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岁时民俗特征比较中韩端午节端午祭

根据岁时民俗的传承性与变异性特征,中国端午节与韩国端午祭均为中国上古端午祭的现代传承.端午节即端午祭,祭祀是端午节的本意.中国端午节的历史文化内涵大于韩国端午祭.中国端午日举办的各种节俗活动,归结起来均与祭祀信仰有关,并有官方与民间的等级区别.现今韩国江陵端午祭由"儒教式祭仪"和"巫俗祭仪"两部分组成,实即相当于官方与民间的祭祀活动.自上古时期至今,在端午这一天祭祀以祓除瘟疫、祈求人寿年丰,在中国和韩国都未有任何改变.几乎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所有细节,都可以在中国端午节俗活动中找到具体的、同一性质的对应.     

赛戏仪式剧《斩旱魃》的雩祭因素

从整个仪式来看,赛戏是群体性祭祀行为,是将祭祀仪式作人物形象的图解。但它确又是戏,有人物角色、舞蹈动作和故事情节搬演等方面的戏剧审美因素,因而人们将它认为是敬神为主兼以娱人的祭祀仪式剧。赛戏活动一般是每个台口演出4天,包括报赛、迎喜神、刮街、斩旱魃、说夜书等固定程序。《斩旱魃》是赛戏独具特色的仪式剧．它的内容强烈地体现了原始的雩祭意识。     

论祁彪佳戏剧本体论的美学意义

中国传统剧论是以"曲"为本的戏剧本体论,它受传统诗学理论影响较深.晚明曲论家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中突破传统剧论观念,论剧以"事"(剧戏)为本,抓住了戏曲作为叙事文学的本质特征.祁彪佳的戏曲理论具有朴素的现代戏剧美学意义,对以后戏曲研究模式的转换颇有启发.     

赛戏假面仪式考

古老的赛戏仪式源于蜡傩祭礼的传统,面具装扮发端于祭祀礼仪的假面舞蹈和假面戏剧。作为神灵依附的载体,面具是重要的象神之物。在赛祭和脸戏、队戏演出中所执仪物竹竿子,也就是赛戏砌末里的竹扫帚,其作用相当于"掌竹"、"前行"。这些我国古代宗教祭祀观念的历史遗存,至今仍保存于晋北特定地区的宗教民俗活动中,也清晰地表现出赛戏作为傩戏的独特面貌。     

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

文章探讨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认为元杂剧的鬼魂戏主要分为祭奠神明剧、祭奠亡人剧、祭奠冤魂剧三种.元代鬼魂戏反映了元人的祭祀习俗,并体现了元人的偶象崇拜、鬼魂崇拜及儒、道、佛的思想在元人祭祀礼仪上的影响.     

出土简牍所见“祭祀”与“祷祠”

传世文献中,关于祭、祀、祷、祠、祭祀、祷祠等用语和礼法,都有明确规定。祭祀是正祭,为四时常祭;而祷祠则是"非常之祭",即散祭,是因事起祭的临时行为。祭祀的规格高于祷祠。祷是为了解除灾难,它在祠之前举行,而祠则在得偿所愿之后举行,是对祷的还愿之祭。楚简所见的宗教活动中,有固定的"祭祀"行为,而不仅仅只有"祷祠"。楚简中的"内斋"和"野斋",与儒家祭礼中的"致斋"和"散斋"可以对应。所以,将楚地出土的这类简牍命名为"卜筮祭祷简"比较合适。通过楚简、秦简和汉简中关于祭祀、祷祠的用词频率统计,可以分析出,秦人的"祠"就是礼制中的祭祀。此前学者将秦人的"祠"与"祭"对立起来,并由之引申出秦人重实用、重政治,楚人重巫鬼、重祭祀的结论,并无根据。     

中国戏曲之“破台戏”探析

破台戏是我国传统戏曲班社因为"破台"需要而演出的戏。俗民认为新修建的戏台或长时间没使用的戏台煞气很重,或戏台曾出过人命事故等原因而由戏台所属地主动邀请戏班、或戏班为自身利益举行的一项仪式。破台戏的艺术形态较为复杂,有的是成熟的戏剧表演,有的则是带有一定情节的仪式过程的模拟表演。作为特殊的仪式剧,其文化功能主要是除煞祛邪,并保戏台所在地的民众及戏班艺人之平安吉祥。     

略论中州古剧

中州地处中原,文化发达颇早,形成综合性艺术的戏曲的各种因素也较早地在中州出现,被学术界称作“古剧”的歌舞、优戏、角抵戏、参军戏、院本等艺术表演、技艺表演和戏剧表演也一代一代地延续,至元代杂剧成熟之前,形成了自己的“古剧”传统,在我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五四戏剧论争：以胡适和宋春舫的戏剧观为中心的考察

胡适与宋春舫作为《新青年》的同人,其不同的戏剧观给"五四戏剧论争"带来了"不和谐"的声音,而这也凸显了《新青年》同人内部始终呈现为一种分裂的状态。胡适对《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四号(戏剧改良号)上刊登的宋春舫《近世名戏百种目》的删改从文献的角度印证了这种裂隙的存在,尽管胡适在尽力弥合宋春舫与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裂痕,但是"五四"退潮之后,不同的思潮将他们导向了不同的理论取向。胡适以社会变革为主要诉求大力倡导社会问题剧、取较激进的全面学习西方戏剧,宋春舫则始终坚持戏剧的本体特质,提倡新剧、保留旧剧,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寻求中国戏剧的生存之道。     

