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缓刑考察制度的若干建议

缓刑考察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的滞后 ,一直是影响我国缓刑适用的重要原因之一。与 1979年刑法相比 ,现行刑法关于缓刑考察制度的规定虽然有了明显进步 ,如增加了被缓刑人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应当遵守事项的规定 ;缓刑考察机构由 1979年刑法中的犯罪人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改为公安机关 ;撤销缓刑的情形更具有层次性 ,由 1979年刑法中的只有犯罪人再犯新罪才能撤销缓刑改为三种情形 ,即再犯新罪、发现旧罪以及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规定等。但是 ,有关规定在内容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方面仍存在不少缺陷。我们认为 ,为了充分发挥缓刑在感化挽救犯罪人方面的作用 ,现行刑法关于缓刑考察制度的规定尚需加以完善。     

中国缓刑制度研究

我国目前有关缓刑方面的立法还比较少,这直接导致了缓刑制度运行的不顺畅,也严重影响了它的社会效果。因此,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笔者认为,我国缓刑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各种体制上的障碍,而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立法,判断标准,考察措施和机构,未成年缓刑犯,缓刑前调查,保证金制度,行刑时效等。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试图对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有所启发或帮助。     

数罪并罚下缓刑适用之探讨

刑法对于数罪并罚能否适用缓刑没有明文规定,理论及实践中对此存在较大的争议.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并不意味着对数罪并罚的行为人不能适用缓刑.为实现缓刑价值和刑罚目的,数罪并罚可以适用缓刑.应以缓刑适用的法定条件作为判断数罪并罚时能否适用缓刑的惟一标准.数罪并罚下刑期条件的确定应当以执行刑为准.     

缓刑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缓刑是刑法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之一。文章对缓刑考验期限的起算时间、缓刑的种类、罚金刑能否适用缓刑和数罪并罚中能否适用缓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缓刑适用的形式条件

缓刑适用的形式条件,是指不涉及对具体犯罪人主观恶性、具体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其人身危险性之评价的缓刑适用条件,具体包括缓刑适用的罪种条件和刑种条件。本文通过对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对于缓刑形式条件的相关条款考察,试图对我国缓刑的罪种、刑种及刑期条件加以反思与再造。笔者认为,当下,我国缓刑适用过程中不宜规定罪种条件;我国的刑种条件应该限制在短期自由刑范围内,具体刑期应当以三年有期徒刑为限。另外,作为刑罚之刑种,罚金刑发挥着提高惩罚力度之法律功能而具有了适用缓刑之必要。新形势下,强化缓刑适用形式条件的分析,有益于规范缓刑的合理运用,增强缓刑的法律威慑力,杜绝缓刑滥用。     

重构缓刑立法模式刍议

不同国家由于国情和立法价值取向不同,对缓刑立法模式的选择亦存差异。各国的缓刑立法模式可分为刑罚暂缓宣告制、刑罚暂缓执行制以及综合缓刑制,其中综合缓刑制既融合了刑罚暂缓宣告制和刑罚暂缓执行制这两种模式以便取长补短,又融合了其他制裁方式以弥补缓刑的缺漏,堪为缓刑立法的理想模式。我国缓刑的基本模式是刑罚暂缓执行制中的附条件赦免,这种单一的立法模式在实践中凸显出诸多缺憾。应借鉴综合缓刑制的合理因素,从完善刑罚暂缓执行制、引入刑罚暂缓宣告制、增设附加其他制裁措施的情形等方面着手,重构我国缓刑的立法模式。     

缓刑制度的理性思考

我国缓刑制度的理论与司法应用,与设置该项制度的目的,尚存一定差距.要使缓刑制度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对缓刑的立法、司法现状予以检视和完善.     

缓刑执行说辨析

正确把握缓刑的法律性质,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缓刑的存在价值,更科学地设置缓刑制度的内容,找准缓刑制度的重心与基点,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缓刑的价值与功能。笔者通过理论分析和立法推定,认为缓刑的法律性质都应归属于刑罚执行制度。     

当前环境资源犯罪中恢复性司法实践的检视与矫正——以缓刑适用条件的规范及考察制度的完善为视角

缓刑作为当前进行恢复性司法实践的主要方式,在具体适用中尚存在诸多问题。文章通过对多例滥伐林木罪案件中适用缓刑情况的分析,说明存在的问题,明确该类案件缓刑适用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并据此提出了规范缓刑适用、完善缓刑考察制度的建议。     

