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胡适与朱湘诗歌翻译对比探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诗歌翻译对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与朱湘作为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的领军人物,他们在诗歌翻译目的、译诗题材选择以及译诗语言与诗体采用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他们通过译诗分别为中国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诗歌翻译研究的视域问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五四期间,我国译诗之风盛行且影响深远。针对目前国内对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缺乏系统探讨的现状,本文从译史、翻译实践、译论以及我国新诗运动影响等层面,就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研究的视域、基本架构问题进行了概述与分析。     

建国初期中国大陆新诗论略

歌唱在解放区的诗人、生活在国统区的诗人及建国后正式进入诗坛的年轻诗人构成了建国初期大陆诗人群体.国家解放带来了全新的精神面貌,社会生活中普遍弥漫着对民族前程充满乐观信念的理想主义情调,与之相应的是浪漫主义成为诗歌主流,诗篇透露出昂扬、亢奋的时代精神气概,这构成了建国初期中国大陆诗歌的基本风貌.但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无视社会实际甚至掩盖生活真相,把创作引向粉饰现实的境地,出现虚幻性、矫揉造作、粗制滥造等倾向.积极反思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有利于确保当代新诗的健康发展.     

博客正成为新诗传播与接受的主要方式

电子网络传播是人类诗歌由口头声音传播转变为纸质书面传播后的一大飞跃.过去十多年网络诗的传播阵地经历了从新诗论坛到新诗网站,再到新诗博客三个阶段.新诗博客渐渐成为传播新诗作品和新诗理论的主要力量,吸引了大量受众.海内外约有一千多位诗人和一百多位新诗研究者在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建立了新诗博客.博客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通过博客研究新诗已经成为新诗研究者的常用方法.博客一般采用实名或比较固定的博客名,迫使作者重视博文及诗作的质量,极大地提高了网络诗的质量.由于发表的自由远远大于纸质媒体,也会出现一些低劣之作.过分炒作影响了新诗博客的质量,危害了一些诗人的诗歌前途.     

新诗要强化对体式的自律

诗要有体是艺术创作规律的必然,是诗歌有效传达与新诗发展之必需.在当下这样一个非诗盛行、诗歌写作标准混乱、新诗出现危机的时期,强化新诗的体式自律十分必要.强化新诗体式自律,首先应走出对新诗的一些认识误区;其次应坚持以自由诗体为主,进一步完善与规范自由体诗;第三应更多地从民族诗歌中汲取营养,探讨出合乎民族审美心理需要的新诗体.     

艾青与新诗诗体建设--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之二)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滞后,诗体危机是目前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反对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追求音乐性。新诗应当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大力发展现代格律诗,创建诗坛合理生态。这是艾青的诗歌探索历程给新诗诗体建设课题的启示。     

近现代诗歌变革中“非诗化”与“诗化”的矛盾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新经验、新内容,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产生了突破、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非诗化"的同时,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诗"的问题,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对其创作进行"诗化"规约。晚清的"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中"新学""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矛盾,"五四"时期的"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所受到的指责,以及1920年代新诗人对"白话诗"艺术缺失的"检讨",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等现象,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双重赋形的新诗阐释学实践--评肖学周博士新著《为新诗赋形》

重新审视新诗的精神遗产是诗歌研究界不可回避的问题,肖学周新著《为新诗赋形》直面新诗语言问题,以闻一多为个案,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闻一多诗歌语言的多方面的特征,厘定闻一多新诗创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在方法论上体现为对新诗赋形的理论赋形,即双重赋形,这一新诗阐释学实践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     

近30年新诗形式流变与诗性流失——以傅天琳前后期诗歌创作为例

重视声韵与文体属性相对规范的诗歌,及以"废韵"为特征强调自由灵活的"无韵诗",构成了中国新诗的两种基本形态.二者的互动消长,反映出新诗形式发展的基本走向.受近30年整体环境影响,傅天琳在前、后期的创作中,对这两种形式都进行了尝试.因此,透过傅天琳的诗歌,大致可以窥见当代新诗形式的流变轨迹.考察这两种新诗形态的差异及其影响,对中国诗歌的方向选择及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近代诗歌语言和形式演变试探

首先探讨近代诗歌的先在形式——文言古诗 ,考察了其演变的原因 ;其次探讨了“诗界革命”在演变中起到的作用及“五四”时白话新诗产生的过程。     

一个民族的倒影——浅论刘小平诗歌的艺术风格

本文通过对土家族青年刘小平个人诗集《鄂西倒影》(作家出版社 .1999.6 .)的文本研究 ,揭示 90年代中国诗歌的个人化。地域化趋势以及这种反一味“内转”诗歌在诗歌逐渐芜杂、失重的窘困下的矫正意义     

论当今政治诗的精神特质

在个人写作的当今时代,政治诗呈现出了与传统不同的精神特质:诗人以个我的立场和方式对政治、时事作出独特的感受、体认,张扬出诗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自由意志、怀疑态度、批判立场和超群智力、道德动力、知识人格.通过审视时代气候、辨析政治意识形态符号、打量政治说教三种题材内容的诗歌,可以看出当今政治诗的精神特质     

论语文素质教育背景下的新诗教学

本文以语文素质教育为背景 ,联系中国诗教传统、新诗创作的发展和当代教育的历史转型 ,论述新诗的审美教育价值 ,包括培植理想精神、开启个体心智、蕴蓄生命激情和提升艺术地驾驭母语能力等方面 ,均有其他文体所无法取代的独特的美育价值。在此基础上 ,倡导注重美读、点拨和陶冶这些新诗教学的基本方法。     

余光中诗学对内地新诗创作的启示

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学理论对内陆地区新诗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饱满诗风品格,对反文化至上者、仅"写我"创作心理有良好的引导作用;其独特创作技巧对内地新诗的诗行、分段等有一定的启发;其融古典于现代的创作理念能促进内地诗人、批评家对传统文化重新思考。     

钟嵘用事观辨析

《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评诗专著，钟嵘认为诗和文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强调诗吟咏性情的抒情功能。对于五言诗歌中的用事，钟嵘并非全然否定，而是针对齐梁时用事不当如同书抄的不良诗风，反对堆砌典故、好用新事，并提出“直寻”之法以矫其弊，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     

试论柳永干谒词

干谒词是柳永的一类特殊作品，它是作者为追求仕宦所作的一种大胆的尝试和积极的努力，经过对词作本身和与其它词人同类作品的比较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特殊性和在词史上的独特地位。     

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论吴宓的诗歌批评观

在吴宓的诗歌批评观念中,"情"与"道"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圆融会通的;诗歌形式成功与否,不以新旧而论,关键是要具备韵律格调之美。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主张恣肆奔放地宣泄情感及展示个性的白话新诗运动和"诗体大解放"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吴宓的诗歌批评观念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坛在白话诗理论主流之外的另一诗论倾向,在客观上给中国新诗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张戒的诗意学说

本文研究南宋诗学家张戒及其<岁寒堂诗话>.张戒是一位爱国者,他论诗主要遵从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从两个方面推进了诗意学说.在诗意本体论方面较前人有所深入,在言志与咏物的关系方面提出了新的命题.     

中国浪漫派新诗与政治文化

中国浪漫派新诗,从它的产生之日起就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此,中国的浪漫派新诗不仅是一个文学话题,也是一个政治话题。一方面,中国的浪漫派新诗能够对社会现状做出及时迅速的反映,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使它在一定时期政治性超过了文学性,曾一度沦为社会宣传和革命斗争的工具以及现实主义的附庸。从它的产生、发展到今天对它的反思和重新定位,中国浪漫派新诗所带有的政治烙印是无法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