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拜村传统民居景观保护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控拜传统民居景观价值特征体现了苗族地域文化特色的物化标志、苗族山地生存智慧以及苗族文化传承的文化空间。通过调查分析,控拜传统民居景观保护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即水、电设施功能低,使传统民居受到火灾威胁严重;排水与卫生设施缺乏,使传统民居景观吸引力下降;传统民居舒适性低,不能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多样性的文化变迁,导致传统民居景观保护受到外来文化的威胁。针对面临的问题提出对策,对村赛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     

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的文化景观思想探析

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是文化景观研究领域中的杰出思想家。杰克逊从城市与乡村两个研究视角出发,考察时代变迁带来的文化保护问题与环境问题。其通过概念辨析和对方法论的反思,开拓性地对文化景观进行分类,并探究其成因、根源和表征,更是挖掘出了景观的象征性意义。他通过演讲、教育、编撰专业期刊和书籍的方式,推动了文化景观的普及,开启了景观民主化的时代,促进了国际上对文化景观的保护。笔者梳理其文化景观思想的形成背景与发展历程,从乡土景观、美国景观史、场所感三方面探析其文化景观的思想内涵,从文化景观、教育意义、文化地理学、遗产保护四方面阐述其思想遗产的历史性贡献,不仅能为中国的风景园林历史理论研究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提供启示,而且对风景园林学者增强地域认同、加强城乡特色景观风貌管控也具有现实意义。     

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与传承保护

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精神调剂、文化传承、社会教育、生态维护、规范社会伦理道德、促进经济发展等社会功能。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保护与传承意识淡化,政府引导力度不够,传承保护缺乏整体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内涵连动措施缺失等问题,有必要采取活态保护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其保护与传承的内生动力,构建侗族"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高效机制,建构立体的法律保护屏障,建设侗族"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等有效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媒舆论引导

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重申报轻保护、开发性破坏等问题,传媒应承担起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责任,通过舆论引导来提高全体民众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文章同时提出了传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加强舆论引导的具体措施。     

构建和谐的城市景观—对合肥市城市景观建设的评析

以合肥市城市建设为例,从城市景观的角度出发,思考城市的历史文化、景观与生态资源、城市与人三个方面问题,认为在城市建设中,应多注重城市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传承、生态资源的节约与保护、城市景观建设以人为本,探索如何构建和谐的城市景观。     

东坡赤壁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的景观评价研究

本文对东坡赤壁风景名胜区的景观赋存现状特点进行了分析,对现有的主要旅游景观实体进行质量评价,从文史价值、科学价值、景观吸引力(观赏游憩使用价值)、景观潜力四个方面对景观综合评价。认为风景区存在景观保护前景堪忧,存在人为分割游憩空间、景观相容性差、水域面积偏小、景观视廊不畅、管理力度不够、地域文化不浓厚等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文化遗产型景区的发展要注意的几项措施。     

生态理念视域下寿州古城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利用研究 ——以正阳关"肘阁抬阁"为例

文章以生态理念来观照寿州古城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利用,并以寿州古城文化遗产正阳关"肘阁抬阁"为例,对其起始渊源、历代传承、传承现状和存在问题等进行了分析,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方面探讨了"肘阁抬阁"的生态构成.寿州古城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在对其保护与发展过程中涉及传承人、传承技艺等艺术本体因素以及经济、文化、社会等非本体因素,因此要同时兼顾内在传承与外在发展的问题.此外,在保护与发展中必须以人为本,重视文化遗产的原生态,要根据生态理念的内涵明确寿州古城文化遗产传承的活态性和可持续性,希冀为寿州古城其他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利用提供参考.     

基于China-NIAHS框架下的林业文化遗产保护探讨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以及中国农业部推进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带动下,国内掀起农林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的热潮。林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历史遗产,深化林业科学研究,抢救性保存重要林业资源,创新现代林业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保持生物多样性,促进当前国家新农村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China-NIAHS项目框架,林业文化遗产有生态性和区域性两大突出特征,根据具体内容又可分为技术型、物种型和景观型3大类。保护与发展策略方面,在完善政策保障的基础上,数据普查和个性化保护是重要途径。     

基于生态位理论视角的村落景观研究

生态位理论在村落景观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将生态位理论应用于村落景观的形成、构成、演化、发展等研究中,可得到以下结论:村落与生物界物种一样也有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位;村落景观在村落生态位的扩充与重叠的作用下,实现村落景观在地理层面的扩大和村落景观类型的丰富;生态位适宜度可以为村落景观的保护与传承提供评价依据;生态位重叠理论对村落旅游的差异发展和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的居民认知特征——以浦市古镇辰河高腔为例

通过研究发现浦市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的居民认知具有以下3个特征:(1)居民对辰河高腔的重要程度、发展现状和喜好程度等三个因子认知相对比较清楚。(2)对辰河高腔的发展过程以及现今分布地区认知模糊。(3)对辰河高腔剧种本身的一些知识缺乏了解。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浦市古镇居民认知特征的影响因素,最终提出了基于居民认知特征的浦市古镇辰河高腔景观基因保护与传承建议,以期能给浦市古镇辰河高腔非物质文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提供一定的指导。     

守望民族的精神家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调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土族、苗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成效显著,但是,湘西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只有真正努力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才能上一个新台阶,也才能真正守护住民族的精神家园.     

民法典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

民法典颁布后,现代民事权利客体相较于传统民事权利客体有了重大突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智力成果的一种类型,将其纳入民事权利客体进行保护符合其本质属性。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体系要求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事权利客体中的地位、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事主体层次、甄别行为人的侵权责任,从而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民事权利,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域下鄂伦春族桦树皮制作技艺传承保护调查研究

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丰富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意义重大。桦树皮制作技艺是鄂伦春族在独特的生活环境和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形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桦树皮制作技艺面临产品市场萎缩、原材料供应不足,创新能力不够、传承人队伍老化等问题。建议以完善传承保护政策体系、创新传承模式、拓宽传承路径、扩大传承人队伍等措施应对,以推动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和保护,促进民族文化发展、丰富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激荡与交流：中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实践的交互式探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维护各民族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本文针对中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者关心的保护与开发、传承方式的固守与创新以及如何利用社区实现动态传承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本真性保护至上、完整性传承以及多样化保护的四大原则。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

我国具有丰富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智慧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是我国在保护与传承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呈现出内容递减、传承断裂的现状。应该采取相应的策略加以保护,以实现代代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传承人与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以吐鲁番市传承人为个案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保护的重要内容,没有传承项目,保护就失去了客体。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深植于当地的文化生态,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展示活动、招收学员传授技能、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此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也需采取措施妥善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出现的传承人同政府认识的偏差、传承人受关注力度不够等问题。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屡遭破坏、传承困难、濒临消亡的现状,形势严峻.对此云南省做了大量的保护与抢救工作,开始探索以法律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举办了各种文化艺术的展演活动,弘扬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成就显著.通过研究发现,应该更进一步构建“政府主导、法律主治、公众参与”的综合保护模式,以期促进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方位落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正"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Iture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保护项目,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2002年发起的一项大型的国际计划,其目的是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按照粮农组织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按照定义及粮农组织所制定的标准,典型的GIA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