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来源

由“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的《水浒全传》,我初步认为它们所根据的底本,大致有三种:一是以梁山泊故事为主的本子;二是以太行山故事为主的本子;三是以述及方腊故事的施耐庵“的本”.《水浒》被金圣叹腰斩以前,叫做《忠义水浒传》,他的作者,说法很多,有的说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有的说是“钱搪施耐庵集成”,有的说是“罗贯中所编”.这些说法,都强调《水浒》是“编修”的,而不是由某一个人撰写的,就是有主名的施耐庵“的本”,也有人说是“集成”的.今所见《水浒全传》最早的天都外臣序本.其题署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这是比较合理的.     

擅奇古今的诗章——李白《蜀道难》论析

自唐以后,读诗的人无一不知道李白的《蜀道难》。对于这首谎,人们的叹服到了交口称誉的程度,然而一当论及诗的主旨,仁智之辩竟同争讼。仅此足以表明这首《蜀道难》在我国诗坛上占有不同寻常的一席。胡应麟用“出鬼入神,惝怳莫测”(《诗薮·内编》卷二)八个字来概括它的不寻常,倒是十分准确的。“出鬼入神”,指它的奇妙;“惝怳莫测”,指它的深奥。奇妙之处值得赏鉴,深奥之处应当探求,正同两句古诗的原义一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移居》)本文的意图即在这里。     

关于我国历史上养猪问题的几点补正

读了《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许肇鼎同志写的《我国历史上养猪情况简介》一文,我有以下几点补正意见: 1.甲骨文中,除了文章所说的“豕”字外,还有一个“豚”字(见《甲骨文编》九·一一)和一个“彘”字(见《甲骨文编》九·一一),可以说明当时猪的名称已经多样,养猪自然已经时间久、数量多了。 2.金文中,除了文章所说的“家”字外,还有一个圂字(见《甲骨文编》六·一六)。据《说文解字》卷六(下)说:“圂者,猪厕也。从口,象在口中也。会意。”《一切经音义》九引“苍颉篇”说:“圂,猪所居也。”这里的“厕”,既是猪舍,又是厕所。厕所家     

文渊阁《四库全书》小误指正

<正>文渊阁《四库全书》中《遁甲演义》卷一(810-928)“阳逆局起例”是：日奇乙一 月奇丁三 星奇丁三     

《全唐诗外编》“孟郊诗补遗”勘误

中华书局1982年版《全唐诗外编》(下称《外编》)补孟郊遗诗十首(句)。我在搜笺《孟东野集》过程中发现“补遗”间有疏误,兹勘正五条于下。 1、《失志夜坐思归楚江》《外编》第451页据元李治《敬斋古今黈》十,以《失志夜坐思归楚江》为题,录“死辱片时痛”四句作孟郊遗诗,误。这四句系北宋刻本《孟东野诗集》(北京图书馆藏),蜀刻残本《孟东野文集》(北图馆藏)所原有(见卷三),是《夜感自遣》一诗的     

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

明人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录有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金圣叹评本《水浒》施耐庵“原序”相同,但多出“元施伯雨”的署名。按《文章辨体汇选》体例,这意味着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笔者考证,这篇《水浒传自序》很可能源于金圣叹评本《水浒》,但相反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施耐庵是否“元施伯雨”,则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水浒传》“施耐庵的本”则有可能不是小说而是剧本。     

《三国》有余韵 虚实相混成——《后三国石珠演义》考论

有人说:“小说无不可续者,独《三国演义》根于历史,不可续也。”其实不然。早在康熙间,刘廷玑就提到:“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东西晋演义》亦名《续三国志》,更有《后三国志》,与前绝不相侔。”两晋为三国历史之自然沿续,《东西晋演义》题名“续三国志”,固无个可,但真正称得上《三国演义》续书的,则有题“西蜀西阳野史编次”的《续编三国志后传》十卷一百四十回和题“梅溪遇安氏著”的《后三国石珠演义》三十四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后三国”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新考

