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式“V得C”和“VC了”的文白层次

历史文献中的可能式“V得C”和“VC了”语义相同而语用价值有别,分属于文白两个不同的层次,反映了通语和方言口语中实际存在的两种说法。这两种可能式自产生后在南北方言中的发展脉络并不相同,二者并不存在先后替代的关系,今天部分北方方言二者并用是受语言之外的因素影响而造成的,并非语言系统内部因素发展的结果。     

“V1着V1着，V2P”的构式语块分析

动词持续体重叠式“V着V着”不具有句法独立性，通常出现在由三个语块——“先行状况”语块V1P、“持续”语块V1着V1着、“变化”语块V2P组成的构式中。该构式是一个主观性构式，突显三个方面的意义：“持续”状况的短时性；“变化”的非预期性；“变化”与“持续”之间的相关性。     

淄博方言语法现象研究

部分方位名词的“AAA”式重叠与“V 得 NSC 的”结构中“NSC”的“AA”式重叠等都是淄博方 言中的特殊语法现象。它的特殊不仅体现在语音和语义方面,也体现在句法和语用层面上。     

论“著（着）”语法化的南北差异

方位介词和体貌标记同音是汉语方言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同音现象说明了六朝以后共同语中“V＋在＋N（L）”逐渐取代了“V＋著（着）＋N（L）”，汉语方言却保留了“V＋著（着）＋N（L）”格式。“著（着）”从动词到介词再到体貌标记语法化的过程存在着南北差异，这种南北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北宋北方话完成貌标记“了”的大量出现，阻止了动态动词后面的“著”字虚化为完成貌标记。     

语块是构式和词项的中介——以现代汉语“V起NP来”为例

以现代汉语中含有“V起NP来”的两个构式为例（甲构式如“唐宪宗到了晚年,迷信起佛法来”;乙构式如“赵括谈起兵法来头头是道”）,运用构式语法理论,提出构式内部结构的模型假设：“构式—语块—词项”。主要观点是：语块是构式和词项的中介。具体观点是：1.构式中心论：构式义是第一位的;2.构式由语块构成：一个构式的语义单元由构式内部各个语块分担;3.语块对入选词项进行遴选和制约：词项的自由变异度在语块范围内实现,语块内部词项与词项互相制约,共同承载该语块语义。该模型是构式语块分析法的理论基础之一,它可以为“构式义为何不能从组成成分直接推导出”这个构式语法的基础理论问题提供一种解释。     

“V到”小句的语篇功能考察

“V到”小句的四种类型在及物性高低上存在差异,因此在语篇中充当前后景的能力并不相同。通过考察“V到”小句中“V到”的动态性、动作的参与者、宾语的个体性、宾语的受动性等四个方面,我们得出“V到”小句四种类型及物性从高到低的排序。其带谓词性宾语时,“V到”小句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去范畴化的表现：主要选择表示思维、认知的动词,主观性增强;其后不能加时体标记;不能构成可能式。在语篇中倾向于充当后景,主要传递旧信息,衔接功能增强,这表明当“V到”小句中是谓词性宾语时,语法化程度最高,“到”的标记性也最强。     

“副名”对“S比N1还N2”构式的压制作用

有关“副名”和“S比N₁还N₂”构式的研究较多,但几乎没有涉及两者之间的压制研究。鉴于此,文章从句法和语义两方面分析“副名”对“S比N₁还N₂”构式的压制作用。研究发现:当“副名”压制“S比N₁还N₂”时,后者对前者的信息既有传承,也有阻断。在句法方面,传承了名词形化和增强语的特征,传承了名词的部分特征。在语义方面,传承了名词表典型意义的特征,但阻断了表典型意义的突显方式;传承了增强语表主观性的特征,但其主观性比“副名”更强;传承了抽象名词和指人名词具有语义对立关系的特征,但其具有的语义对立关系名词比“副名”构式更多。     

正反同义构式“V/A不死P”的多维研究

3篇文章分别从语言的“篇章”和“句法”两个层面对网络语言构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元话语和网络语言中“XX体”的篇章构式研究》提出,元话语具有篇章构建功能,并具有构式语义的示义功能。因此,将元话语所构建的篇章与构式结合起来研究,既有利于元话语研究的深入,又有利于构式语法研究改变忽略篇章构式的研究现状。《虚拟与写实：网络群言体及其社会语用价值》也指出,网络群言体是罗列诸虚拟说话人对某一对象不同看法的话语形式。其话语要素包括话题、话语角色和话语项;群言体语篇特点是成分复现和形式自由,其语用价值在于用虚拟娱乐的形式达到写实讽喻的目的。《正反同义构式“V/A不死P”的多维研究》则认为,正反同义构式“V/A不死P”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即否定语义和肯定语义,并强调语境是构式“V/A不死P”肯定语义解读的关键,动态语义特征是研究新的句法格式形成所要注重的因素。     

英语短语动词认知教学实证研究——以“V+P+P”构式为例

文章旨在对英语短语动词“V+P+P”构式进行教学实证研究。实验对象为大学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两组，分别采用认知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进行教学。研究结果发现:(1)被试学习“V+P+P”构式的难度大于“V+P”构式，主要原因是前者的加工过程更复杂，使用频率更低；(2)在教授“V+P+P”构式时，认知教学法比传统教学法更好，主要原因在于前者为短语动词的意义解释提供了认知理据。     

