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兼答董菜时同志

董菜时同志所撰《也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以下简称董文,载《江苏师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对拙著《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载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史学》)一文中为刘步蟾辨诬的论点,提出不同意见。并给刘步蟾提出了三大罪状:除了重复太莱所说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违反军令,擅改舰队阵形,是海战失败的罪魁外,还有“排挤提督,唯权是夺,唯利是争”和“败坏北洋水师军纪的祸首”两大罪状。     

再论商品供求关系对商品价值量的影响——答田源同志

田源同志的《论社会必要劳动范畴》(载《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对拙文《商品供求关系能否影响商品价值量》(载《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一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对我有启发。为了使讨论问题深入一步,本文拟就田文的不同意见,再谈一下“商品供求关系对商品价值量影响”的有关几个问题的理解。     

也谈太平天国的“照旧交粮纳税”——与孙应祥同志商榷

如何认识太平天男颁行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史学界存在着分歧。最近,学习了《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孙应祥同志的《略谈太平天国的“照旧交粮纳税”》(以下简称《略谈》)一文,我认为在一些问题的分折和提法上,是值得商榷的。现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谈谈个人意见,求教于孙应祥同志。 (一)《略谈》存涂述太平天国“有不少地区是禁止地主收租的”问题时,曾列举资料     

关于恩格斯同杜林哲学论战的实质——与施德福、吴雄丞和马鼎璋、张维久等商榷

恩格斯同杜林哲学论战的实质是什么,这是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教学中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到怎样评价杜林哲学的性质,怎样认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篇中对杜林哲学批判的实质这样两个问题。前年,施德福、赵常林、余其铨同志的《杜林哲学体系剖析》(《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文,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后,马鼎璋、宋雅莼同志的《(反杜林论)哲学编的基本线索》(《吉林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一文,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今年,吴雄丞同志的《杜林哲学体系性质的探讨》和张维久、毋德印同志的《论杜林哲学的性质及恩格斯对杜林哲学批判的实质》(《吉林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二期)两文,则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继续和深入。就此机会,想谈谈个人看法,共同商榷。     

史学界就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问题展开讨论

<正> 以往大家对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褒多贬少,基本上是肯定的。但是董楚平在其近作《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八○年第一期)、《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学术月刊八一年第一期)中对此提出质疑,并就如何评价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表述了自己的意见。董文发表后,史学界反响较大。徐祖根和周良霄、张德信住八一年第四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题为《试论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关于农民战争任务和作用的商榷》两篇文章,表示不同意董文中的某些论述。林衍经在《安徽大学学报》上(八一年第一期)发表的《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撮论》,也是针对董文中的某些观点而言的。最近董楚平在《史学月刊》     

《蜀道难》的思想内容是什么?——与安旗同志商榷

在学习研究唐代文学的过程中,看到了安旗同志一篇文章,题为《<蜀道难>新探》(见《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文章说:“《蜀道难》的思想内容迄今未得到正确的解释,也就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价”;声称要“解决此一千载悬案”。但我读完全篇之后,才知道安旗同志不过是用抽象的政治寄托论,对《蜀道难》进行穿凿附会,未免令人失望,不能不加以辨正。     

也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光明日报》的《史学》栏内,刊登了《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一文,提出“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刘步蟾,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奋勇抗战,杀敌立功的爱国将领”,只是因“太莱在……《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的回忆录里,用无中生有、挟嫌诬陷的手法,说刘步蟾在海战开始前,为躲避炮火而违反军令,故意错发信号,把北洋水师原来议定的分段纵列,两铁甲舰居先的阵形,擅自改成‘相并横列以主舰居中’的阵形。结果造成北洋水师阵形混乱,战斗失利,而刘步蟾也就成了北洋水师海战失败的     

再论民族法调整对象——答毛为民、周春梅同志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发表拙文《论民族法调整对象》后,毛为民、周春梅同志撰写了《民族法调整对象新探——兼与吴宗金同志商榷》的文章(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以下简称“毛周文”)。现仅就毛周文提出的几个问题做如下回答和辩正。     

从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正> 《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五期发表了孙祚民同志的《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一文,这是他六十年代初在《文汇报》发表关于民族历史研究方法论问题两篇文章的继续。在这些文章中,孙同志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但就其基本观点来说,我们是不敢苟同的。这里,仅就几个主要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孙祚民同志。 (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     

