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传统义利观浅析

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核心。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一直推崇“贵义贱利”；然而，梳理先秦诸子“义利观”可以看出先秦各家并非都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即使儒家也要具体分析，还要看到其时代演化。     

何以利吾国——民国孟学“义利观”研究述论

“义利观”是孟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明辨“义”与“利”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事关个人之行为及道德准则.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中国社会,“义利观”的内容发生转变,但这种转变却并非凭空而来.民国学者对义利观的诠释,仍是承继中国传统学术思路.原本内化为个人道德伦理规范的“义利之辨”,在新旧不同的诠释之下,转化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及判断标准,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国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     

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的多维阐释

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的重要论述,业已成为我国外事工作的重要价值导向。这一科学观点的形成,是一个以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为理论之基、以中国传统义利思想为文化之源、以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伦理智慧的演进为历史之维的建构过程。在理论之基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继承了国家利益观、国际主义思想、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道德和正义原则的理论精髓,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向当代形态的转换;在文化之源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科学地把握传统义利关系中“义”“利”的价值定位,实现了对传统义利思想的超越;在历史之维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义利观、社会主义义利观等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伦理智慧的演进发展,实现了义利关系由国内战略向国际战略的视域转换。     

荀子义利观辨析

性恶论是荀子思想的理论根基,源于孔子对人性的潜在看法。“义”是荀子思想体系里至高无上的道德形态,而且他充分肯定了“利”以及人的“欲利之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客观合理性。义与利总体上呈一种相克相生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的伦理规定为: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关于形成正确义利观的途径,荀子提出“学”、“行”、“积”、“尽”,并强调了精神激励和礼、法于此的强制作用。     

论企业经营思想中的道德选择

“义以生利”、“义，利之本也”，是中华经济伦理的合理内核，也是现时代人处理企业与社会、利益与道德关系的法度。亚当·斯密的利己动机原本是一种“有道德的利己动机”，市场经济也是强调道德与社会责任的。因此，现代企业必须树立以社会效益促经济效益的经营思想。     

我国竞技体育“异化”现象与传统伦理观的反差

我国竞技体育假球、黑哨、服药、暴力等“异化”现象严重损害了人民和社会的利益，危及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笔者总结了“异化”现象的成因并针对当前部分人道德及价值观迷失和“唯利是图”倾向严重的现象，运用我国传统伦理义利观思想，从“义与利的认识、行为、修身”三个角度，对“异化”现象加以审视。意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倡导“以义为上，以义导利”的优良传统，抑制竞技“异化”倾向，重建体育竞技场上的文明。     

弘扬传统美德 促进社会发展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内容非常丰富。当前,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先义后利”的义利观、“精忠报国”的道德情操、“仁爱”原则、重礼仪讲信用和“父慈子孝”的道德原则,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还孔孟义利观本来面目──兼论市场经济下对儒家义利观的批判与继承

义利关系与社会财富分配直接相关,在社会生产关系转型时期总是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我国学术界多认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尚义排利”,这是对孔孟极大的误解。从孔孟的言论和行动看,他们“重义而不轻利”,“尚义而不排利”。儒家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了两次蜕变,这是孔孟义利观被误解的主要原因。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义利观,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和糟粕,批判地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     

先秦儒家对春秋义利观的继承发展

春秋义利观以“义,利之本”和“居利思义”为核心,它承认人对利的欲求的合理性,强调义是求利的正确途径。其基本精神是：重视精神追求,将其置于物质利益之上;维护整体利益,将其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肯定欲利的合理性,将其置于道德的监督之下。先秦儒家全面继承了春秋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核心观点,虽然在基本精神方面未能对春秋人有大的超越,但是他们从个人道德修养和统治者的道德选择等角度审视义利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其意义在于继往开来。     

论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义利问题,是道德价值论的基本问题.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儒家义利观有着丰富而复杂的蕴涵."以义制利"、"义以为上"是儒家义利观贯彻始终的思想,同时也是其积极合理的内核.这一基本精神对铸造和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传统美德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在当代社会亦具有重要价值.     

