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社团与传统文人会社比较论

文人聚会结社自东汉以后逐渐蔚为风气,其中招募式的“吟社”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文社或者文人社团相距甚远。文人会社理论也在中国古代有了相当的发展。古代文人会社组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模式不外乎有闲(情逸致)、有权、有钱、有资质(资格或资历)。这也正是现代管理学概括的三个权威的投射:行政权威、经济权威和知识权威。现代中国确有一些类型的文学社团是与行政权威的运作紧密相连的,但经济权威作用于文学社团的情形并不十分明显,在现代中国文学社团的运作中,知识权威乃是最根本的支撑。     

明代徽州文人结社综论

徽州文人结社的兴盛,是明代文人结社的一个缩影。明代徽州文人结社活动正德之前很少,嘉靖、隆庆之际出现高潮,万历时达到鼎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除汪道昆主持的白榆社外,其他明代徽州文人社团皆具有鲜明的地域印记,入社成员大都来自徽州本郡。明代徽州文人社团大体有诗社、文社和禅社三种类型,社团的社约规定了入社原则、经费来源和使用、处罚措施等,据此可了解这些社团的活动特点。明代徽州文人结社丰富了徽州文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徽州文学创作的繁荣,提高了徽州文人的知名度,推动了徽州地域文学与主流文学的融合,使徽州在万历时成为在文学上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     

文人结社图研究——以明清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文人结社图是文人社团活动的产物,在明清的江南尤为兴盛,其兴盛原因与历来文会传统、社员留名于世的思想有关.另外,江南地区众多杰出的画师也为之提供了优越的先天条件.文人结社图有单人肖像图和群体肖像图两种,而以后者为主要形式.善于突出人物个性,人物神态丰富多样而又和谐统一,以及表现方式带有类型化、模式化的倾向是文人结社图的三大特点.文人结社图记载盛事,扬播风雅,对于提升结社活动的风雅品位、认识社团的组成格局以及解读多文化融合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20世纪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研究史论

中国古代文人社团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自1910年李元庚第一篇研究中国古代文社的文章的发表,到2006年止,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走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在回顾、总结、历史评价主要成果得失的同时,此项研究存在深层隐患:现行的文学史著作未能把文学家和文学现象纳入社团文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思维误区;历史学家研究社团形成割裂社团历史和社团文学之间关系的形上研究方法;对于那些至今不易下结论或难以纳入某种逻辑结构中的文人社团和社团成员的文本创作未能在研究思路上有所突破。同时,今后社团研究具有四大走向。     

公安派结社的兴衰演变及其影响

公安派结社始于万历八年,讫于天启初,前后持续40余年,总计达到37例.它汇入到明代文人结社的整个洪流中,大大丰富了明代文人结社的内容,对于公安派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思想的传播、文学影响的扩大等皆有深刻的影响.公安派结社经历了由兴到衰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恰恰反映了公安派兴衰演变的基本轨迹.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的关系极其复杂。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巨大,而文人结社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时候,也会反作用于科举。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登科士子的结社促进了结社风气的形成,科举制度直接催生文社并推动文社发展,三年一次的科考为士子结社提供了契机,而科考的内容和方式对文人结社也有很大的影响。文人结社对科举的反作用直接体现在科举考试的录取上,间接体现则是在八股作文的文风上。     

清初江南地区诗社考——以陈瑚《确庵文稿》为基本线索

明清之际的江苏南部地区,是一个文人结社的渊薮。在那里,除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复社"之外,还有无数规模不等的各式社团。但那些社团中,目前只有"惊隐诗社"比较受人重视,其他都还很少有人专门进行研究,甚至从来不见有人提及。而对类似这样的社团予以考察或钩沉,将是学术界一项长久而重要的工作。     

明代西南地区文人结社现象考述——以巴蜀文人结社为考察中心

明代蜀中文人结社兴起于正德年间,发展于嘉靖年间,至万历时期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逐渐多样化。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属于地域性文人结社活动,受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与当地的地域文化相因相习、互为增益,文人通过结社酬唱展示巴蜀地区文人的文才风流,传播巴蜀地区的文学观念。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是明代四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明代四川文学的发展,对巴蜀文学的传承以及文化传统的构建具有促导作用。     

论曹雪芹创作“红楼诗社”的非艺术因素

充溢着民主精神的“红楼诗社”在一定程度上寄寓了曹雪芹理想的社会模式,而它的诞生绝非偶然。它既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结社朴素民主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又受明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的时代影响,同时,明末清初的女子唱和、结社又为其提供了形式上的借鉴。     

明末清初“潜园社”考论——兼谈文人结社与明清桐城文学发展的关系

受时代风潮的影响,桐城文人结社到明末清初之际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潜园社"便是这一时段桐城文人结社中的一个代表,其成员中不乏杰出的人物,而且具有地域性、家族性、衍生性等特点,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文人结社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紧密,明清时期的桐城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与当时的文人结社有着内在的联系。     

意境的发生与意境的文化精神实质

中国古代专制政治制度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环境促生了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结构。而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结构则是意境发生、形成主体基础。用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结构和意境的特征进行相互分析,将有助于深入认识意境的发生原因和意境的文化精神实质。     

