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乐”的会通与疏离——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的冲突和建构

仁（道德）与乐（艺术）在其极致处必然会通为本体的“乐”境,是徐复观对儒学艺术精神的基本体认。而他对儒学艺术精神转化与没落的判断,又表明他在事实层面承认了仁、乐关系的疏离。仁、乐关系在本体层面与经验层面的断裂与冲突,源自儒学理想与历史现实的长期冲突,也源自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与其所欲规导的多元现代艺术之间的冲突。儒学艺术精神作为一个开放的、生成的过程,正在此冲突中不断建构。     

《传奇》的回旋叙事与张爱玲的反线性发展观

意象、代际与色彩这三重回旋共同构成了张爱玲中短篇小说集《传奇》的回旋叙事。意象回旋将时间体验空间化,既支撑起了叙事空间,又使日常生活替代革命而成为永恒的时代主题,传达了反线性的时间观。张爱玲不仅从时间观上反抗线性发展观,更借助代际回旋将其抵制行为落实到具体的个人之上。代际回旋着眼于代际之间的命运问题,揭示了命运的循环相生,宣告了反种族进化观立场。然而,反线性发展观并非张爱玲回旋叙事的终点,而是通向个人价值的桥梁。色彩回旋彰显了这一特质,红色系回旋与前进、蓝绿色系回旋与守旧分别建立起话语关联。在红与蓝绿两种色系的统摄之下,张爱玲塑造了存在于现实与记忆中的两类人物,使存在的依据由真假判断转化为以个人性为标准的价值判断。     

人民力量的回归——第三波民粹主义再评价

作为一股政治与社会思潮,第三波民粹主义席卷欧美发达国家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除了经济因素,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第三波民粹主义在欧美兴盛的原因。在选举政治中,移民、少数族裔、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等议题成为欧美国家选民的重要关切,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在充分发展的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民主制度里,民粹主义取得了完全的影响力。民粹主义同民族分离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等极端思潮存在合流趋势,影响着各国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给世界政治局势带来不确定性。第三波民粹主义既是对精英政治的反叛,又是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它表现了人们对普世价值的疑虑,代表人民力量的回归,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     

论湘西文化的根与源

从地理学的角度,根据构成湘西的客观要素,对湘西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与此同时,还从组成湘西这个客观世界的基本要素出发,对整个湘西在地理上的基本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构成湘西文化的客观物质世界中,探索了湘西文化形成的根与源,并以现存的文献史料和在湘西出土的大量新、旧石器时期文物以及残存下来的遗迹作证据,客观地论述了湘西文化的根在山,其源在水。     

世界博览会与博物馆发展的内在关系

世界博览会与博物馆的共性主要表现为两者都以实物展示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展示的都是人类创造物的精华,两者共同关注科学与文化,都是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化艺术理念传播的课堂。这些共性的存在,使世博会与博物馆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世博会不断创新的展示理念与技术对博物馆展示技术的发展一直发生着影响,而博物馆界人士参与世博会筹办,博物馆展览融入世博会之中,是世博会与博物馆两者互为补充、互动发展的体现。历史上,不少举办世博会的城市都曾将博物馆作为整个世博会的一个展示内容来建设,或在世博会后将部分展馆转变为博物馆,部分世博会展品为博物馆所收藏,这不仅仅是世博会对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推动,同时也通过博物馆传播了世博会精神,延续了世博会使命。正是由于世博会与博物馆之间的内在联系,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将充分体现世博会与博物馆互动发展的局面。     

论米兰·昆德拉的幽默小说观

小说与幽默的结合,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在认知世界与人类自身方式上的相似性。昆德拉的幽默感,既承传了捷克民族幽默与随意的天性,又来自他对处于"极限悖谬"时期现代人类境况和命运的深思。"昆德拉式的幽默"除了揶揄、谐趣之外,更多的则是基于"诗性沉思"的自嘲和反讽。这种由睿智反讽、深沉感伤和冷峻怀疑交织而成的形而上幽默,被昆德拉有效地用来表达存在主题,并抗拒政治、道德等种种强制力量对人类自由精神的入侵。     

R&D部门间溢出效应及中美日三国的比较分析

文章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定义了后向R&D流量系数矩阵和前向R&D流量系数矩阵,并导出反映部门R&D溢出效应的指标:受益者效应MCR&D和贡献者效应MDR&D。利用中国、美国、日本三国的投入产出表和有关的R&D支出数据分别计算了这三个国家产业部门的受益者效应和贡献者效应,并进行了分析对比。主要结果:三个国家的部门间R&D溢出效应具有各自的特点,又有相同点,主要有:有些部门,如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无论受益者效应还是贡献者效应在三个国家中都是比较大的;化学工业在三个国家中的贡献者效应都很突出,都是主要的R&D溢出贡献部门。与美国和日本不同,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R&D溢出贡献效应远高于其他部门,这是我国部门间研发联系的显著特征,与我国R&D投入的特点有关。     

姐妹神祗的瞻前顾后--茅盾《蚀》三部曲的神话模式解读之一

<蚀>三部曲构建了象征世界中命运女神与其他神祗及同神界安危相系的生命树的关系网络.文章从上海地域文化和语言切入,联系茅盾对中西神话、文学的比较研究,依次展开求证式解读.本系列为长幼命运女神定位,阐析了小说的内在结构与神话模式主旨.     

