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延式”社会建构——“礼”之社会学分析

儒家通过“礼”来建构正常的社会秩序。从社会学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礼的形成是对社会失范的回应，礼以正名的方式确立社会个体的地位角色，以内在或外在的方式对个体进行社会化，最后以家庭为桥梁，将对个体行为的规定以实践性“推延”的方式扩展至社会，形成了一个从个体到家庭直至社会的“推延式”社会建构框架。“推延式”的社会建构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的纠缠。     

对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状况的思考——兼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范畴

从２０ 年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看, 由于“对象” 问题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研究, 导致“中层”理论的研究中明显地存在着分析思想, 概念框架、解释逻辑缺乏社会学特色, 理论的可操作性较差等问题。我国社会学可以把“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作为学科的 “研究对象”。循着这个“对象”进行的研究, 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机理, 也为构建我国社会学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提供了明确的内在逻辑, 同时, 也有利于我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在科学化、本土化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国际化。     

从“文”到“人”：费孝通社会学思想转向的关键——兼谈费孝通对潘光旦的“人的科学”的继承和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关注有一个重大转向，那就是从“生态”到“心态”的转变。他的研究从早年偏重“文”,到晚年兼顾“文”和“人”,甚至偏向“人”,力图克服“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社会学范式的弊病。他提出的“文化自觉”以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对当下的社会学发展有重要意义。费孝通学术研究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潘光旦思想的影响。他早年强调社会文化对人的形塑作用，而对人适应社会和改变社会的能力缺乏自觉的关怀。对此，潘光旦曾在1946年有过委婉提醒。但是，费孝通的正式回应是在1994年。费孝通提出社会学要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究，并在既有的实证方法之外去寻找新的方法。据此，他提出了直觉方法，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及其格局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潘光旦20世纪40年代倡导的人的科学的一个具体化和深入的发展。     

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从“制度建构”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范式

近年来,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主流的“制度建构”研究范式在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问题上渐现偏颇与不足.实现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前提并不是“制度建构”研究范式所诉求的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变革,关键在于通过强化既有内群体身份或创生新的“共享内群体身份”,实现其自我及社会的现实认同.相关研究应由“制度建构”范式向“文化实践场域”范式转换.     

从“学科建构”到“问题解答”——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思路转向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推进,作为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与认同,但现有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学科建构色彩,主要表现为:分支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学科论的论说思路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依托.“学科建构”的思路背离了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知识生产机制,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中的社会元素,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学科特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研究除了遵循自上而下的“学科建构”思路以外,更需要关注重大现实问题,转向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能够展现思想政治教育强大的社会解题能力,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需要着力解决如下几类突出的现实问题: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定位与作用问题,社会转型期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情绪的疏导与引导,社会分化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建构.     

社会学视野下的农村地下“六合彩”

本研究以江西省X县的1000人问卷调查为基础,首先对当前农村地下“六合彩”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接着从社会学的结构视野与文化视野出发对这种赌博现象进行解释,最后建构一套社会整合的对策模型。     

试析张东荪的“社会文化层”理论

试析张东荪的“社会文化层”理论王瑞芳张东荪（１８８６－１９７３），字圣心，近代中国著名哲学家。从３０年代起，他曾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对人类文化现象及文化问题作过鸟瞰式的反思与理论上的研究，形成了较系统的文化哲学理论。从张东荪研究视角的转换和内容的演化...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涂尔干社会学思想中的实在性与建构性及其当代价值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对涂尔干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既有主观主义的功能主义、建构论的评论，也有客观主义的结构主义、机械论的批评，可以概括为实在性与建构性这样一个问题，或称“涂尔干问题”。作为古典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涂尔干对其时代的现代性巨变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社会作了深入思考，形成了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表达，即使是他的理论“剩余”和思想“残篇”，也展现出奠基者思想源头的丰富性。随着现代进程的继续，社会的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仍在进行新的重组和深入互构，特别是当代科学技术创新推动的技术化、智能化，使得社会世界的实在性与建构性再度显示出重要意义。这些都赋予了“涂尔干问题”新的含义。     

场域视角下李庄生活美学的“他者性”建构

区别于城市与乡村，小镇往往是兼顾二者特点的一个空间单元。特色小镇作为当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产物，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寻求到生活之美，从而将小镇生活美学的营造与体现作为摆脱千镇一面的重要抓手成为了重要的命题。文章以中国首批特色小镇之一的四川宜宾李庄镇为例，以外来游客和当地居民这两类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在特定的场域下，特色小镇生活美学如何在外来游客与本地居民的彼此互动中被建构。本文认为，被建构出的具有“他者性”的李庄生活美学并非一个极其精巧的文化符号，而是在“异质景观”与“日常生活”的不断互动中的产物。总而言之，特色小镇的生活美学的“他者性”建构并非一个静态的环节，而是需要深入日常生活之中进行动态化的把握，不能在对某一特色小镇进行生活美学建构时忽视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诉求。     

