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社会视阈下技术理性刍议

技术理性体现并实现着文明。低碳和低碳社会作为人类超越工业文明的理性选择,体现着人类理性觉醒和理性自觉,表现为当下发展的一种价值和实践原则。技术理性的低碳规定与对低碳的建构是其主要方面。低碳规定表现在受其统领,在物的视野中有更多的人的视野,个体视野中有着更多类性的视野,从而就有更多的生态视野。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成为技术理性的最高律令。     

试论技术理性及其批判

技术理性是人类理性的特殊的、综合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批判是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批判,而不是对它的一般批判,更不是对其简单否定或抛弃。准确把握技术理性必须辩证地理解技术实践的二重性特征,应把技术理性与其构成要素区别开来,其完善与建构应在技术与人文和道德的互动中展开。     

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技术理性批判

工业文明的理性基础是被排除了价值特征的技术理性,而技术应用所引起的社会问题要求对技术理性进行重新审视。基于生态文明这一价值视角,解构传统科学哲学中关于技术理性的错误观念,通过对技术问题的经验描述来分析技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深层影响,分析技术进化与技术异化的双重社会效应,通过现象学解构的方式指向现代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本身及其工具理性的认识论根源,在总体上重塑包含内在目的性的技术理性观,探索将生态文明价值理念融入技术理性以实现技术合理化的新方向。     

哈贝马斯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及其反思——一种逻各斯的重建

文明社会以来,科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类社会不断合理化的进程。以"科技进步"为"新的坐标系",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今已经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并且奠定了当前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然而,科技的"合理性"也正是引发其"不合理"的根源,在追求理性的过程中,工具主义者的理性势力逐渐占据主导,技术理性取代整体的理性成为衡量人类"生活世界"的唯一标准。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更加全面的合理性理论的建构才能实现人类生活世界的根本问题的解答。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以及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反思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的是哈贝马斯对于古希腊时代"逻各斯"的继承与发展。     

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的悖论及其命运

技术理性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之一,作为人类理性与近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延伸和拓展了人的身体,而且超越了人在自然上的维度。但是技术理性一方面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如现代人的异化、世界的祛魅、生态危机等等。技术理性的泛化和它与价值理性的分离,使现代社会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如何摆脱技术理性的控制及其危机,不仅关乎技术理性未来的命运,而且关乎整个社会的发展。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与融合

随着理性之光普照大地,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从前所无法想象的变化,叹为观止的物质世界精益求精的程度使最神圣的价值却不知所踪。文章从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入手,认为技术理性是以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的活动为其根本内容、以人造物为目的的思维活动过程。而价值理性则体现一个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它关怀人性的世界,相信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是这个世界的重心所在。同时阐述了理性概念的发展与变迁,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原因和后果,指出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可以为弥合两者的分裂、走出人类的生存困境提供新的契机和出路。     

“现实的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生态自觉”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自古以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理解和对待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定位。近代以来,不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都没有意识到人类的实践活动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在一起,他们的抽象自然观中人与自然都是独立开来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认识,从而导致了工业文明时代社会发展的"生态缺位"。马克思的自然观坚持"现实的自然"的基本立场,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本质,主张实践是中介,自然是前提,人与自然辩证互动,强调应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走出"抽象自然"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从"现实的自然"出发,理性地控制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共生"。同时,理性地反思传统的发展理念所带来的生态影响,重新审视旧工业文明时期唯经济利益至上发展观的片面性,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进行文明发展的价值重塑,才能从"生态缺位"走向"生态自觉",并通过构建环保型的生产体系、选择生态化的技术、建立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等"实践觉悟",切实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实现人类发展与保护自然的双赢。     

西方技术创新生态价值取向的历史变迁——从思维方式的视角看

技术创新主体的思维方式与创新生态价值取向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并协同演进.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从农业文明社会-工业文明社会-后工业文明社会大体上经历了整体主义思维方式-还原主义思维方式-(新)整体主义思维方式这一否定之否定过程.与之对应的是,西方社会的技术创新生态价值取向经历了朴素生态价值取向—(基本)无生态价值取向—高层次生态价值取向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生态化技术创新其实是对技术创新生态价值取向历史演变进行理性把握的结果.     

