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我国最大沿海贸易港的北移趋势与上海港的崛起

明代和清前期私人海上贸易相当兴盛。宁波双屿港的繁盛,隆庆以后从福建的月港──江南港日──日本或南洋的三角贸易,都显示出,自明代开始,我国最大的沿海贸易港已出现向江南北移的趋势,上海港发展为我国最大的沿海贸易港是这一趋势的最终体现。导致这一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江南既是我国明清时期出口商品的主要来源地区,也是进口商品的主要销售地区,并有着发展海上贸易的良好的区位条件。     

突破辽西北战略中生态优先发展的必要性及模式

针对辽西北地区的生态现状及辽西北地区所担负的生态责任,采用理论分析与数据论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分析了在突破辽西北战略中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的必要性,得出了辽西北地区生态优先发展的模式选择。生态优先发展将对实现突破辽西北战略的各项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陈隋时代《文选》学中心在江南的形成及其北移

隋时,第一位从事《文选》著述的萧该,实有六朝时期重视家学的渊源,但因北魏孝文帝以来文学土壤仍旧较为贫瘠,一时间并未在北方形成《文选》学的兴盛。但此际的江南,特别是江都,因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晋王也即后来的炀帝杨广十多年的重视和积极营造,形成了一个在帝京建业凋零、残破之后迅速崛起的经济、文化中心,由此蕴育出了一个以曹宪为核心《文选》学中心。但好景不长,江淮间《文选》学的繁盛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这些《选》学名家至少在武后初期就已聚散,流寓、充实到北方的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学术圈。以李善为界碑,北方郑、汴间的《文选》学已开始兴盛,因毗邻帝京,人文荟萃,而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甚至在初唐,《文选》就已得到了知识界高层的认同。     

试论北上海战略对苏中苏北的带动作用

崇启海地区滨江临海 ,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将崇启海地区建成北上海 ,既能满足上海建设圈的中心城市对发展空间和自然资源的要求 ,又能带动长江三角洲新的飞跃 ,提升苏中苏北的战略地位和投资效益 ,使苏中苏北成为上海的产业转移基地和资源供应基地。崇启海地区可建设上海的江北新城 ,包括港口、海洋公园、国际工业园、生态旅游带、万国居住区等 ,成为上海国际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突破辽西北”生态建设的伦理依据

针对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中不能忽视生态建设这一现实问题,采用理论分析与现实结合的方法,论述了＂突破辽西北＂生态建设的哲学依据和现实基础,表明生态建设要以生态伦理学为哲学依托对辽西北生态建设和保护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依存方面有着更为深远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     

欧盟对外经济依赖与“开放性战略自主”

欧盟的战略自主始于防务、外交等议题,并逐渐扩展到经济、科技、贸易等多个领域,其核心是要解决欧盟“战略萎缩”和避免过度依赖。聚焦于投资与贸易视角,本文剖析了欧盟对外经济依赖现状,并梳理了近五年来欧盟在贸易、投资与科技领域的相关政策。本文研究发现:在欧盟对外依赖结构中,中国是欧盟密切合作的竞争对手,中欧双方在贸易领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但是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逐渐提高,中欧之间的竞争会加剧;美国与欧盟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利益深度绑定,具有坚实的共同利益基础,但是近年来“美国优先”思想以及欧盟新兴技术产业的落后促使欧盟不得不从一种更具竞争性的视角重新审视美欧关系。基于对外依赖现状,在“开放性战略自主”的逻辑下,欧盟近年来致力于通过政策手段增强产业链韧性、抑制技术外溢以及促进新兴技术产业发展,但是未来仍需克服实力不足、政策惯性以及寻找利益共同点三个难题。     

“传移模写”的思想实质

“传移模写”与刘绍祖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刘绍祖而言,“移画”仅仅表示他有能够超出一般画家的精密细致的描写能力.“传移模写”和临摹没有联系.“传移模写”以自然为粉本,“传移”强调创造性,“模写”强调细致的描写.张彦远提出“传移模写,画之末事”应当在他所提及的语境中去理解,从张彦远批评当代艺术家绘画只顾及形似、色彩,而失其笔法,没有气韵以及艺术家轻率的创作态度看,“末事”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它与“经营位置,画之总要”一样,处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移模写”要求绘画应该包含形、色、笔法,甚至气韵,它是对画家提出的高标准.张彦远和谢赫都对他这种画风提出了批评.     

近代东亚国际体系变动与中国崛起的安全战略

近代东亚国际体系变动的"解构—重构"表明,东亚新秩序的成功构建至少需满足三个要求:以整合为基础、应对"变化"的能力、与世界体系的协调,由此决定了和平、崛起、秩序重建三者共生的中国对外战略的三重目标。然而"解构—重构"过程中东亚"东西南北"结构特殊的空间制约,产生了中国国防外交双重难题并存的现象:即双重挤压的可能以及安全与发展的两难困境。在海陆国家安全与发展两难困境不对称情境下,这进而决定了我国和平崛起的地域安全战略的择取方向。     

“通感”修辞格的英汉比较——兼谈与“移就”的区别

英语的ｓｙ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与汉语的“通感”是对应的修辞格。本文引用了中西文学中的经典名句,对该修辞格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运用加以对比分析,说明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文章还谈及“通感”与“移就”的区别     

