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宠儿》的后现代叙事艺术特征

<宠儿>是托尼·莫里森的颠峰之作,二十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其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是多聚焦组合式的叙事结构,小说将内聚焦、外聚焦和零度聚焦巧妙地进行搭配,优势互补,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叙事效果;其次是娴熟地运用多变的叙述话语,使小说的叙述话语既保留了传统的话语技巧,又有了创造性的突破;第三是在小说叙事时间上的重构.莫里森在具体的文本中运用不同的叙事节奏和叙事技巧,从而使读者对作品的历史性阐释成为可能.     

论长篇小说《笨花》的艺术风格

本文通过对<笨花>的文本分析,以"花"和"笨"为门径,从叙述时间、叙述节奏、人物塑造、内容处理等方面,论述了<笨花>浑厚、朴拙、方正,又灵性充盈的艺术风格,从而肯定了<笨花>独特的艺术价值.     

抽象上升到具体在《资本论》叙述方法中的运用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实质.从抽象范畴到具体范畴的逻辑叙述顺序,可以使人们由表及里,又由里及表地弄清复杂经济形态的结构,全面地认识经济形态中各个层面的经济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最科学的叙述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方法上有着某种明显的内在联系,有着一种批判的继承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叙述方法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迟子建中篇小说论

研究者多侧重于对迟子建个别优秀作品的褒扬和称赞,而忽视了宏观的系统的把握。本文拟从叙述视角、叙述内容和叙述话语等方面,对其中篇小说做些分析,以探讨她创作的成败得失。迟子建中篇小说的文化视角是一个普通知识女性从人文主义立场来观察和表现生活的,她所叙述的事件往往是丰富繁杂并能表现诗意和情趣的。她所用叙述话语是清新流畅的,同时在叙述时序上多有变化。但是她的某些作品叙述事件芜杂,让人读起来有凌乱感、沉重感     

曹七巧和王琦瑶:两种女性话语--《金锁记》与《长恨歌》之比较

从意识形态话语角度把张爱玲的<金锁记>与王安忆的<长恨歌>作比较,自然发现此二者各自以一定时代的文化话语转型时刻女性欲望表达进行了回忆式地描述.这些描述集中体现在二者主人公不同的女性主义(抑或女权主义)生存和发展方式上.对比二者主人公--曹七巧和王琦瑶--的话语剖析,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把握了这两部作品所体现的两种不同的女性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方式.     

叙述特征与文化意蕴——对《玫瑰的名字》的多重解读

<玫瑰的名字>的两重叙述视角使文本呈现为开放的叙述模式,传达了对知识和真理的独特看法,即真理存在于叙述和阅读的过程中.该作品通过虚构中世纪的凶杀和侦察故事,探究当代文化中知识和真理的言说问题,展现人类的文化境遇,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文化意味.     

《情人》和《广岛之恋》:女性话语背后显露的种族主义意识

从<情人>和<广岛之恋>这两部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作者杜拉斯颠覆男权话语、强调女性主体身份的女权主义思想,但在杜拉斯的女性话语背后显露出西方白人身上所固有的种族主义意识.     

论史传对古典小说的浸润——以《左传》为例

作为最早成熟的史传作品,<左传>对古典小说产生了明显影响.<左传>高超的志怪艺术及其从中表现出来的开创性描写,给后世志怪小说以直接启示,使它成为后世志怪小说的重要渊源.<左传>还是古典小说重要的素材渊薮,一些古典小说在素材的选取上与<左传>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中许多情节就明显地借鉴和模仿了<左传>.许多由<左传>开创的叙述手法如"记言中断法"、化实为虚法、行人辞令艺术等,也被古典小说很好地继承.     

论《红高粱》的叙述视角

《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我奶奶"标志着莫言小说叙述视角的创新:一方面,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由故事外的"我"提供叙述声音进行历史想象,故事内人物"我父亲"从亲历者角度回忆历史,这既对先辈传奇人生及其意义做出了不同的经验处理,又让抗日故事与爱情故事交错展开,凸显先辈的旺盛生命力;另一方面,叙述者"我"的现实与叙述焦点"爷爷"、"奶奶"的历史拼贴在一起,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互交错,建构了现实与历史的对话。     

