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政治的儒家传统——兼谈中国式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

责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与核心规范,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秉承并建构的重要形态。基于儒家思想精华,中国责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迥异于西方,在责任优先于权利的思路中,形成了从“责任社会”到“责任国家”的路径。在“仁”和“礼”的基础上,儒家思想中的责任贯通了观念、结构与行动,协调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秩序的关系,彰显了责任社会与责任国家的相互嵌套,在道德与政治的深度融合中提升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应以传统的责任政治观为思想资源,结合时代进行扬弃,嵌入在责任政治之中。中国式民主以责任和制度规范民主程序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和交往,不断形塑植根于政治场景与生活场景的两种民主模式,整合“作为政治的民主”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赋予民主以社会性与伦理性,在融合现代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构建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在党内首次提出“政治文明”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第一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支柱，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学的新发展。早在社会主义政治学诞生之前的形成阶段，“政治文明”便被纳入了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理论视野。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就直接而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用以反映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政治关系和政治形式的进步和发展状态。     

后“五四”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论

“五四”之后,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在面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社会、美学与政治等复杂的矛盾关系时,创造出了不同于西方经典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特色,这一中国特色实际上是现代中国时代精神和人生体验的结晶.     

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公民文化建设与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直接影响着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建设。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认同感,实现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变。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内蕴的现代审视——由传统义利观引发的思考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演进呈现出鲜明的历史延续性和递进性,儒家的政治文化成为其内在的规定性因素。政治文明建构主要是通过各种政治活动来完成的,而最为稳定也最具创建意义的是经过激烈政治斗争实现社会转型后的长期持续的政治管理活动。从政治管理的视角解读传统政治文明所涵括的现代价值,也就成为我们反思传统文化现代意义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传统义利观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建设与发展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为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生成提供了核心资源。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已经在整体上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然而其所揭示的具有普适性的伦理…     

中国政治的变与常：长时段的历史透视

中国具有悠久、复杂而独特的政治传统，长时段的历史透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渊源和特质。3000年、200年、100年三个时间坐标，彰显了中国政治的变与常。“殷周之变”和“周秦之变”后，大一统、中央集权、官僚君主制、儒法兼用的政治形态形成并长期延续和发展，这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的底色。19世纪以降，为实现独立、统一、富强、民主和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近代启蒙传统得以融入中国政治体系。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三千年来，中国政治在制度和观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演变为一种现代政治文明，但一元主义和民本主义的政治传统得以长期延续，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独特逻辑。     

学术与政治的缠绕——以《学衡》与《新青年》的对峙为例

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切入五四文学社团流派之争是重新评价五四文学传统的关键所在。据此，《新青年》诸君与“学衡派”的论争已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与落后、激进与保守来概括，而应视为以学术为名在社会范围内展开的一次政治权力争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缠绕反映了现代中国政治压迫之下显现的脆弱的学术根基。     

马克思“人的观点”的政治哲学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指导下,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不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文明的成功经验和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而且要珍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优秀政治文化传统,结合当代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实际,不断增进中囱人的“政治自觉”,提升中国人的政治人格,努力实现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政治理想。     

论政治文明的阶段性

阶段性是理解和探讨政治文明的重要理论视角。古希腊政治哲学确定了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和逻辑结构,从现实城邦对理想政治模型的模仿和切近程度来评判政治文明发展的进步性质;中世纪神学政治观拓宽了研究政治文明的视野并以必然性充实了政治文明进步性的内涵;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结合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摒弃了中古时代政治文明进步性的狭隘传统和观念,使政治文明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现代阶段。政治文明的阶段性发展体现的理性主义传统对政治文明的实践产生着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和扬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科学、更为先进的政治理论体系,把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     

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全球化成为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总趋势的21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其政治文明成果在全球的播衍,既给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新的条件,亦使中国政治发展面临较强的挤压.只有立足国情,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

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离不开传统文化 ,因为它仍然“在场”。传统文化仍是中国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的理论资源 ,二者的关系并非绝对对立 ,而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     

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一种相互依存关系--以国家-社会-公民关系为分析框架

政治文明、社会资本是目前国内外探讨的两个前沿性理论问题,其中政治与文明的结合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价值诉求,而社会与资本的结合是现代公民社会运转的必然,二者是考察当下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两个视角。文章试图利用国家-社会-公民的分析框架来考察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关系,认为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是动态依存的,而二者依存的动力机制是提升公民资格,其中主要在于提高公民意识、增强公共精神、培植公民品德,因此,政治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资格的有机结合是理顺现代国家、公民社会和公民个体三层次关系的介质,也是推动其全面发展的关键。     

政治文明与政治知识化

本文提出,现代政治文明是民主价值、民主制度与公民文化的有机统一,实现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任务。从西方的经验看,现代政治文明的确立与以理性化为核心的政治知识化过程密不可分;政治知识化的具体机制是现代主权观念、利益原则以及市民社会的成长,其最终根源是市民社会的经济理性在政治领域的拓展。本文最后探讨了中国政治知识化的基本要件。     

文明阶段性:西方政治哲学视界内的政治文明

古希腊政治哲学确定了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和逻辑架构,从现实城邦对理想政治模型的摹仿和切近程度来评判政治文明发展的进步性质;中世纪神学政治观拓宽了研究政治文明的视野,并以必然性充实了政治文明的内涵;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等近代以来的思想家结合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抛弃了中古代政治文明的狭隘传统和观念,使政治文明的理论和实践进入现代阶段。政治文明的阶段性发展彰显出理性主义传统对政治文明实践的影响与牵制。     

马克思与罗尔斯:既有研究与未来展望

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兴起和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发展以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及其受到的挑战为主导线索,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指导。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比较就成了国内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本文拟就国内既有研究做一粗略总结并由此展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影响因素探析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有利的国际环境、全球一体化的国际环境是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是可贵的外部发展空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繁荣是强大的追赶动力,东西方政治文明的角逐与共融是时代的重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勃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设定了必要前提,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复杂多样的社会结构——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期呼唤作为上层建筑的文明的构筑,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急需文明的政治.     

现代公共关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现代公共关系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于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初伴随我国的改革开放而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它能在中国扎根、发展，其重要原因是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相通相似之处，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公共关系学在中国的根植提供了有利的土壤。现代公共关系学被中国吸纳，成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权威

政治权威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保障,在人类历史的各个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类型。目前学术界往往把法理型权威作为与现代政治文明相适应的政治权威模式,而将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威建设也简单的归结为法理型权威。本文就针对这种看法指出了宪政权威与法理权威的区别,并针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权威的理论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