中国古代文人的砚文化活动

砚作为文房四宝之一，是中国古代文人用以研墨的工具。但是，中国古代文人不仅在文学写作与书画创作中使用砚台，同时还将其视为收藏、品评与记载的对象。而中国古代文人之所以积极地投入到用砚、藏砚、品砚与记砚的文化活动中，其原因在于砚台是中国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书写工具，并且藏砚、品砚、记砚的活动可以使他们在身心俱疲时得到放松。     

民间秘密社会与晚清结社法律

晚清内忧外患,严酷的社会环境是滋长秘密社会的温床.群学思想的传入和其"合群"思想的流变,夹杂着其他泰西政治制度的观念被国人了解和接纳,原有秘密结社的扩张和新兴的以"文人结社"为蛹的政治团体,是晚清波澜壮阔的历史无法忽视的重要内容.后者由于缺乏力量,在希望变化的急切愿望与现实发生错位的情况下与前者合流一处,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尊集》与“东轩吟社”

清代道光年间活动于浙江杭州的“东轩吟社”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史上的重要社团之一,创办人为吴衡照、汪远孙,社址在著名的汪氏振绮堂“静寄东轩”。自道光四年甲申(1824)至十三年癸巳(1833),历时十年之久,集会唱和超过一百次,成员超过八十人。社集之作由汪远孙选编为《清尊集》16卷,社员兼著名画家费丹旭绘有《东轩吟社图》正本、副本各一帧,汪远孙侄子汪曾唯又辑有《东轩吟社画像》一书。借助《清尊集》和《东轩吟社图》等文献资料,可以理清该吟社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同时更正各种相关的错误。就清代诗词研究来说,将总集与结社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也是一项积极的探索。     

唐朝政府的民间结社政策研究

本文通过对史料的追索研究 ,发现了唐朝政府对民间的结社的政策 ,曾经有过一个从禁断到承认的过程。民间结社虽然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 ,但因为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所以禁而不止 ,并终于使得政府做出改变。这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特别是民间结社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陈瑚'莲社'与《顽潭诗话》

明清之际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最为繁盛的时期。著名思想家陈瑚创立的“莲社”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社之一。“莲社”的文献资料主要见于陈瑚纂辑的一种唱和类诗歌总集《顽潭诗话》,但《顽潭诗话》所收作品及其作者相当庞杂,并不简单等同于“莲社”的社诗总集。通过对《顽潭诗话》的仔细分析和鉴别,可以获知“莲社”的成立时间、集会唱和、基本成员等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为该诗社勾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面貌。同时,以《顽潭诗话》为线索,还可以进一步探究陈瑚以及其他“莲社”成员另外组织或参加过的若干诗社,从而理清“莲社”及《顽潭诗话》更多方面的关系。所有相关考察将有助于对整个清初遗民结社乃至古代文人结社进行深入的研究。     

"文艺团体是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冯雪峰文学社团观侧论

冯雪峰认为,“文艺团体是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文艺上的团体,绝不能代替政治的结社”,也就是说,文艺社团的灵魂是自由的,文艺社团与政治组织应当有区别,这表明他对文艺社团高度政治化、政党化、行政化倾向的警觉。冯还认为,文艺团体的根本目的是为推进人民的精神自由服务的,这又表明其文艺社团观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作为一种理论预设,这本身就蕴含着不可调和的逻辑悖论。即一方面把文艺社团看作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另一方面又把文艺组织看作是革命斗争的工具。解放后的冯雪峰一度身居文艺界高层要职,既享受到体制化、政治化文艺组织给他带来的种种政治、经济上的实惠,又饱受体制化、政治化文艺组织给他带来的一系列灾难。虽说他和他的同道者们举办同人刊物理想的破灭了,但它对建国初期文学生态的体制化与反体制化、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双方力量消长,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方以智与桐城泽社考论

方以智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大学者之一,成就卓著。他早年于家乡桐城曾结泽社,具有文人社团性质,但今人对此知之不多。泽社之成立不迟于崇祯元年(1628年),方以智与社友课读其间以应举业,并进行文学活动,长达七年之久;泽社的社课为方以智的文学及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泽社为明代文人结社的缩影。     

世人那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从古典文学中的渔父意象解读古代文人的"隐逸情结"

渔父作为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一个意象,历来为古代文人所喜爱。渔父本身所承载的闲适、放达、孤傲等诸多内涵是隐逸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文人心里千古流传的“渔父情结”,折射出了儒道传统下历代文人心中仕与隐之间微妙的纠结状态,贯穿着文人出世入世两种人生观的矛盾冲突,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儒道合一”的特性。研究渔父意象,对剖析我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体味感知传统文化的脉络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维度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其特性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社会面貌以及思想文化特征。传记作为反映社会重要事件和富有影响力人物较为直接的载体,元朝的特性亦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写作的维度,令其富有独特的观照意义。元朝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得军人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重要表现主体,多元的民族起源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尤其值得注意的书写内容,程朱理学对于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判断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是元代传记独特性的表现,传记作为元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诗文的研究亦可由以上几个维度的探研而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