儒家义利观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义”是指道德原则规范，“利”是指物质利益。义与利的关系，涉及到道德原则规范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儒家、法家、墨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许多宝贵的积极合理因素。其中尤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最为全面、深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总结研究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批判继承它的…     

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萌蘖--论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 :义利观上对“私”、“利”的伦理肯定 ,本末观上重视“末业” ,财富观上宣扬富民的福音 ,经济改革上的利商、用商、利民的伦理价值取向。固而拉开了近代经济伦理思想变迁的序幕 ,成为近代启蒙思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理学伦理观与明清江右商帮的商业伦理思想

作为明清十大商帮之一的江右商帮（江西商人）曾经与徽商、晋商等一起活跃于大江南北,并以人数众、区域广、善经营、讲诚信而著称于世。在经商过程中,他们秉承理学“利只在义之和、取之有义、以义取利”的义利观,谨守“仁义为先、不以功利为急、以义制利、不言利而利自饶”的教义,注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商、义贾作为他们的道德追求,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念。     

论先秦儒家、法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影响力最强的两个学派，在义利观问题上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但在如何“制利”的问题上观点又显著不同，前者强调重义轻利，以义为主，后者强调贵法轻义，以法为主。两者的观点对于我国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实现人与道德的统一 ——孟子伦理学说新探

孟子的伦理学说由“性善论”、“义利观”、“五伦说”、“修养论”所构成。其特点是以人为中心解答道德的根源、价值、规范、修养等问题,从而实现人与道德的统一,即道德的人化和人的道德化。这对当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重建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试论孔孟义利观及其现代启示

关于义利关系 ,孔孟提出了“重义兼利”的主张 ,他们“重义而不轻利”、“尚义而不排利”。后世之所以误解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 ,尚义排利” ,主要是因为孔孟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蜕变 ,造成了后人的误解。现在我国社会转型中价值观出现了一些偏差 ,为了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观 ,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与糟粕 ,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 ,树立“重义兼利”的新观念 ,继承“尚义”的传统美德 ,倡导“见利思义”的儒商风范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的义利观，就是邓小平对“义”和“利”关系问题的根本看法。邓小平是义利关系的统一论者。他在充分肯定物质利益的基础作用，肯定正当个人利益的同时，强调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必要时应当牺牲个人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综观邓小平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论述，邓小平的义利观即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表述的“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反伦理现象及其应对

反伦理现象在经济生活中时有发生,但在金融危机时期尤为凸现,一些政府和企业自觉或不自觉陷入反伦理泥潭;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其它社会责任,企业舍“义”取“利”的错误价值导向是其直接诱因;而促求内善与外善、经济人与道德人、自律与他律的和谐统一,乃是当前应对反伦理行为的根本举措。     

周秦伦理文化的内涵、核心和价值

无论“周秦”,还是“周秦伦理文化”的概念,都可以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在广义上,不仅有观念形态和行为形态的伦理文化,而且有制度形态和器物形态的伦理文化。周人创造的伦理文化以道义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秦人创造的伦理文化以功利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研究周秦伦理文化,对认识道德价值和树立正确义利观;对治国理政和管理;对认识人性本质和构建和谐社会;对科学对待传统行政文化;对丰富现代人精神生活等,都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关怀伦理：道德冷漠的可能解决方案

道德冷漠已成为制约当前社会道德发展的瓶颈,究其根源在于传统伦理对“分离”的强调,即强调人的自主性和权利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为基础的。在解决道德冷漠问题的可能性方案中,关怀伦理主张以关系性为理论基点进行自我建构,重新定位关怀与爱等情感因素,重视在情境中强化关怀行为,以对话和商谈的方式解决道德分歧,满足人们“被需要”的心理需求。虽然关怀伦理在公正与关怀的关系、适用度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效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但它为促进当代社会和谐发展而提出的解决道德冷漠问题的可能性方案仍然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和探索,也为当代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伦理生存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