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引吕布语,与元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吕布事,在今存文献中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表明元明之际的瞿佑与比他更早的元人张思廉,已经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用为说诗的根据或诗料;而《三国演义》当成书更早,大约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     

关于《慕容垂歌》

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第二十五《梁鼓角横吹曲》,有《慕容垂歌辞》三曲: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愿作墙里燕,高飞出墙外。慕容出墙望,吴军无边岸。咄我臣诸佐,此事可惋叹。明人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升庵诗话》卷三《石城乐》条称:“《石城乐》,宋臧质作。《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晋孙绰作。《慕容攀墙视》,慕容垂作。乐府皆失其名,当表出之。”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此条下注云:“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更字明瑞,号石羊生)曰:‘按《慕容攀墙视》殊不类垂作,盖当时…     

《五色石》、《八洞天》非一人所撰辨

《五色石》八卷,序言后署“笔炼阁主人题于白云深处”,《八洞天》八卷,序言后署“五色石主人题于笔炼阁”;二书目录首行与正文卷端、均题“笔炼阁编述”,故学者多以为:二书为同一人所撰,如孙楷第先生一九三二年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在《八洞天》条下即云:“此书与《五色石》小说同为一人所撰。”在一九五七年重订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八洞天》条下又云:“此书与《五     

黄庭坚四条诗话考辩

有四条后山诗话,并见于黄山谷的集子。其中一条见于《山谷集》卷二十六,另三条均见于《山谷外集》卷九杂书类。早在南宋初,胡仔在编《苕溪渔隐丛话》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怀疑是误编。但至今无人加以考辩,兹逐条予以考释。 第一条。《后山诗话》云:“余评李白诗,如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正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后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而山谷《题李白诗草后》云:“余评李白诗为     

《满江红》词非岳飞作又证

《满江红》(怒发冲冠),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然而,它并非岳飞所作。这点,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早有论证。余先生的主要论据有:一、此词不见于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金陀粹编》的《鄂王家集》中;二、此词从未见于宋元人记载或题咏跋尾,而突现于明代中叶以后的碑刻,刻者“不言所据何本,见之何书,来历不明。”(见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最后修订本《四库提要辨证》卷三五)夏先生的主要论据有:一、贺兰山在西北甘肃河套之西(现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而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     

《全唐诗续补遗》溯源志异(选)

八二年,中华书局出版《全唐诗外编》,收童养年先生辑录之《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童先生在较长的时间内,“留心辑补,随见随抄”,化了巨大的劳动,共得诗一千余首,摘句二百三十以上,词三十一首。是书集吉光片羽于一编,补《全唐诗》的缺漏,大大俾益于唐诗研究,这是值得欢迎的。全书偶有疏误的地方,如《全唐诗》已经载出的,不必补收;有些条目征引资料,时序过晚,可以另行补出较早的出处;也有一些条目误录。笔者通读全书,在含英咀华的同时,随手记下“溯源”、“志异”的资料若干条,愿为童先生添砖、补罅,以表助成的衷意。限于篇幅,这里仅选刊出部分条目。     

《会计学原理》复习提纲(连载)

<正> 第一章 总论 一、会计的概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多次提到薄记(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会计),虽然马克思没有正面论述会计的概念,但在下面这段论述中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会计是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 (《资本论》第2卷第152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观念总结”,就是指运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历史记录——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思想倾向

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通俗演义》)是《三国演义》版本系统中现存最早的本子,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著。书前有庸愚子(蒋大器)的一篇序,写作时间是“弘治甲寅”(1494),这是我们确知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成书的最早时间,离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明朝(1368)的时间不过一百多年。我国古代早期的长篇小说,尤其象《通俗演义》这种被誉为我国小说史上第一座长篇小说的高峰的宏篇巨制,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故事流传、作家写作和“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的时间,最后才能印刷出版。按照这种情况来推算,《通俗演义》的酝酿和写作初稿的时间,大致在元朝末年,可能和有人所说的罗贯中“有志国王”、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时间一致。     