《礼节传簿》：考察明代折子戏演出之重要史料

《迎神赛社礼节传簿》第三部分中第四、五、六盏戏曲插演为折子戏演出，该簿所承栽的折子戏剧目有110多种。祭仪中插演的折子戏以历史戏与婚恋戏为主，插演历史戏主要随顺祭仪之庄严与恭敬，插演婚恋则是出于娱人的目的。《礼节传簿》呈现了明万历前折子戏演出之原生态，是折子戏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     

论中国纺织女神的祭祀礼俗及其影响

嫘祖和黄道婆是中国古代的两位纺织英雄,她们先后成为先蚕和先棉之神被祭祀,但两者在祭祀时间、规模、范围、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不同的祀典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对先蚕的祭祀,是对男耕女织的基本经济模式的强化,促进了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对先棉的祀奉是一种民间行为,促进了祭祀文化区的经济的繁荣,并与女性地位的提高有着一定关联。事实说明,祭祀既与某种生产方式相联系,也与某种社会结构相关联。     

敦煌孟姜女变文与招魂祭祀

在敦煌变文、曲子词等俗文学写本中,孟姜女不仅是杞梁之妻,同时也是众多无祀亡魂的司祭者。敦煌伯希和5039号残卷变文中,长城下众髑髅与孟姜女的对话,既承接了自庄子以来的髑髅文学传统,也反映了唐代招魂祭祀、安抚孤魂的信仰习俗;变文末尾,孟姜女宣读了一篇具有通用文书性质的祭文,以酒食祭飨孤魂。"丈夫远征不归的悲哀"固然是孟姜女故事在唐代突变的时代背景,杞梁之类的孤魂救度也是推动故事传播变异的原动力之一。敦煌孟姜女变文是从招魂仪式向祭祀演剧进化的一种中间形态。孟姜女的祭司身份在乡村祭祀演剧中至今尚有遗存。     

从古文字看商周祭祀制度的演变

商人非常迷信,祭祀特别频繁。周人在商人的废墟上立国,传承殷商祭祀文化,并进行了诸多改革,从而形成独特的周文化。从商至周,祭法由繁趋简,祭祀对象由天神、地祗、人鬼几乎无所不祭转向主要祭祀血缘近亲,祭品种类、数量由多变少,祭祀场所主要转向宫内,祭祀观念中渗入新的内容“德”,并以祖德来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     

黄帝陵祭祀与中华文化自信

针对黄帝陵祭祀与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自觉的关系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黄帝陵祭祀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陕西黄陵县桥山自汉武帝开始就成为中华民族祭祀祖先黄帝的“国祭”之地,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体现在祭祀礼仪、礼器、服饰、音乐和祭文等方面的深厚祭祀文化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场地、陵地古柏是构成“精神标识”和“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持续的黄帝陵祭祀典礼带给祭拜者的体验感、神圣性,促使民众对黄帝、黄帝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敬畏,并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黄帝陵祭祀已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的重要平台;当前亟需制定《黄帝陵公祭法》来确立黄帝陵的国家公祭地位,确保黄帝的崇高地位和黄帝陵祭祀活动的至上性、庄严性,发挥黄帝陵祭祀在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论晋北赛戏的性质和特点

赛戏是流布于山西省北部的一个古老奇特的剧种。它是由民间祭祀、广场社火、舞台表演、民乐吹奏、说书讲史等几个重要部分组成的一种大型活动。由于时代的变迁，赛戏退出了舞台，趋于消亡。但它作为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农事祈报诗论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 ———以《思文》《丰年》《生民》为讨论中心

早期农业之发展,＂靠天吃饭＂的成分远甚于今,因而农事诗在《周颂》之中所占比例极高,且多以祈报为主要内容。缘于《周颂》乃天子宗庙祭礼或祭祀山川神祇所用之乐章,且大多属于周武王、成王、康王以及昭王时期之作品,因此最能反映周初制礼作乐之人文精神,且深寓教化意义于其中。文章拣选《周颂》最能代表农事祈报之礼的《思文》与《丰年》为讨论主体,并辅以《生民》一诗以明其详,综合此三篇之内容以探讨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     

论傩舞的游戏性

傩舞是传统的民间宗教祭祀舞，积沉着深邃的历史丈化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傩舞的宗教色彩不断淡化，由古代的专门祭祀逐渐演变成既娱神又娱人，有的地方还衍变成娱人为主、娱神为辅的民间艺术。傩舞中具有强烈的祭祀宗教成份，倘若抽去这些成份因子，展现出来的是完全具有娱乐游戏功能的傩舞。文章纵观游戏论的各种观点，阐述了游戏的本义与傩舞的精神实质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一致的，并通过对傩舞的特征、傩戏的演变以及傩戏时所营造的场面、气氛的分析，得出傩之游戏的结论。     

略论中国的社稷祭祀礼仪

礼仪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祭祀礼是礼仪中最重要的制度。社稷礼仪制度的本质是古代农业民族的信仰理想的折射和统治者强化国土观念 ,是崇本重农观念的仪式化的集中体现     

湘西傩堂戏的传承与社会属性

湘西傩堂戏源于中原汉族的傩堂戏,曾经历了傩祭傩仪傩舞傩戏的演变历程。流入湘西后,受到当地土家族、苗族民间习俗和民族艺术的熏陶及影响,在传承的过程中产生流变并打上“湘西”的烙印,其民俗性、宗教性独具特色,是湘西旅游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正被开发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