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绩效评价

集体林权制度在"明晰产权"主体改革完成以后,各项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对激发农民经营山林积极性,推动林业快速发展显得十分重要。笔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各项政策绩效的评价,结果表明农户对各项政策绩效的评价不一。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要尊重农民诉求,在林权交易中心建设、林权抵押贷款、林业保险、林木采伐管理、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林业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河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本文以中国新时期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背景,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三个方面入手选取相应的指标对河北省集体林权改革期间的绩效进行分析与评价。在现有林权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与教训,拟为进一步完善河北省集体林权改革制度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林权升值因素分析:对福建林改的思考

福建省是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省.本文通过对福建林改的分析,认为福建林改在提升林业经营绩效方面达成了目标,林权因之而大幅度升值,但是由于林改制度设计以及林改政策实施中存在不少缺陷,使得林改后的林权大部分集中在少数非农村资本持有人手中,由此导致整个改革可能偏离了预先设计的实现"耕者有其山"的目标.如何推进林改,使得改革兼顾效率与公平,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其成效与经验是其他后续省区市在推进林改过程中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和反思的.     

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研究

当前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是目前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在林改背景下,过去一直隐藏着乡村的林权纠纷在确权、分户经营的政策安排下纷纷显露出来,在全国呈现出一种上升的态势.就乡村治理层面来说,林改后将对村庄的财政收入、社区组织资源、村庄社会关系和村庄稳定都会有一定的变化.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法制障碍及解决途径

集林权权制度改革是被称之为＂第三次土地改革＂的制度性改革。当前,我国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林改实际操作中没有完全明晰;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法律制度不健全;与＂托管造林＂相关的法律法规缺失等成为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法制障碍。破解这些法制障碍,推动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落实林权的归属,健全完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法律制度和与＂托管造林＂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促进林地流转规范有序发展。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影响——对福建省永安市洪田村的个案研究

根据2011年5月在福建永安洪田村实地调研所获资料,本文系统分析了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动力和新挑战。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例,文章研究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作者认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实践证明,改革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助推器;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当在制度变迁中发挥领导作用以提升党组织的威信,以进一步巩固我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     

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后续矛盾及其化解建议

2003年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有效调动了广大林农和社会参与林业建设的积极性。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表现在:林权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林农对林木的处置权难以实现;生态公益林的补偿费过低;林权证抵押贷款困难重重;木材运输产生新问题;病虫害防治难以统一步调;森林保险的参保率低;林农的各种税费负担重。化解福建林改后续矛盾的建议有:适度松绑林农的林木处置权;着力化解历史遗留的矛盾和纠纷;鼓励林农走合作经营的道路;适当提高生态公益林的补偿费;简化林权证抵押贷款手续;提高森林保险的覆盖率;减轻林农各种税费负担。     

林权制度改革模式的社会学分析

文章总结广西全州县、资源县和北京怀柔区三种林改模式,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进行分析,提出在林改中,每一个利益群体的理性选择都只有相对性,有的甚至是片面的。如果不考虑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只顾个体利益,终究会影响到个体利益。文章提出应当加强对山林承包的政策指导,借鉴亚洲一些国家制定森林政策的经验;处理好农民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应当兼顾维权和管理,不能因为强调维护农民权益而放弃管理,也不能强调管理而损害农民权益。     

积极稳妥推进林权抵押贷款业务 助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具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积极配合林权改革,做好林业发展的金融工作,是金融部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实施强农惠农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当前实施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举措,对于拓宽农村抵押担保物范围,改进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入具有重要意义。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探索:回顾、思考、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林业体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三定"为主要内容的经营体制改革.90年代以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相结合、分散经营与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新世纪初.明晰产权、减轻税费、放活经营、规范流程"的林改方案.反思这一改革历程,我们应得出这样的认识:发展现代林业,必须界定林业产权、培养市场主体、创新林业组织结构和经营体制.新形势下,应当在前一阶段分山到户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责权明确、规范有序、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新型林业管理体制.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环境正义观

环境正义是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共产党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理念,将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确立为环境伦理的核心内容,并以此为价值依据,重点关注环境正义的实现规则与实施机制。日渐完成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经验材料。政策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权利主体的地位平等规则、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规则、程序正义与民主规则,以及实现环境正义的产权制度、政府责任与环境认知共同体等各种机制构成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环境正义体系。     

集体林权转移过程的经验研究——协商机制的私人治理分析

当前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过程,也是集体林权结构逐步转变为私人林权结构的治理过程。其核心需要建立林权转移的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机制。在私人治理的过程中,既包括有权迫使他人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集体林权协商转让的过程表明：缔约过程中一些极为重要的特性,需要我们关注制度环境、治理结构和行动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并进一步了解制度的约束作用和使动作用。     

完善集体林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法律思考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我国以家庭承包基础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从耕地向林地的拓展和延伸.林地区别于耕地的特殊性质和以此为基础的林业生产经营的特殊性造成了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适用于林地的缺陷和问题.有必要在坚持林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集体林地的承包经营制度.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农增收成效及其机理分析——基于17省300户农户的访谈调研

促进林农增收是本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归宿之一.通过广泛的调研发现,林改之后,林农林业收入增长加速,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提升,林业收入结构不断优化,林业税费得以大幅减免,林农增收成效显著.同时也发现不同的林业经营模式对林业经济发展和林农收入产生不同的影响,林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是今后林业经济发展的方向.     

基于林业业态特殊性视角的我国集体林权改革复杂性分析

林业业态的特殊性,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面临着较其他领域产权改革更为复杂的特点,因而也相对其他领域改革更为困难.该文从集体林权的内涵、林业物品特殊性、林业生产特殊性等角度说明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再分配过程,分析了公益林林权和商品林林权改革不同的重点难点以及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应该关注的问题.     

地方政府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角色变迁与实现对策

地方政府在集体林权制度中扮演着次级行动集团和初级行动集团的角色,根植于政府本身的“诺斯悖论”和集体林权改革的“路径依赖”,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角色发生偏差。因此有必要分析地方政府角色偏差的缘由,进而探寻实现地方政府角色的对策,以推动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     

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验与启示

本文从制度根源和制度环境角度对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行分析,提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解决包括林地在内的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困境的有效路径;与土改时期的农民土地私有制、林业三定时期的林业生产责任制不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具备了政治、法律与社会的制度环境;本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处理农民与集体、历史与现实关系以及落实村民自治、政策引导与法律规范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森林采伐管理体制变革研究——兼论森林法的完善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顺利推进需要相应变革采伐管理体制.我国现有采伐管理体制过于凸显国家利益和抑制私人利益,注重行政管制和忽视市场建构与公众参与,故必须予以变革.应当将采伐限额制度纳入森林经营方案中予以完善;在分权和分类经营基础上,建立许可与备案结合的采伐审批制度以及不予许可采伐的救济制度.借鉴西方经验,探索行政地役权和生态补偿互补的森林经营模式,以保障国家环境目标有效实现.     

大力推进西藏国有企业改革——一个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本文试图用制度变迁理论对西藏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进行分析,文章认为：西藏国有企业所处的制度结构发生变化,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西藏国有企业在其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必须正确对待;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重读税费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视角

税费改革及其配套的改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将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村集体中释放了出来,加速瓦解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力量和融于集体之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促使农村基层组织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统筹领域,也使农民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致使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极大的治理困境.集体的渐行渐远,改变了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间接方式,而村治困境的存在亟待新"集体"的回归,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