理性的历史演变及中国社会的理性建构

近代启蒙哲学家开创近代理性主义以来,理性思想经历了"独断论"、"批判理论"、"辩证理性"、"技术理性"、"社会批判理论"、"交往理性"等的历史演变,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思想家,从自己所抽象的理性理论出发批判、补充前人的思想,却难免从一个片面理论走向另一个片面理论,这种理性的历史演变虽难以穷尽,但其核心却揭示:具有现代系统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应是一种肯定"技术理性"系统之外的"价值理性"系统存在的价值的理论.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和肯定价值理性的理论为当代中国社会培育理性精神,达成技术理性、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统一,实现理性自身的超越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技术理性：反思与批判的意蕴

技术理性的迅猛发展,不仅使它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而且广泛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传统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被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所代替,科学理性日益膨胀,以至吞噬了人文理性。随着技术统治意识的崛起,技术开始居于一种理性的霸权地位,现代社会已完全按照技术的要求和规范来设置和运作,社会被技术化,技术也被社会化了。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在理论层面表现为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关系,要使两大战略并行不悖、协调发展,就必须建立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问和谐的张力,这是文明社会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     

对技术化生产背景下煤炭行业单向度思维的反思

在发达工业社会,人对技术的依赖形成了近乎崇拜的“技术拜物教”,在此思想背景下,人变得越发“单向度”,虚假需求遮盖了真实理想。技术作为资本增值的手段,理当守护人的“革命的本钱”,因此,应当抵制虚荣的发展观,正确处理人与技术、经济利益与沟通理性之间的关系,拯救正在或将会步入单向度的人。     

扬弃科技异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及启示

西方对科技异化的批判已形成危险的思维定势：把科技等同于工具理性本身,不断放大科技活动的负面效应,甚至否定科技本身。这种“等同”与“否定”,丧失了扬弃科技异化的实践根基。必须用辩证实践的眼光审视科技,把握扬弃科技异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当代中国既要大力发展科技,又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立场,防范科技被既得利益集团操纵成工具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三个维度及其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包括文化心理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三个维度。文化心理批判维度主要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的基础上,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极权人格、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文化心理根源展开分析,探索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机制;技术理性批判维度主要揭示了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本质与缺陷,探讨了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异化使用的哲学世界观基础与现实根源,强调科学技术已经沦为一种控制和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工具;大众文化批判维度主要揭示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不仅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而且反驳了资产阶级学者所宣称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物质丰裕、无矛盾的理想社会的观点,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不过其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从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或者转化为社会发展日益总体化和个人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或者转化为合法性危机,因而西方社会仍然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革命的前提就是通过对当代西方社会采取“大拒绝”的革命方略,并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     

浅议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几个基本前提

任何理论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性观建立起来的。资源的稀缺性、社会单位的个体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是政治学方法论的基础和前提。在政治学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承认人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限的认识能力,不应拘泥于所谓“终极真理”的探讨。     

康德对人的道德主体地位的论证——读《实践理性批判》

人是理性主体,亦是价值主体。人的主体性地位体现在:人作为理性王国的成员是目的性存在,永远不能仅仅看作是手段;人是能够自我立法的理性存在,人是自由、自律的,同时体现了人的尊严与伟大;“上帝”是为道德的实现而预设的,并没有淹没人的主体性地位。     

从彼岸世界的回归——论康德伦理学的局限性及其出路

康德伦理学建基于康德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之上,暗含着一个"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人的一切道德行为都源出于其理性特质。这种理论建构的局限性在于,一方面使康德伦理学抽象、空洞,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在现实中解决德福一致的问题。只有适当地转换康德伦理学的视角,引入社会、历史因素,才能突破其局限性,使其得到新的发展。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试论技术的理性价值

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技术理性既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也是形成并蕴含于人类技术实践活动中的一整套基本文化价值.通约、量化思维方法的普遍化,分解组合的还原论思维方法,实践地、程式化地控制世界,物质需求的优先性,效用至上原则,社会组织与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技术化生存,理想状态的不懈追求与创造,自然解蔽与生命祛魅等就是其基本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