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为和无所不为——许敬宗、李义府论

许敬宗和李义府是唐太宗的朝臣,也做过高宗武后时期的重臣,史书称二人是奸臣.贞观时期政治相对开明,正人君子得到重用,两人还能有所不为;高宗武后时二人则是无所不为.本文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许敬宗和李义府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及擅矫主命的贼臣行为并给以评价.     

韩非论出现政治危机的三种原因

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韩非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出现政治危机的原因由里及表分为三个层次。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君主持国无度,君主持国无度的外在表现是奸臣弄权,奸臣弄权是君主不能有效掌握权力的体现。权力是刚性的、让人生畏的,但掌权者的个人喜好是柔软的、可琢磨的、可亲近的,奸臣弄权无一不是通过掌权者的个人喜好入手,...     

论章悖及其对荆湖的经略——宋代文官集团研究系列之一

章惇的经略荆湖,对宋室中央集权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综观章惇一生的为人为事,其德量、操行、能力均有过人之处,可算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正是由于章惇等人的努力,内外交困的宋室才得以"帑庾盈溢".而修史者将其列入奸臣传,既有失公允,也有失史家的操行.     

论陈亮的文风与词风——兼谈陈亮独特词风形成的原因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南宋婺州(今浙江金华)永康人。他所面临的是宋朝南渡、新政始建、靖康耻未雪的时代。朝廷中主战与主和派斗争激烈,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左右着南宋的命运。直到绍兴25年(1155年)陈亮13岁时秦桧才死。这种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对他抗金复国思想的建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八大奸臣的下场

伯嚭——害贤祸国,国破被诛 伯嚭,春秋晚期人,在伍子胥的引荐下担任了吴国的太宰（大夫）。得志后,他利欲熏心,干起了祸国殃民的勾当。     

论韩侂胄与开禧北伐

南宋重臣韩■胄领导的开禧北伐，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故能以胜利开始，但由于朝廷的腐朽、投降派的猖獗、主和派得势、秦桧余党的卑劣、内部的叛徒和用人不当等等原因，终以失败告终，故开禧北伐并非没有准备和自不量力，更不能把韩■胄当奸臣对待。     

重观扭曲的人物形象——再论潘美

在小说作品中耳熟能详的潘美是十恶不赦的奸臣佞子.其劣迹斑斑的罪行昭然若揭,而出现在史书中的潘美却是英勇果敢、仁慈宽容的宋王朝的开国功臣.笔者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归纳造成其善恶差异如此明显的原因一、人物形象演变的根本原因源于让杨业命丧异域的陈家谷之战,作为主帅的潘美行事风格有别于平素,关于他复杂心理轨迹的记载不够详细,疑窦丛生.二、小说和史书两种文体形式对人物真实性要求的程度有所不同,建构原则的差异决定人物形象的变异.     

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兼论历史上儒法之间卖国与爱国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两千多年儒法斗争的历史中,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常常是同抗战与投降、爱国与卖国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家爱国,儒家卖国,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北宋时期的杰出法家王安石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历来那些反对和攻击王安石的人,从司马光到林彪无一不是卖国投降的无耻之徒。认真研究儒法之间卖国与爱国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批判林彪一类骗子叛党叛国的反革命罪行,是当前深入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课题。     

台谏对北宋仁宗年间党争的危害

朋党之争与宋代政治息息相关，且贯穿了整个大宋王朝的政治发展史。仁宗时期的党争是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党争，对后来熙、丰时期的党争产生了较大影响。两宋时期，随着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加强，监察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时御史台与谏院合二为一的趋势逐渐形成，这使得宋朝台谏的职能远远超过了唐朝，面对党争——宋朝政局动荡的最直接反映，台谏在党争中的作用亦不能被忽视。     

试论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

北宋在国防上长期被动挨打 ,以“积弱”闻名于史 ,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当时武将萎靡、怯懦的精神状态有关。而北宋将领消极精神状态的产生 ,则要追溯到宋朝开国时期的有关政策。正是在宋初统治者 ,特别是宋太宗的刻意打击、压制之下 ,原本强悍的武将群体在精神上逐渐发生了巨变 ,并由此对国防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从“奸臣”到“地方神”——明清时期对靖难逊国臣铁铉的形象建构

在明代靖难之役中,济南守臣铁铉因抵抗燕师出力颇多而在成祖登基后被杀,然而对铁铉"盖棺论定"的工作却断断续续进行了近四百年之久。在这四百年间,铁铉的形象由朝廷钦定的"奸臣"逐渐转变为忠臣,最终成为守护一方的地方神。铁铉追崇的每一步,朝廷上下的现实诉求都远超过对本地先贤的纪念本身;铁铉形象的演变历程,实际体现出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对政治伦理解释权的反复争夺。     