关于川西高原旅游业“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思考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业与相关产业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呈现相互支撑、融合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和旅游相关产业的统筹协调发展已成为时代要求。旅游业作为川西北地区重要的支柱产业,对相关产业的综合带动作用巨大,旅游业与文化产业、休闲产业、农牧业、加工业以及生态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融合发展趋势明显。在新形势下,川西北旅游发展不仅需要以旅游线路整合沿线旅游资源、统筹协调沿线地区旅游发展,还应构建区域性旅游发展平台,整合区域旅游资源、统筹协调区域内各种旅游要素配置、推进区域旅游整体协调发展,实施"线路统筹"+"区域统筹"的"双统筹"发展战略。     

“苏学盛于北”与金词的发展历程

从大定、明昌词的时代、地域、多元民族文化背景论述了"苏学盛于北"与金词的发展历程,即苏学在金的传播、苏轼"随物赋形"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对金词的巨大影响、金词坛对苏学超然旷逸神韵的承继和金初蔡松年与金中期赵秉文以及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对苏学选择性的承继。分析认为:金文坛的发展既是苏学传播的过程,也是苏学在金的发展和不断被选择的过程;金文学与其说承继的是苏轼的诗词传统,不如说承继的是苏轼学说中所表现出的向四面破出的多重思想。     

明清时期荆江洪水出路与“舍南救北”

荆江洪水的消泄与出路， 一直是荆湖关系演变的内在原因。宋元以后， 随着江汉平原大规模的开发， 荆江洪水由南北穴口分流逐渐转为单纯向南岸洞庭湖区宣泄， 荆湖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一局面发展到清中叶， 便导致了“舍南救北”思想的形成并趋于偏激， 南北之间的畛域之争由此产生。实际上“舍南救北”产生的根源就是荆江洪水的出路问题。对此进行探讨， 可以得出某些于解决荆江洪水问题有益的启示     

“宋元南戏与北杂剧同名剧目”拾遗

宋元南戏与北杂剧存在诸多同名剧目。前辈学人中曾做过这一工作(改为"统计")的,有(改为"有,")青木正儿、谭正璧和俞为民。青木正儿氏在其(名)著《中国近世戏曲史》中,第一次对此进行了统计(改为"做了此工作,")得出数目37种;谭先生则在此基础上增加到96种,其中有6种戏文是明代的,实际是90种;俞先生则统计出剧名相同或情节相同的分别有89和96本。目前(改为"现在"),(我们)在前辈基础上,又新增26种。     

试论先秦时期的“南音”北传

"南音"指的是南方民族的风土音乐.先秦时期,"南音"在北方民族文化中有强烈表现,而且与"北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南音"的北传渊源有自,其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迁徙以及南北民族间政治、文化交流等关系密切.     

英语修辞格Hypallage的翻译与汉语“移就”的比较

英语修辞格Hypallage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和语言学概念,由来已久,汉语中的修辞格移就与它类似.对Hypallage和移就两种修辞格进行了对比研究,探讨了针对Hypallage的两种翻译方法:直译和意译(还原位置法).     

崔浩与五世纪北中国的人才战略

崔浩是北魏初期的汉族政治家,在北魏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崔浩改定历法、注释儒经、撰写史书、吟诗作文,对北魏鲜卑族的汉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崔浩非常注重吸收各种力量以稳固北魏统治。在人才选拔上,崔浩既重儒学又重才干,既重门第又重能力,显示出较为理智的人才观。尽管崔浩的人才观与北魏皇族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但却代表着五世纪北中国人才战略的正确方向。崔浩之死,是鲜卑贵族向试图汉化的人发出的危险警告,这种正确的人才战略也被搁浅了。崔浩死了,其思想并未泯灭,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完全继承了崔浩的人才战略,北魏吸收了大量才士,北魏王朝走向鼎盛。     

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的理论框架、战略路径与研发策略

在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境下,如何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识别“挖壕、卡位、攻坚、颠覆”四种破解策略,及包括技术范式动态性和技术能力基础两个维度的技术情境,构建了技术破解的“情境—策略”匹配理论框架;选取高铁、视频监控和民用无人机三种关键核心技术进行多案例分析,发现了“起点—挖壕—攻坚—颠覆”“起点—卡位—颠覆”“起点—挖壕—颠覆”三种破解“卡脖子”技术困境的动态战略路径,进一步探索出战略路径中的六个关键过程及其研发策略。本文丰富了技术追赶理论、“卡脖子”技术破解战略动态演进相关研究,为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邓小平的“东西南北”理论与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

邓小平的“东西南北”理论是深深地植根在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演变基础之上的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冷战后一时代依然闪耀着科学的光辉，它的理论力量，结合当代世界实际，规范出这样的结论：发展问题，这一当代世界人民必须致力于解决的“主要问题”和“中心任务”，是冷战后时代的主要矛盾。     

台湾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从“利益线”到“生命线”

在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中,台湾是日本"利益线"的重要一环;在当今一部分日本人的心目中,台湾又成了日本的"生命线"。在"利益线"与"生命线"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呢?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在各种场合,从未明确表示过"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最好的注释,那就是:在日本的国家对外战略中,台湾从未失去其重要位置。     

张之洞与湖北工业化的起始：汉阳铁厂“由粤移鄂”透视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冬,张之洞调任鄂督,其原在粤所订炼铁机炉也随之移鄂兴办。铁厂移鄂,标志着湖北工业化的起始。但此举并非张氏之初衷,亦非出于继任粤督李瀚章之不喜洋务,遇事推诿。实际上,这是清廷中枢为了抑制李鸿章集团势力过于膨胀,有意“扬张抑李”,扶植张之洞,并考虑到湖北省自然资源、位置、交通有利条件,而作出的重要决策。湖北钢铁工业之建立,乃是晚清特定的政治局势与湖北省资源、位置等人文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