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转型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共同体建构

将农村社区建设成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要求,对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农村社区建设在实践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创新、公共服务机制探索、资源渠道扩展、社区和谐民主文化建设是解决农村社区建设困境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和促进社会有机整合与融合的重要基础。     

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政策路径与启示

社会政策不仅旨在追求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而且具有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功能。民族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政治法律共同体,也是一个伦理共同体,而社会政策也有鲜明的伦理属性,且二者具有伦理同构性,这决定了通过社会政策建设民族共同体的可能性。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过程,而社会政策同样具有长期性、持续性、日常性的特点,这决定了通过社会政策进行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性。社会政策通过制度化个体之间互助的伦理关系、强化民族共同体的伦理内涵、重申并落实共同的价值观而建设民族共同体,这揭示了社会政策路径下建设民族共同体的可行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突出强调的背景下,通过论证社会政策具有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功能,给中国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带来启示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之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政治要求,也是一种伦理诉求,内含了诸多伦理价值和伦理精神。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伦理价值的社会源头发掘其坚实基础,更需要把这些伦理价值落实到相应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依据,是新时代丰富民族理论的新尝试,旨在从伦理价值、伦理精神与伦理路径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共生、友爱与团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价值,具有导向作用;包容、互助与尊重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精神,具有价值支撑作用;责任与发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路径,具有具体的实践功能。     

转型时期乡村共同体的衰落与重建

共同体是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价值取向的一种社会结构。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的持续作用瓦解了旧的乡村共同体,但也为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机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契合了传统农村在转型期的社会、文化环境,顺应了农业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趋势,能很好地结合内外力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重建乡村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政治哲学探析

党的十九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当代建设吹响号角。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探析:其一,以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观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其自身的民族内涵与主权限定;其二,以共同体主义的当代进路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自身团结一致的情感旨归、文化要素和伦理观念;其三,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符合中国共产党在当下历史阶段领导全国各民族进行平等协作、自由发展、团结进步的实践要求,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历史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支撑。综合来看,中华民族作为广义的国族概念,既不能单纯以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来进行简单划定,也不能单纯以共同体主义的政治哲学来展开抽象分析,而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指导下进行具体的、结合中国现实实践的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构我国多元一体民族观念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石,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符合中国政治实践和历史要求的政治共同体,体现了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整体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和愿望。     

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三重逻辑与建构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举措。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正在改变城乡社会的发展格局并形塑新的治理模式。在社会数字化转型场域,数字治理成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变量,针对当前数字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结合“共同体”理论尝试提出数字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在深入阐释其概念特征的基础上,以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为研究背景,基于“理论-历史-现实”三维视角,系统解构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多重逻辑。基于此,从物理边界的消解与重构、基础网络的织就与形塑、多元主体的融入与互动、科技伦理的诠释与再造等方面提出建构路径,推进“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完善。     

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思想逻辑与实践启示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美丽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生态文明全球共建等主题的深刻理解与系统阐述中,提出“生命共同体”的基本概念并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领域,成为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是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有机统一,既展现丰富深刻的思想逻辑,又具有指向鲜明的实践启示。在思想逻辑方面,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蕴含着“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关系、全球范围内的“生命共同体”追求等思想要旨;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守正创新,体现着对自然万物联系普遍性的深刻认识、对人与自然密不可分关系的最新阐释、关于人类共同命运的先进理念等创新意蕴。在实践启示方面,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彰显系统性整体性的生态治理观、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责任观、共建共享的国际生态正义观等价值导向,启示我们进行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实践、开展和谐共生的环境伦理培育、坚持共建共享的国际生态正义原则。     

共同体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指认

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与共同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共同体有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全球共同体等多种类型和层次。共同体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离开共同体而独立存在。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努力创造条件,构建共同体,切实促进个人自由的发展,既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更是当代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指认。     

刍议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进路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我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形态包括传统的宗族共同体与村落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共同体,但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图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些共同体形态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当前乡村自治的学理诉求与实践圭臬。公民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进路是通过重塑乡规民约与发展公民教育、培育乡村公民社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实践来培育乡村公共精神。     