叙述对情感历程的审美营造--论池莉小说《来来往往》的叙述艺术

本文依据结构主义叙事理论 ,试图从叙述视角、叙述话语、叙述结构这三个层面 ,来探讨池莉的《来来往往》是怎样通过叙述来营造人物与故事的情感历程的     

真实三味——读《王蒙自传》

《王蒙自传》是一部颇有影响的传记文学。作者以自己生活经历为线索串联起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形成一幅内容丰富、信息驳杂的历史文化画卷。《自传》的最大特点是真实,无论是社会叙事、家庭叙事,还是自我叙事,都坚持说真话、揭示真相这一原则,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品格和极强的艺术魅力。     

先锋写作的叙事方式

先锋写作中的叙事方式是在叙述角色上 ,通过叙述者的不断变换 ,或叙述者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自由往来 ,改变了故事的组合方式 ;并打破了故事时间线性发展的模式 ,创造出故事呈现的共时性空间 ,重视故事时间的重复和循环 ,由此造成了一个自足的圆形结构 ;而多重文本的结构方式 ,在多重文本的互动互补中则产生了新的意义 ,也带有“元小说”的特性。先锋作家对叙事方式的重视 ,具有文学本体论的意义     

野猫子与卡门比较论

野猫子与卡门是两个相似但又绝不相等同的文学形象.她们的个性、她们所处的生活集群传达出不同社会时代的内蕴,造成这种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不同的言说意图.     

“瘫痪”主题下《都柏林人》儿童篇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在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童年篇的三个故事《姐妹们》、《遭遇》和《阿拉比》中,乔伊斯基于儿童视角,用精湛的语言和独特的结构展示了其别具风格的叙事策略。其中,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策略、话语空间及故事空间交替的双空间叙事策略最为突出,它们对童年篇故事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这些叙事策略,结合叙事者的精神顿悟,乔伊斯在童年篇中生动展现了都柏林人宗教信仰的迷失、教学的无助和情感的未果,极好地契合了整个小说集的“瘫痪”主题。     

美丽混乱中的重新叙述——重论1980年代中后期先锋诗歌叙事性问题

在当前学术话语的禁锢下,我们一直面临诸多无法回避的矛盾,譬如面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叙述问题。谈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便要以80年代的滥情写作作为反面教材,却无视80年代中后期诗歌实验的努力;谈90年代诗歌中“叙事性”的代表诗人,却对这些诗人80年代对诗歌叙事的发生学意义所作的准备做以一言以蔽之的概括,那么这一切只能使“汉语诗歌被耽搁在虚假的先锋面具和历史转型的门槛上,而公众对诗歌有限的感受力也将为所谓的‘误读’继续败坏”。在历史分野与写作界限的叙述圈套之中,“叙事性”问题有必要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里进行回溯式的思考,其意义不仅在于艾略特所谓“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的批评功能的重现,同时亦是对先锋诗歌批评的“求真意识”的一次富有探索意味的秉承。     

红楼怀古诗考实

《赤壁怀古》以中西历狱事件为中心写其涉及帝位之争的实质，《交趾怀古》交代了康熙当上皇帝的原因，《钟山怀古》写四子死后被追封为荣亲王，《淮阴怀古》写十一子封王及死亡，《广陵怀古》写有关四子身世的纠纷，《桃叶渡怀古》写纠纷的结局。     

沈约《宋书》平议

沈约《宋书》之取材,虽前有所承,却多能钩稽融会、断以己意。其学术价值虽高于同记刘宋史事的裴子野《宋略》,但由于外在的人事关系发生了有利于裴氏的变动,故在梁代的史学地位不如后者。尽管如此,是书无论史书结构抑或史观,皆对当时及后世史学乃至文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流动”的旅行者和“想象”的乌托邦——近代小说两种叙事模式中的现代性意味

旅行者叙事和"乌托邦"叙事是近代小说叙事中值得关注的两种现象.前者中旅行者复杂和"流动"的个体体验成为叙事的一个焦点;后者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成为叙事的基本结构.两者从不同的层面折射了近代文化中的现代性意味.     

论中国先锋小说的“无时性”叙述

“本文时间”探讨是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中国先锋小说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它的“无时性”。这种叙事结构有它深厚的哲学基础。     

论明清之际戏曲叙事的类型化

明清之际,戏曲叙事出现了突出的类型化现象。主要表现为离魂—还魂—入梦—画中人/镜中人、误会—错认—冒名、信物—道具等三种模式。戏曲叙事类型化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戏曲创作实践和戏曲理论批评等因素密切相关。叙事的类型化体现了古典戏曲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思维的惰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