英语话语标记语之构式语法分析——以“Imean”为例

话语标记语“Imean”有多种语用功能意义。在构式语法的框架下,试图把“Imean”作为一个构式来研究,分析其形式、意义、功能,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Imean”的形成是一个语法化的结果这样一个假设,是从第一人称的动补构式[verb＋complement]语法化为话语标记语构式[discoursemarker]。构式语法可以成功解释语法化的诱因。这样的分析可促进运用构式语法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同时也显示出构式语法的强大解释力。     

《红楼梦》中“给”和“与”的语用差别

通过考察《红楼梦》中含“给”或含“与”的句子,发现“给”和“与”两字有大量重叠的义项,理论上可以替换使用,但“给”和“与”在数量和使用方面存在着差别。从语域的角度来说,它们分别是口语和书面语语体。从人物使用“给”或“与”的情况来看,就能区分出他们所处的社会集团,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交际策略。     

论副词“很”修饰粘着动词的特点

副词“很”修饰粘着动词时很有特色。粘着动词不能单独受副词“很”修饰,后面必须要带上相应的成分。粘着动词受“很”修饰时,后面所带的名宾成分不能用介词结构提前作状语。粘着动词受“很”修饰后,其宾语语义选择受构式制约。“很”修饰粘着动词结构层次为“很+VO”,而不是“很V+O”。     

谓词性成语与判断句式及主、宾语的关系

适用于“…是…”“…是…的”二式的谓词性成语分三类 :陈述性判断成语、认识性判断成语、价值性判断成语。这三类成语自身的语法、语义性质及其相关成分的语法、语义性质 ,决定了陈述性成语仅用于“…是…”式 ,认识性成语仅用于“…是…的”式 ,价值性成语可通用于“…是…”和“…是…的”二式。     

论起首的修辞策略

文章起首尽管多种多样，但有效模式则自古及今是可以概括成若干类型的。我们以两个标准来总结归纳，文章起首不外乎两大类共四种不同的修辞策略：其一是“开门见山”式和“款款入题”式；其二为“平淡质朴”式与“新颖奇特”式。     

范畴原型理论下构式“假+NP”的认知语用意义

“假+NP”源于2017年初的网络流行构式“我可能V了假N”,同时作为一个网络语在日常生活中流行起来。“假+NP”中形容词“假”具有搭配广泛性和能产性的特征。“假”作为一个等级形容词,其引导的量级结构只有下限而没有上限,当把某一事物的“真”作为上限时,任何与它不同或偏离某一事物原型的,都可以称之为“假”。围绕构式“假+NP”的认知语用意义,重点分析原型理论下“假+NP”的多样性、模糊性及能产性等特征。     

中国大学生“give”双宾语构式直接宾语受事习得研究——一项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

本文在构式语法的框架下,从语料库的角度研究英语学习者“give”双宾语构式直接宾语受事的使用情况。研究发现：1．学习者使用直接宾语受事的范围和本族语者一致;2．学习者偏爱于较笼统概括的上位词以及基本词,且用词比较单一;3．直接宾语受事的错误主要源于语内干扰。     

“看 NV 不 V”格式的句类分布和语用含义探析

述宾短语“看 NV 不 V”格式是由一个“看 N”加上一个正反问的常用格式“V 不 V”构成的，多出现在口语和白话文小说中。就笔者目前搜集的资料来看，前人已对其做过颇多的研究分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本文笔者将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看 NV 不 V”格式中的积累分布和语用含义进行探究。     

情态确认型“是”字构式中“是”的语义功能

“是”从代词演变为断定系词，进而成为焦点标记，是语法界普遍接受的事实。而且，“是”还可以用在小句开头形成“是S”构式，以及某些副词、连词之后形成“X是”构式。这两种构式可以分别称为“是认”型和“断定悬空”型，这是“是”的情态功能，即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断定。语法化研究者着力于形式方面的特点，语义分析则告诉我们，两种型式下的“是”既有差别，又有联系：“是认”型中的“是”一般不可省缺，“断定悬空”型中的“是”可省。“是”可否缺省的语义基础是“是”在其所在结构中的辖域关系。     

西安方言的特殊处置式“把”字句研究

通过对西安方言中宾语前置句中的“把”插入、零谓语“把”字句、“把NPV得”及“把NP一V”结构的成因分析，认为这些特殊的处置式“把”字结构与光杆动词的接受度、语义的凝固与脱落、社会环境因素、历史遗留等方面息息相关；同时，从语言内部来看，宽泛的“处置义”及谓语使西安方言对“把”字句包容性更强、使用面更广。     

汉字背景与英汉误译

“中国式英语”是怎么产生的?中国学生的英语错误为什么都带有趋同性?它们跟学习者的汉字背景有没有关系?如果说德国哲学家茅特纳的“假如亚里斯多德说的是汉语或达可塔语,他的逻辑和范畴就会是另一个样子”的论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汉字背景对中国人英语认知的影响又有多大呢?作者谨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