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方言中的“了”

“了”在商丘方言中有三种变体。文章描写了这些“了”的意义和用法，并从体貌范畴详细探讨其间的区别和联系。比较它们功能和语义上的不同，可以帮助解决普通话中的一些歧义问题，从而更好地认识普通话中的“了”。     

试论“无方言族”的形成、特征与作用

“无方言族”是一种新的语言群体 ,语言特征基本与普通话一致 ,其形成有它的特定条件。这一群体的出现 ,对于普通话的普及与提高是十分有利的。无方言群体在生活、工作、学习各个场所都使用普通话 ,并对周围人群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推广、使用普通话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谈台湾“国语”中与言语行为相关的常用语词--以“没有”“不会”“不行”“拜托”为例

对四个与言语行为有关的词：“没有”“不会”“不行”“拜托”，在台湾“国语”与普通话中使用情况的不同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显示，它们之间的不同主要是语法化程度深浅之不同，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台湾“国语”中这四个词在用法上都已有往前推展的迹象。     

安徽芜湖方言“得”字的几种用法

考察安徽芜湖话中“得”的虚词用法和构词语素用法:一、相当于普通话介词“在/到”;二、相当于普通话动态助词“着/了”;三、相当于普通话语气词;此外,“得”还相当于某些构词语素。与早期白话文进行对比,其中某些现象是历史遗留下的痕迹。     

“拭”“揩”“抹”“擦”“搌”的历史演变与方言分布

“拭”“揩”“抹”“擦”“搌”是一组表“擦拭”的同义词,它们历史层次不同,意义范畴也有所不同.自先秦到明代,书面文献中一直以“拭”为主,清代开始萎缩,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拭”则只保留在古语或个别成语中(“拭目以待”).而“揩”自魏晋以来,一直在缓慢发展,但从没占居主导地位.“抹”“擦”作为后起之秀,明代以来就非常活跃,至今天二者平分秋色.“搌”作为方言词没有多大变化,始终居于次要地位,文献用例甚少.     

沅江话中的语缀“几”和“子”

湖南沅江话中语缀“几”和“子”的词汇意义虚化,能产性强,大多构成名词性词语,其构词情况不同于普通话词缀“儿”和“子”。相比而言,沅江话中的“几”和“子”的构词能力更强。     

浅析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失言”现象

在现代汉语教学和普通话水平测试中一些学生拿“母语”当“外语”，面对一个简单的话题，却无话可说。这种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造成这种“失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重基础轻应用，过度“规范”的要求等等几个方面。针对这些现象、原因，笔者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改正措施。     

湖南涟源方言的“子”尾和“唧”尾

涟源方言中常见的语尾 (吕叔湘 ;1 956)有“子、唧、公、牯、婆”等 ,其中以“子”尾和“唧”尾最为特殊。通过对两者语法功能的考察 ,便知“子”尾和“唧”尾可以置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及数量结构的后面 ,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 ,类似于普通话的“子”尾和“儿”尾 ,且具有涟源方言特色     

普通话“给”字用法在闽东古田话中的对应表现

本文从共时平面的角度,立足于现代汉语普通话,观察分析普通话“给”字用法、“给”字句在闽东古田话中的复杂的对应表现。     

关于“目”、“眼”、“眼睛”相关问题的商榷

关于“眼”、“眼睛”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眼”与“目”不复区别始于何时、“眼”取代“目”始于何时,学者们见仁见智,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眼”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应为战国时期,“眼睛”表示眼睛义位首见于汉代,“眼”与“目”的分别不复存在的时间应当推迟至宋元以后,“眼”在口语中取代“目”应当始于隋唐。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安徽庐江方言中的“把”字句和“给”字句浅析

安徽庐江方言中用“把”字句和“给”字句来表示处置和被动,但除了表示处置和被动以外,庐江方言中的“把”字和“给”字还具有普通话中“把”字和“给”字不具备的涵义。通过对庐江方言中“把”字句和“给”字句的总结和分析,有助于对庐江方言的研究,甚至是江淮官话以及现代汉语的研究。     

凉山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针对大部分彝族“一村一幼”（简称“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较低的情况,四川省教育厅委托省内各师范院校开展了深度贫困县“一村一幼”辅导员能力提升培训工程。这项培训工程的重点培训内容是提升村幼教师的普通话水平。以2019年某师范大学承担的四川省凉山州深度贫困县“一村一幼”辅导员能力提升培训项目中284名参训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话培训为例,探讨该项目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提升策略如下：第一,语言专家集中对彝族村幼教师进行发音标准化技能培训;第二,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集中训练彝族村幼教师口语;第三,班主任组织学员每天晨读半小时;第四,志愿者跟进式指导学员每天晚自习训练普通话;第五,培训项目组鼓励学员利用碎片化时间练习普通话。     

凉山州“团结话”量词探析

对凉山州“团结话”中的一个小类——量词进行深入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团结话”中常用的量词并进行统计 和比较,分析其与名词的搭配情况,然后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观察彝语、四川方言和普通话的影响在“团结话”量词中的体现,最 后分析“团结话”作为中介语,在量词中体现的泛化与固化现象。     

漫谈孝义方言的“子”尾

着重分析了孝义方言的“子”尾的语音特征、构成形式和语法功能,并与普通话“子”尾进行了比较。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宝鸡方言里“的”字的用法

本文主要描述了宝鸡方言里“的”字的用法,指出“的”与位于它前面的形容词、代词等构成“的字结构”,并归纳了这一结构的语义、语用特点,从而得出结论：“的”字结构反映了宝鸡方言的口语特点。它不规范,应以普通话去比较鉴别。     

湖南安仁话的“得”字与“得”字句

安仁话中的“得”字可以作动词、介词、助（动）词。安仁话的“得”字双宾语、兼语句以及被动句都很有特点,与普通话对应用法有差异。安仁话“得”字用法为双向动词提供了方言例证,也进一步验证了给予动词的虚化轨迹。     

试论“母子”、“子母”及“子母～”

在古代汉语中，“母子”与“子母”是一对同素异序词，在表示“母亲和儿子的合称”这一意义，二者存在着同义关系。而当“子母”作语素时，又形成“子母～”的格式，“子母”是以比喻的方式反映客观对象，是喻指的，后一个“～”是直接反映所指的客观对象，是直指的。     

新疆汉语方言的“把”字句

新疆汉语方言“把”字句的一大特点是“把”字句的泛用。这种泛用一方面是指新疆汉语方言“把”字句的使用超越了普通话“把”字句使用的条件范围，另一方面是指就某些句式来说使用频率高出了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这种泛用的原因之一是少数民族语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