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思想与当代中国的脱贫攻坚

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代宗师,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坚持学术研究要服务社会并致力于“富民”,提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应该服务于满足人民的需要,提出发展“人民的社会学”。费老一生都致力于使广大农民脱贫致富,致力于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富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认识和总结中国各地农村“富民”的经验,费老不断发展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通过对费老著述中有关“志在富民”思想源流及发展的回顾和分析可知,费老强调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应采取不同模式,同时指出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背后面临的更大挑战实际上是文化问题。费老晚年着重论述的“文化自觉”和他之前有关农村发展的论述一脉相承,这些思想对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的脱贫攻坚战略和政策实施有着重要启示。     

流散写作的社会性别身份研究

近年来流散写作成为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视野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从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视角对其分析探讨发现西方主流社会对流散作家种族歧视和偏见是以一种性别的形式将其女性化、边缘化和文化他者化,因此,流散文学文化身份的建构,首先应该是性别身份的建构,获得平等的国家身份和广泛的社会认同,以改变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处境。在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浪潮中,原先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位的弱势族裔开始解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逐步摆脱从属的女性的历史地位。     

从“泛学科化”到“去学科化”——文艺社会学视角的中国文论30年及应对策略

中国文论30年所经历的从“去政治化”到“泛政治化”过程,也是一个从“泛学科化”到“去学科化”的过程。在1980年代具有整体性的“向内转”所引发的“新学科”运动与“泛学科化”思潮中,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尽管相对滞后但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与进展;而世纪之交的具有“向外突”性质的“文化转向”所导致的“去学科化”取向,却造成了文艺社会学重建工作的中断或“悬置”。作为文艺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交叉,既可以有偏重于文艺一社会之学的“文艺社会学”,也可以有偏重于社会一文艺之学的“社会文艺学”;既可以有文艺学学科定位,也可以有社会学学科定位。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和发展空间。因此,对于当下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来说,建设具有“多维论”性质的文艺社会学现代形态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制度层面人学研究初探

“制度”一词早在 19世纪就由斯宾塞引入社会学领域 ,到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那里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了。近年来 ,关于制度研究的各种理论随着我国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而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代与以往的对“人”的研究中 ,制度层面却往往是最易被忽视的一面。这里的制度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而自觉建构的各种规范体系 ,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等。从制度方面研究人 ,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寻找一种制度 ,能够最有益于人的生存与发展 ,最有利于社会正义。一、传统人的研究…     

顺从中的反抗彷徨中的自醒——“勇兰”、“琳达”形象与华裔女性的社会性别建构

当代华裔女作家塑造的母亲形象颇多,也颇为成功。文章结合社会性别理论,通过对比分析汤亭亭《女勇士》中“勇兰”和谭恩美《喜福会》中“琳达”两位母亲形象,探讨母亲形象蕴含的对于女性社会性别重新阐释的特质,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对两性差异的认识以及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女性的性格刻板印象,建构了融合男性特质的新女性形象以及属于华裔女性独特的社会性别和主体地位。     

论《女勇士》中的“他者”形象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从出版至今就一直受到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在社会性别、种族和少数民族等问题上。本文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角度分析了这部作品所揭示的“他者”形象,包括女性为男性的“他者”、他者妇女和他者族裔三个方面。     

性别思想与“双性同体”

＂性别＂理论的建构寄托着西方女性主义者改造传统性别文化的梦想,但＂社会性别＂范畴自身却是父权文化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尽管如此,女性主义者的这番理论探索却呼唤了人们对＂女性文化＂的重视,弥补了传统社会中久已颓靡的＂女性质素＂。其象征＂爱＂与＂生命＂的＂双性同体＂的伦理追求拓展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打破＂唯女性而女性＂的话语方式,展示了＂启迪男性、融合两性气质＂的精神发展走向。     

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

网络的发展并不必然促进社会性别的和谐发展，网络媒体对女性身体的聚焦与凝视，建构了网络中“被看”的女性形象，这是对女性形象的一种贬损和歪曲。商业利益与传统性别观念，共同助推了这一现象在网络中的生成和发展。网络受众对此所选择的沉默方式，进一步导致网络媒体更加热衷于塑造“被看”的女性形象。运用先进的性别文化将慎独与网络规制结合起来，是在网络上塑造积极女性形象的一个有效途径。     

经济社会学视野中的金融行为研究

在新经济社会学的视野中,金融行为总是在由社会结构构成的市场中展开,通过将网络、制度、文化意义等结构性因素纳入到对市场的理解,既摆脱了经典金融理论的困境,又进一步扩展了金融行为研究的理论视野.借助于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路径,经济社会学家分别从建构性和嵌入性的视角对金融行为中的社会网络、社会制度和文化意义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为金融社会学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科学观人粪文化学转向的向路——基于西方科学哲学的历时性考察

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只作静态的逻辑分析,无论是罗素、卡尔纳普,还是赖欣巴哈,其科学观都具有现代性特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提出的证伪主义“猜想反驳法”具有动态的人文文化意蕴,是后现代科学观文化转向的过渡环节。随后的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给科学以文化的政治、社会学阐释,成为文化转向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其基本观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者英国爱丁堡学派的布鲁尔、巴恩斯、伍尔加、马尔凯和法国巴黎学派的拉图尔等人那里得到“过度”发挥,从而把科学的文化研究推进到了“文化建构”与“文化实践”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