司法透明评估的大数据方法研究

当前司法透明评估仍面临着主客观指标失衡、评估方法与技术局限以及评估结果存在实效限度等疑义,如吴兴法院司法透明指数实验即存在抽样小样本数据测量误差、司法条数据限制、不同数据间信息整合度低、难以有效挖掘司法数据背后所蕴藏的运行规律及价值信息等问题。大数据时代给以司法透明指数为代表的量化法治评估实践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大数据的巨容量、快速度、多样性、价值性等特征能够解释司法运行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内在关联,辅助于决策分析和未来指令型规划。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指数面临着思维变革、社会变革和方法论格局变革,一方面既需要回应民众的司法诉求,实现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应当厘清司法公开的社会机理,优化司法实施成效和决策水平。同时也需保持谨慎而谦抑的态度,洞悉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的理论限度与现实需求,提升智能化管理的实效,增进民众的法治获得感。     

菲尔丁和马克·吐温的反讽艺术之比较

反语讽刺是欧美许多文学大师经常运用的一种艺术手法,其中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此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引人注目。本文通过对这两位作家创作历程的考察与审视,首先以不同的实例说明他们都曾自觉、普遍而成功地运用过反讽手法,继而具体细致地剖析了他们集反讽艺术之大成的代表作品,最后论述了他们的反讽艺术的总体特征,指出了他们运用反讽手法的显同与迥异之处。     

回顾、审视与展望——对中国电影类型研究的思考

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是决定电影类型研究兴衰沉浮的关键因素,电影类型研究的变化与转向往往也是社会文化语境变迁的反映与折射。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从功利性、实用性转向学术化、专业化;从注重社会教育功能转向关注娱乐功能;从学习西方的类型理论走向了民族类型电影研究。中国电影类型研究的具体发展历史也决定了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首先,目前,制约我国电影类型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是本土电影类型理论的缺失;其次,如何实现西方类型理论的中国化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最后,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应关注一些世界电影类型研究中的共同问题,应该具有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将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作为世界电影类型研究的一部分,对世界电影类型研究上面临的共同问题,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众声喧哗的“魔山”——论《魔山》的对话性叙述特色

托马斯·曼的《魔山》既继承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传统 ,又以对话性叙述超越于这种传统之上。小说通过人物与人物、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对话 ,把《魔山》建构成一个开放性的对话性叙述文本 ,反映了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精神世界的全貌 ,并在此基础上广泛深入地探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趋向、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等一系列问题     

艾米莉·狄金森:一个谜——谜一样的人

本文针对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在其遁世隐居、情感纠葛、拒绝皈依基督教、生前极少发表诗作 ,以及与当时浪漫主义文学潮流格格不入的创作主题和风格等诸多方面留给世人的困惑 ,在阐述和分析了国外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以期对诗人丰富离奇的内心世界做一番全面而又较为客观的透视。     

论彼得·圣吉的管理哲学

彼得·圣吉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他的管理哲学从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管理手段与管理目的、管理组织系统与管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等四个维度全面揭示了管理科学的发展取向 ,深邃而富有内涵 ,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一对素未谋面的文坛“姐妹”——阐释和对话中的玛·杜拉与张爱玲

玛·杜拉和张爱玲都以极大的勇气透视了人类处境的真实状况 ,揭示了人在欲望深渊中的困惑和苦恼 ,对生命与生活的紧张关系 ,各自从自己的文化传统给予了可贵的关注。但遗憾的是 ,她们二人更多的是匠气 ,而缺少大师级的严肃、真诚的思考     

历史与文学的辨证——以《血路》与《花腔》为例

海登·怀特的“历史若文学”的思想从叙事层面上消除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使人们对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血路》、《花腔》两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此思想的回应。这提示我们不要再把文学当作是虚构、历史著作当作真实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文学和历史,而要以更开放的胸襟和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新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来寻求二者有效对话和结合的可能性。     

高技术企业核心生产能力的建设与评估

核心生产技术是高技术企业核心生产能力的基础。高技术企业核心生产能力的建设包括R&D能力及其核心人力资源的储备与开发、核心生产技术的获取与开发、核心生产技术秘密的积累与保护和优化组合生产要素的组织结构的开发与应用。高技术企业核心生产能力的评估,应当围绕核心技术与技术平台、核心产品与产品平台和创业团队进行系统考察。     

中美合资A&D公司的跨文化冲突

文化作为人类知识、信仰、伦理、法律、风俗习惯等的总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言谈、生活及工作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决定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具有不同的文化。分析探讨合资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因文化差异而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正确看待文化价值和行为期盼在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中的作用,协调中国与美国经济文化,将对那些不视合资文化差别为负担而将其视为企业中文化协调的源泉并加以利用的企业大有裨益。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论我国R＆D活动模式的转变

介绍了R＆D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线性模式与非线性模式的涵义。指出了非线性模式的特点是R＆D过程中所包含的各个不同阶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间存在相互交错、互为依存、互为反馈、互为促进的关系。探讨了线性模式与非线性模式之间的转变原因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