城乡共同体的空间结构、生产秩序与建构路径——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共同体建构体现了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关系的追求,是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助力。当前,城乡中心-边缘结构与要素非等值交换阻碍了城乡共同体建构。为此,结合共生理论内涵,基于空间-秩序分析框架,通过聚类算法与指标评估方法,对不同区域城乡共同体的空间结构与生产秩序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匀质、中心-边缘、互嵌三种空间结构和抗衡、虹吸、同化、融合四种生产秩序。其中,去中心化结构与融合发展秩序能够极大地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因此,建构城乡共同体应摒弃城市中心主义思想,构建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形成融合发展秩序。     

后乡土语境下的新乡村共同体重构

农业文明的式微和乡土文化的断裂,加剧了乡村结构和文化内蕴的空洞化,“去乡村化”不可逆。要摆脱作为城市的他者,焕发乡土新的生命力,破解城乡分裂的历史悖论,乡村共同体必须升级：再建乡村公共空间的社会逻辑,唤回文化乡愁的实践支撑,重构支配农民的行动地图,确立起彰显新乡愁的“软乡村”,成为留住乡愁的新伦理共同体。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基于文化共生视角的分析

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耦合。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两个村落案例中,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来看,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构成融合共生的内在动力贯穿于乡村共同体之中,从而激活了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使乡村共同体得到复兴。目前在人口规模化常态化流动背景下,诸多因素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应利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实践向度,以互惠共生文化传承乡村伦理,以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集体意识,以利益共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发展。     

协“同”共存：乡村振兴中的城乡生活共同体培育

“市民下乡”现象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立足乡村振兴语境下通过跨城乡空间新型生活共同体的培育,达到城乡流通机制的打通和城乡关系的互哺是实现城乡交融关键所在。本研究以移居M村的市民和村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长时段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现代性作为动力和外部条件为个体生活方式的转型实践提供了技术性条件,互动仪式下跨越局内人与局外人边界的群体间互动是新型生活共同体型构的发生机制,个案村落中的两个群体尽管存在多重差异但仍可通过特定方式达到“共存共生”状态。个案经验表明,城乡间互动格局下的乡村振兴形态存在新的可能性路径。     

东盟跨入共同体时代:现状与前景

2003年10月,东盟提出了构建东盟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东盟共同体包括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近十多年,东盟制定和实施了共同体建设的总体规划、路线图和行动纲领,并已取得较快的进展。东盟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已初具规模,区域政治发展和安全合作取得进展,区域社会文化建设成效明显。尽管2015年底东盟宣布共同体的建成,但要真正达到东盟共同体的发展目标仍任重道远。     

文化视角下的都市与乡村：20世纪30年代的城乡关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都市去”与“回乡村去”成为背道而驰的两大社会现象,“乡村破产”和“都市膨胀”为知识分子所广泛关注和焦虑。由此,“建设新都市”和“改造旧乡村”成为解决城乡关系危机的两条路径,并在当时形成两股强劲的思潮。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还是“发展乡村以救济都市”抑或是“都市与乡村相互调和”,知识分子都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当今城乡发展须打破“二元对立”格局,建立“文化共同体”,促进城乡关系协调融合发展。     

论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的价值维度

杜威以道德伦理价值为取向,提出了以“民主共同体”为理想的政治哲学思想。“民主共同体”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符合人的本性。它是一种“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状态。这是我们理解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前提。     

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实践与伟大成就

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整体性。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推进民族解放、民族平等与民族自治,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各民族安全和谐稳定,共建生态文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与伟大成就启示我们,要进一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推进政治平等、经济依存、文化互鉴融通、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全方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

针对传统乡村社区的性质与特征,学界先后提出过"村落共同体""宗族共同体"以及"市场共同体"几种不同的界说。虽然这些观点也注意到村落的开放性尤其是"基层市场共同体"的联系,但主要是采取一种整体性和静态的视角,将乡村视作一种相对封闭和自治体。晚清以降,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启动,域外因素日益介入乡村治理,加剧了乡村官僚化和行政化趋势。在国家整合及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人们试图通过经济、政治手段改造乡村社区,在部分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在实践中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及后果。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应走"服务嵌入"之路,通过"服务下乡"重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构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合作共同体: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选择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社区从传统的家元共同体转变为族阎共同体。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农村社区建设正从“扒旧房、盖新楼、建公园、造广场”的物质层面转向“社会心态”、“公民道德”、“社区文化”等精神文化层面。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将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就指明了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合作共同体,引导村民过一种共同体化的现代社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