清编《唐文拾遗》卷二系年、作者厘正三则

近期校勘《唐文拾遗》(以下简称《拾遗》,发现卷二《玄宗文》今人系年及原辑者误收他人文章以致讹误者三则。现据有关史料、史历,厘正如次。一、《授颜真卿监察御史制》载《拾遗》卷二第10页。日本学者池田温编《唐代诏敕目录》(三秦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253页,系年为“玄宗中”。所引出处为“四颜真卿17.la”(即《四部丛刊》本《颜鲁公文集》17页1栏)。按该书此页为《颜鲁公文集》卷三《表》下,所载《谢赠官表》并无此制。经查是书后附其门客因(殷)亮撰《颜鲁公行状》98页载:“天宝元年秋,扶风郡太守崔琇举博学文词秀逸,玄宗御勤政楼,策试上第,以其年授京兆府礼泉县尉。黜陟史户部侍郎王珙以清白名闻,授通直郎、长安尉。六载,迁监察御史。制云:‘文学擅于登科……’”此制与《拾遗》字句小异。又据是书第90页载宋人留元刚所编《颜鲁公年谱》天宝六载下载:“公年39,正月迁监察御史。”据以上史料即可判定玄宗此制撰于天宝六年正月。《唐代诏敕目录》系于“玄宗中”,失之。     

清编《全唐文》作者小传补正二则

(1) 该书卷一三四第一三五六页(中华书局版)“房彦藻”条云:“彦藻事李密,为右长史,后从密归唐。”今按:《通鉴》卷一八五第五七七四页(中华书局版)载,武德元年二月,“李密遣房彦藻、郑颋等东出黎阳,分道招慰州县。……彦藻还,至卫州,贼帅还王德仁邀杀之。”然两《唐书·高祖本纪》、《通鉴》卷一八六第五八一六页俱载,武德元年十月,李密率众降唐。此时,房彦藻已亡八个月,岂有“随李密归唐”之理;故,上引史书均未言及此事。清编《全唐文》的编纂者,未细检史料,铸成大错,须当厘正:房彦藻死于李密归唐之前。     

试论《反杜林论》三编的内在联系

恩格斯说过,《反杜林论》是“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他特别提醒人们不要忽略“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第46页)。《反杜林论》“百科全书式地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世界观;哲学编是这一世界观的理论基础,经济编是它的客观依据和证明,而社会主义编则是它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本上是同时形成和发展的,它们相互渗透、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互为前提。我们只有弄清三编的内在联系,才能把握《反杜林论》的精神实质。     

《甘藷疏序》的出处

一《甘(艹诸)疏序》是明末徐光启为其农学著作《甘(艹诸)疏》所写的序言,最近选入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语文课本的第一条注释说:“选自明人王象晋《群芳谱·谷谱》。”这是错的。《甘(艹诸)疏序》不见于《群芳谱·谷谱》,而是在《群芳谱·蔬谱二》之中。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版《中华活叶文选》九十号所载《甘(艹诸)疏序》的“说明”云:“这篇序文保存在《群芳谱·谷谱》卷二里”。语文课本的错误可能即承此而来。     

范祖禹与《资治通鉴》——读《范太史集》札记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北宋范祖禹撰。祖禹(1041年--1098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四川华阳县)人。宋仁宗嘉祜八年(1063年)进士。历官龙图阁学士知陕州。事迹附见《宋史·范镇传》。范集中涉及《通鉴》编写的一些人和事,摘举于次,以为治史者之一助。一、“同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在《龙门山胜善寺药寮记》中,自称“奉议郎同编修《资治通鉴》范某”(卷三六)。在《祭叔母宇文氏文》中,也称“左奉议郎同编修《资治通鉴》某”(卷三七)。两处均于阶官下系以“同编修《资治通鉴》”,这一差遣实际上成了他长时期的官职。范祖禹自幼育于叔祖范镇。范镇于庆历、嘉祜间,预修《新唐书》,历十七年之久,对唐史很有研究。司马光和范镇是好友,彼此过从甚密。所以他在《荐范梦得状》中说:“自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