积极刑法观下的轻罪立法研究

自1997年新刑法问世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陆续出台了11个刑法修正案,主要以增设新罪尤其是轻罪为内容。这种频繁修改刑法增设新罪且主要系轻罪的立法模式无疑根源于积极刑法观。我国当前处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不断增长的法益保护需求等决定了以积极刑法观为指引的轻罪立法具有正当性。虽然积极刑法观下的轻罪立法致使刑法扩张,并不必然违背刑法谦抑性,但是部分轻罪立法确实存在合理性疑问,而且轻罪立法的附随后果也具有诸多弊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刑法观下的轻罪立法应当重视条文内容的合理性优化,在固守刑法谦抑性的同时,也应注重提升立法科学性,并且应尽快针对轻罪设立前科消灭制度。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刑事悬赏

刑事悬赏是本质上侦查机关私法上的法律行为,行为的目的就是与举报者即刑事悬赏的相对人就犯罪信息进行交易。刑事悬赏是一套预期收益远大于预期成本的有效制度,已在我国的刑事侦查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影响着刑事悬赏的制度绩效。因此,合理确定赏金,明确悬赏的主体和相对人并加强对相对人的权益保护,进一步从交易利益、交易主体、交易安全等方面完善其制度安排已成为刑事悬赏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     

新劳动合同法——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新的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出台,随之而来的是由于劳动合同未按时签订、试用期无法正常解除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合同到期无法终止等原因引发的用人单位成本的上升。与此同时,无固定期限的过早签订也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面对新法,企业人力资源部门需要以更积极地心态去面对,在实质上规范自己的实际操作。让新法能真正成为完善劳动力关系基石。     

妨害司法罪与共犯

有关伪证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由于被告人本人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不能成为证人,因此,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同样,有关窝藏、包庇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也认为,犯罪人本人不能成为该罚的犯罪主体。但是,犯罪人本人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或要求帮助窝藏、包庇时,作为教唆犯能否成为处罚的对象,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则有激烈的争论。另外,由于大陆法系部分国家的刑法有近亲属藏匿、包庇犯罪人不构成窝藏、包庇罪的特别规定,因此,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恢复性司法视域中的少年暂缓起诉

少年司法中的暂缓起诉具有恢复性司法的诸个要素,在理念与实践特征上都与恢复性司法具有很高的契合度,可以说是审查起诉阶段的一种恢复性司法方案。当代中国有些地方曾经出现过少年暂缓起诉的探索,形成了良好的实践经验。由于少年暂缓起诉具有修复社会关系,保护、教育和挽救罪错少年,以及有效进行审前分流的功能,应在现有实践基础上使其制度化,形成一种恢复性的审前程序分流机制。     

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总则若干基本问题的比较研究

《澳门刑法典》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刑法典,其立法观念、立法技术及一些具体的刑事政策,都反映了当代刑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以感化教育和社会防卫为己任,对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执行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本文将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总则若干基本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就基本原则、犯罪概念及犯罪构成的异同及优劣进行了分析比较。     

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当今刑法可称之为"变动中的刑法",其在中国当下社会情境中应从理念上予以推敲,推敲其产生的基础,推敲其变动的原因,推敲其发展的逻辑脉络,使刑法在推敲中走向完善。刑法谦抑理念的勃兴体现着变动中的刑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具有限制机能,其通过刑法处罚范围(犯罪圈大小的划定问题)和处罚程度的限定加以体现。刑事和解恰恰是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挑战,是对刑法谦抑理念的回应。刑事和解旨在软化刑法的强制性,增强刑法的诱导观念及道德重建功能;刑事和解是公法的私法化的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刑法谦抑理念在刑事司法程序或者说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的最好诠释。     

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的实证调查与分析

高校毕业生在当前就业形势下被界定为就业弱势群体,为缓解这一群体的就业压力,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应运而生,其制度价值在于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从而缓解这一社会问题。然而,该制度的实际运行不乏有与现有法律法规相冲突之处,见习制度参与主体双方法律关系难以界定引发的见习期报酬保障、见习期间争议解决途径难以确定,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建立在对成都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实施情况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为该制度的规范化运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     

公司资本犯罪刑法规制的有限性及其抗制——兼论刑法与公司法关系之协调

我国刑事立法规定的公司资本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的规制作用极其有限。原因之一就是刑法因缺乏与公司法的衔接与配合而产生的立法疏漏,并进而导致司法适用上的困难和不当。而我国公司立法的不完善,构成了我国公司资本犯罪刑事立法方面的重大缺陷。这一缺陷直接影响到了刑法对公司资本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因此,应协调刑法与民法、公司法的关系,加强刑法与公司法交流与配合,以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     

刑事政策视野下醉驾入刑的正当性论析

从刑事政策的视角看,醉驾入刑是立法机关所作出的一项正确选择。作为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及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醉驾具有入刑的必要性。此外,面对日益严重的醉驾现状,原有的处罚已不足以抑止此类违法行为以充分保护公共交通安全,故将其入刑亦符合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然而,具有入刑的正当性,并不代表立法规定本身及实施过程中的完美性,入刑后存在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