再论典型的共性

我在《典型浅论》一文的开头说过:“典型问题是文艺理论中的难题。”写完这篇文章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论典型》,详细地谈到了典型理论的历史发展和近数十年来在典型问题上的争论,其目的是提供一些资料,便于大家继续讨论。在《典型浅论》中,我只是简略地谈到了自己对典型共性的基本看法,还没有涉及其中的许多复杂问题,有些意见可能是不全面的。读到1979年第1期《辽宁大学学报》上胡健、张玉祥同志的文章,促使我继续思考了一些问题。下面就把它写出来,作为我的基本观点的补充,并对胡、张两同志的文章作个答辩。     

关于劳动力价值变动的几个理论问题——兼答彭仁君同志

劳动力价值变动的趋势,是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常常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我在《复旦学报》一九八二第四期《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曾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价值的变动趋势谈了我的看法。我在那篇文章中,根据可以利用的统计数字进行了一次粗率的计算,得出的结论是:近百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呈上升趋势。彭仁君同志在《复旦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发表《关于劳动力价值变动趋势的几个问题》一文,从理论上和具体计算上提出相反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从长期趋势看,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是下降的。我国经济学界中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较多。另一些同志则持     

也论教育教学单位的市场准入问题

这是一篇学术争鸣的文章。笔者对《九江师专学报》1995年第一期张文学、吴金兰《论教育教学单位市场准入问题》一文提出了不同看法。     

《厦门大学学报》创刊80年感言

《厦门大学学报》的前身是《厦门大学季刊》,该刊物创办于1926年4月。在学报这80年的历史中,我既是它重要的作者,又是忠实的读者。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教授亲自筹划,于1952年7月复刊,成为解放后全国最早复办的大学学报,当时受到称赞。我在当年的《厦门大学学报》(财经版)第1期发表了《苏联预算制度的研究》。这篇文章也是我作为王亚南教授培养的全国第一期研究生,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成为我学术研究的起点。1962年我发表三篇系统倡导、论证国家分配论的重要文章,这三篇文章奠定了我成为国家分配论主要代表人…     

关于“∑_(υ~'''')/∑_υ-∑_(m~'''')/∑_m”式的推导及其他——答吴涌汶同志

读了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一期载吴涌汶同志的《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究竟是否存在的探索》一文,颇受启发。文中对拙稿《试论扩大再生产下两部类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三种趋势》(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试论》)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对此,我们思考再三,觉得吴涌汶同志的意见难以成立。现简复如下。     

再谈“低能儿”

拙作《<三月的租界>有关问题浅见》在《山东师院学报》发表后(见一九七七年《山东师院学报》第五期),对“低能儿”的问题,有的提出补充,有的提出质疑,还有的提出相反的意见。看了后,觉得这些意见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讨论,有助于对问题的深入理解和研究,特向这些同志致谢意。借此机会,再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不当之处,仍希同志们批评指教。我同意有的同志的意见,为了对“低能儿”做出正确的理解,要结合鲁迅文章上下句的意思来领会。那么,我们就结合原文谈谈看法。     

也谈陶渊明的政治倾向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作家,同时在如何评价问题上,又是一个自来争论较多、分歧意见较大的作家。究竟应当怎样评价,仍然是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六期刊载高文、何法周两位同志写的一篇《试论陶渊明的政治倾向》(以下简称《倾向》)对陶渊明的政治倾向作了论述。这里也想谈谈     

“归去来兮”句试释

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是一篇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名作,但篇名及文中的两个“归去来兮”应该作何确诂,心里存疑颇久,最近读到彭泽陶同志的《论陶渊明<归去来辞>中两个‘归去来兮’》一文(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颇有启发,也想对此发表些鄙陋之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答司马志纯等同志

司马志纯、陈祖华、林先发等同志(以下简称司马等同志),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一期)一文中,阐述了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基本看法。此文虽未指名与我们商榷,但它所批评的主要观点,是针对我们去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不     

对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几点认识——与坚松、李锦坤同志商榷

我校学报1979年第一期刊登了坚松同志《新民主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历史阶段》一文,同年第三期刊登了天津大学李锦坤同志与坚松同志商榷的文章《关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坚松同志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李锦坤同志针锋相对地反驳了坚松同志的观点。我认为,两篇文章都有可取之处,亦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此,谈谈自己几点粗浅的看法,求教于坚松、李锦坤同志。     

紧密联营经济实体含义刍议——对陈述君同志《怎样理解“经济实体”?》一文的补充

目前,理论界对经济实体的认识仍没取得一致的意见。尽管许多同志在文章中频繁地使用这个词,但列其深刻的内涵并未得到透彻的理解。《山东师大学报》八五年第一期发表了陈述君同志的文章《怎样理解“经济实体”?》,读后颇受教益。但文中也出现了一大疏漏,即对公司经济实体的理解没有进行很深的论及。笔者拟就这个问题从质和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对该文进行补充,请陈述君同志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