能繁荣武汉口述史,促进武汉城市社会研究的升华。     

口述史与女性主义研究的亲缘性

口述史与女性主义视角在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的真实性和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即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大量普通女性和底层民众往往被排除在主流历史建构过程之外,但是书写历史的神圣性常让人们遗忘这一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口述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从妇女对日常生活的讲述中挽救和建构妇女史。相比于文字材料,口述材料的特殊价值在于对讲述者主体性的尊重和恢复,以及以此为基础重新建构起来的研究双方的平等关系。     

“推测史”与亚当·斯密的史学贡献

推测史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史学的重要内容,亚当·斯密在推测史中阐释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在阐释经济增长时，斯密在他设想的经济的自然进程与真实的欧洲经济史的悖论中阐释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在阐释天文学这门自然科学的历史时，斯密认为想象推动了天文学史上的重大观念变革，而想象是推测史的重要因素。在评论18世纪的传统史学时，斯密重新阐释了史学的功能和写作原则。斯密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历史，而是将推测史运用到他对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天文学史革命的阐释中，拓宽了人们认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视野，反过来促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推测历史的书写。     

“以类相从”与“见微知著”--关于两部中古赋史的比较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与王琳《六朝辞赋史》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辞赋史的两部巨著,程著注重辞赋的类型化分析,王著则以作家作品分析见长,二书在叙述视角、叙述方法、行文结构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在书写过程中,二书亦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广博宏富的学术视角、客观的写史态度等。二书的论述,能够形成互补态势,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史全貌奠定基础。     

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区域移民史著作——读《重庆移民史》有感

正重庆师范大学李禹阶教授主编的《重庆移民史》(91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系目前首部全面、系统研究重庆地区移民历史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区域移民史研究专著。重庆地区位处我国南北部和中西部的交界区,位居长江及嘉陵江、乌江流域。尤其长江三峡水道,自古以来即是沟通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的重要交通要道,连接长江上游与中、下游地区的大动脉。而     

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翻译研究的一个历时视角

译史研究的传统方式长于史料的爬梳与整理,而疏于对事件之间联系的分析,因而导致记述与分析的失衡;译史研究的文化方式则偏重揭示翻译活动与文化互动,虽然部分克服了前者的缺点,但是造成了研究中理论与实践之间新的失衡.新史学理论的历史中时段对于处理好记述与分析之间的矛盾带来了重要的方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内外之分,为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据此可以将翻译史分为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前者以理论为研究对象,以范式为中时段,辨认理论发展所经历的范式并指认具体译论所属的范式,在对范式的把握中勾画内部历史的发展的图景;后者以译者(或者其他相关主体)为研究对象.以文化为历史中时段,选择具有文化意义的史实并解释其文化成因,在与文化的参照中重建史实之间以及史实与历史整体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内外并重、双维平衡的翻译史解释模式,不仅能够处理好记述与解释和理论与实践在翻译史中的关系,而且从理论上预见了内外译史之间就共同关心的课题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的可能性.     

新丝路时代西部文学话语权的建构

新丝路时代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时代,西部文学作为丝路区域的民族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化身与表征,它是区域发展的软基石。虽然历史上几次文人的“西迁”让西部文学汲取了发展的动力,作家队伍也在逐渐壮大,但西部文学的概念性模糊及身份认同问题依旧存在。在新丝路时代,继西部大开发之后,西部这块土地再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在此形势下,西部文学更需要借此机遇向外界展示自己的魅力,重新构建西部文学的国际国内话语。     

市场经济语境中民国史小说创作论

市场经济对民国史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消除了作家与普通大众的差别,作家只能以普通人的眼光看待现实、审视历史,从而发现了民国时代稳固、久远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延续性,即宗法组织、亲情伦理、封建等级等传统文化精神对人们的生活、行为的渗透与影响。另一方面市场规则的运作也使民国史小说强化了色情、暴力与神秘等内容,从而构成了另一种限制。     

论迟子建小说文本的新开拓

迟子建的小说文本钟情于历史,并吸纳了新的方法。尤其是有关“文革”史与伪满洲国历史的文学表达,作者擅长构建独特的人文视角,从日常生活写起,运用民间立场,书写平凡的生命个体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真实感受,显示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书写策略。     

走进田野的历史人类学——评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追溯,也是包含阐释框架在内的世界观.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是近年来区域社会史宏观与微观研究交汇的力作,它从观念上提出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并且在"小"与"大"的历史之间寻找一种反思和架叠式平衡,在形形色色的"区域"(地方、都会、市镇)个案中论证"社会"在"历史"中的有机性,以及整体史的可塑性.     

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从江南区域史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国内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者对相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关注有限。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是要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在东亚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宗廷虎先生中国修辞史研究述略

修辞学史研究和修辞史研究是修辞学研究中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宗廷虎先生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就修辞史研究而言,在理论探索中,指明了修辞史研究的性质、对象和范围,阐明了修辞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探明了修辞史研究的方法,阐述了辞格史研究的理论;在实践研究中,具体研究了借代、引用、避讳、回文、镶嵌、顶真这六个辞格的历史演变,进而研究了诗歌体中连珠格、顶真辞格连环体、药名嵌字格的历史演变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引用辞格,系统研究了中国集句史;在方向引领中,组织撰写《中国修辞史》和《中国辞格审美史》。这些成就,对修辞学研究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重述、重构与反思：福克纳与莫言的历史书写比较

历史是进程,是人们受到干涉的时间。文学的历史性是福克纳与莫言主要作品的显性特征。借助主观化叙“史”方式,两位作家完成了对各自历史转型时期社会现状的艺术表达,构筑了一个文学、历史相互交织的文本世界。其历史书写不再拘泥于盖棺定论的历史事实,而是演变为掺杂着政治目的的个人言说,折射出作家对历史时空中的政治权力和等级秩序重新审视与干预的创作意图。     

近代湘西开发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以区域史为视角

要从区域历史同质性、整体性历史要素和多学科的角度研究近代湘西区域开发史;充分认识这项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阐述近代湘西开发引发的社会变迁;研究中要重视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微观翻译史描述研究

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微观思想资源。微观翻译史源于历史学科研究的纵深发展,微观历史"书写"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欧洲,是在"文化历史"引领下出现的不同历史研究方法之一。微观翻译史带来范式的转变,从中心、主流到边缘地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剖析,从断裂、碎片中寻求史料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