洋务派官僚对中法战争的不同态度说明了什么

<正> 洋务派的外交是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焦点。长期以来,一些论者认为洋务派一贯主和、妥协,对外推行一条投降卖国路线,并据此否定洋务派所倡导的洋务运动。近些年来,不少论者通过对洋务派个别人物的研究,特别是对左宗棠的研究,又认为在洋务派内部存在主战的抵抗派与主和的投降派,前者爱国,后者卖国。有些论者则提出外交属于国务活动,不包括在洋务运动之内,对洋务派外交采取迴避的办法。那么洋务派的对外态度究竟怎样?特别是应如何看待对外交涉中的“主和”与“妥协”,“主和”与“妥协”是否就是投降卖国?本文拟以洋务派官僚群体在中法战     

汪精卫卖国集团派系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图存,抗击日寇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巨流;可是也出现过汪精卫卖国集团这种逆流。细析该集团的来龙去脉及其内部的隐衷曲折,可以让后人由此得到鉴戒。     

试论汪精卫集团投降主义理论之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投敌卖国有着其特有的精神支柱与系统的理论依据。“和平理论”是汪精卫集团投降卖国理论的早期形态；“东亚联盟纲领”是其理论的新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卖国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黄色人种革命”。其理论有两大特点：一是颇具欺骗性；二是与日本侵略者“东亚联盟”思想的呼应与融合。     

剥掉罗思鼎“史学权威”的画皮——驳斥《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的胡说八道

经过揭发,大家都已周知,罗思鼎的《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一文,是在接受了阶级异已分子、文痞姚文元下达的一道密令之后炮制出来的。姚文元的密令是:“关于王安石变法,请再组织一篇讲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异族侵略”,“法家爱国,儒家卖国。宋亡于地主阶级中尊孔派”。而在罗思鼎的这篇黑文出笼之后,却又被姚文元搁置了三四个月,才又和另一篇由罗思鼎捉刀代笔,借风庆轮远航事而大骂现代的“满脑子崇洋迷外”、“投降卖国”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黑文,以及同是出于这伙黑帮之手而署名池恒和宫效闻的两篇黑文,一并在同一期《红旗》上刊出,妄图借此而杜撰出一个从古到今,凡儒家皆卖国的所谓规律。当他们实在在北宋以前的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典型的卖国主义的儒家时,就把一顶儒     

宋代少数民族学校述略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各民族互相交往、共同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朝疆域虽不广阔,但周边及内地仍有众多的少数民族,而以西北、西南及湖南的少数民族尤为活跃。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宋朝政府开始注重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在数次兴学浪潮的推动下,少数民族学校——蕃学,逐渐兴起。     

“爱国”还是“卖国”——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为考察中心

对于历史人物"爱国"还是"卖国"的争议,在史学界来说已然涉及到能否对一个历史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从秦桧到李鸿章,一旦戴上"卖国贼"的帽子,那么其历史评价就脸谱化的定型为"卖国"了,而忽视具体分析历史人物活动的特定历史环境和历史心理。本文以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为中心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以期历史人物都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宣传家——于右任

辛亥革命时期的于右任创办了四份报纸，并发表了数百篇诗文，针对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及“预备立宪”，帝国主义的侵略，民生的凋敝，人民的反清斗争与革命党人的活动，民国的建立和袁世凯的卖国独裁等，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上，或揭露，或抨击，或鼓励，或颂扬，或讲形势，或说道理，或大声疾呼，或幽默讽刺，对民主革命的宣传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有和亲或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关系,只有宋明两朝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从表面来看,由于宋、明没有实行和亲,似乎使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中断了两个朝代,其实则不然。仅就宋朝而言,既有部分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问题作过反思与评论,又有君臣讨论如何应对辽及西夏的求亲,也有大臣就和亲问题与辽进行外交谈判。两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借助对历史上的和亲的反思与评论而阐述自己的民族关系主张。大致说来,北宋时期的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大都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现实的和亲则大都持反对意见;南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对和亲持否定态度,以评论和亲而反对南宋与金议和。他们所谈论的和亲,多数指两个政权的通婚,有时也指议和。两宋时期的和亲概念,无论是其内涵还是性质,都已发生了变化,与汉唐时期和亲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和亲,切不可全部以通婚视之。宋辽之间就和亲问题的外交谈判,充分体现了当时宋朝君臣对和亲问题的认识程度。北宋之所以拒绝辽和西夏的求婚,主要在于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他们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从体面、尊严等方面审视和亲,提出“和亲辱国”的极端看法。加之辽在开始时明确要求宋朝皇帝的女儿出嫁,进一步加重了宋朝君臣的心理负担和羞耻感。宋朝的“和亲”概念及和亲理念,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亲思想,是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仁宗至宋神宗时期两大民族关系思想流派

宋仁宗至宋神宗统治时期存在两种不同的民族关系思想流派:一是以不事四夷、重内轻外理论为支撑,以安静边鄙、息事宁人为最终目标的主和派;二是以多事四夷理论为支撑,以兼制夷狄、恢复汉唐疆域为目标的主战派.这两大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对北宋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将北宋时期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