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生育模式转变的探讨

“自然生育”和“节制生育”是在生育问题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是由法国的人口统计学家路易·亨利(Louis Henry)在五十年代提出来的.以后的人口学家在讨论到生育模式时,几乎部要引用这两个概念.因此,在探讨我国生育模式转变之前,应先简单介绍一下亨利的学说以及科尔—特拉塞尔指标.     

吉林省十年(1971-1981)来的生育水平及其测量方法

<正> 目前,反映妇女生育水平的资料虽然很多,但某些重要指标,仍缺少全面、系统的统计资料。如计算年龄别生育率,普遍进行年度统计存在一定困难,需有分年龄组育龄妇女数及其生育数。即便能够逐年收集这类资料,也要认真检验它的准确程度。因此,为获取难于收集的生育资料,或为检验已有数据的质量,有必要根据有较高质量的人口调查资料,回顾测量一定时期妇女的生育水平。     

对我国1953—1964年,1964—1982年生命表指标的估计

生命表在人口数量关系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生命表上的各指标不仅综合地反映了一个人口的死亡水平和模式,它还是进行人口动态模拟与预测的基本数据之一。因此,估算和编制人口在各个时期的生命表,始终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是,由于我国的死亡登记制度在广大农村地区还很不完善,人们一直无法得到50—70年代的较准确的分年龄死亡率     

1950—1979年中国婚姻、生育转变的若干理论问题

问题的提出 关于研究课题的深度与广度 中国生育率转变已被人口学者(邬沧萍1985)确认为比公认最快的日本更为迅猛。但对其独特性的理论探究则往往落在其后。 由于捕捉了过去一代人生育率与结婚率的历史巨变,1982年全国1‰生育率调查引出了中外学者大量的研究。多数作者着力于结婚率和生育率水平与趋势的测量和描述。有些作者泛泛地提到了生育率转变,但未将它作为一个系统变化的过程来处理。对生育率和结婚率波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 ,特别是 1 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 ,生育率水平更是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说 ,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 ,那么 ,在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同时 ,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 ,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的转变     

我国人口生育观的五大转变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其中,人口生育观有五大转变:1、生育目的观由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向为社会尽义务转变.人口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就自然属性来说,人类生育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延续和繁殖,即维持个体生存和传宗接代。就社会属性来说,人又是社会的产物,人类生育的目的,要受社会生产关系     

新疆三十年来人口增长和未来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边陲,东北以阿尔泰山脉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西北和西部分别同苏联和阿富汗接壤,西南同克什米尔为邻,东南和南面同甘肃、青海、西藏三省区接界,国防地位十分重要。党和政府已经把新疆定为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全国经济开发重点之一,这是一个非常英明和十分急需的重要决策。     

生育文化的现代化和生育控制机制的转变

本文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系统地讨论了生育文化的概念、内容和变迁,认为生育文化的现代化是21世纪中国内生型生育控制机制得以形成最为重要的内驱力,而河南省新密市建立社会保障机制的实践恰好提供了一个给人启迪的案例。     

1982-2010年我国回族人口分布变动研究

本文根据2010年、2000年、1990年和1982年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了1982-2010年28年间全国回族人口分布的整体趋势。结果显示：我国回族在流动中显示出越来越集中的趋势;回族人数在东南沿海和华东地区流动的趋势较为明显;东北地区回族人数多次呈现负增长。根据分析,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系列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地区经济辐射效应下,回族人群比较选择的结果。     

回顾与展望:三十年来我国老年学研究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老年学在我国建立,学术界就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三十年来学术界对老年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比较老年学、基础理论建构以及学科建设三个方面。在发展的过程中,学术界将老年伦理学、老年体育学、老年教育学、老年法学和老年哲学等新内容纳入到研究中。展望未来,中国老年学的发展需要在创新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     

我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动态分析(1960——1981年)

<正> 平均生育年龄是描述某一妇女人群生育年龄水平的综合性指标,是研究妇女生育状况的一个重要参数。建国以来,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析研究这一变化过程的基本情况和规律,完整、系统地描述它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今后研究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及制定人口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因受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因素、文化、生育意愿、生育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所以,各个时期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尽相同,各有特点。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可以分胎次进行研究。这样,便于了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妇女各胎次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规律,并且可以加深对妇女不分胎次计算的平均生育年龄运动规律的认识。本文试从1982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机器汇总资料,对我国妇女1960——1981年各胎次及不分胎次计算的平均生育年龄的动态变化作一初步分析。     

1995年我国人口的婚姻和家庭状况

１９９５年我国人口的婚姻和家庭状况亓昕婚姻、家庭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除承担着人类繁衍这一最基本的职能外,还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婚姻、家庭与社会经济、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入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     

世界人口大事记(1982年7—12月)

七月 1日 莱蒙多 P.瑞瓦热(Raymundo P.Rivera)博士被任命为国际人口学会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从南朝鲜到太平洋群岛)主任。他将负责该地区18个国家的家庭生育计划和资源开发工作。 12日 亚洲人口和村社发展中心于7月12至31日在泰国的曼谷举办了一个国际训练班,向学员     

中国人口大事记(1982年7—12月)

七月 1日 我国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人口普查。各族公民,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地许多党、政负责同志都在当地人口普查站进行了申报。外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外交使团人员和联合国有关官员100多人分别参观了北京的20多个人口普查登记站。     

上海市长宁区居民寿命表动态分析(1953—1985年)

寿命表是根据年龄别死亡率计算出来的一种统计表,是研究居民健康状况的一种重要方法。寿命表中的各项指标,如死亡概率、生存人数和期望寿命等不受年龄性别结构的影响,可用于不同地区、不同年份间直接比较,因而寿命表分析应用十分广泛。本文通过分析长宁区1953年—1985年男女简略寿命表以了解30年来长宁区居民健康状况的变化。     

未婚青年生育动机和生育需要的调查研究(一)

关于青年的生育动机和生育需要问题,国内已有人分别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两个方面进行过研究,但对未婚青年的生育动机和生育需要进行专题研究,国内迄今尚未发现这一方面的报告.我们认为,在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特点青年化倾向占优势的情况下,为了抓早、抓好计划生育工作,首先必须使国家的生育计划与广大未婚青年的生育动机和生育需要之间的距离尽可能缩小.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国家生育计划与未婚青年的生育动机和生育需要过于脱节,就不利于国家生育计划的贯彻执行并招来青年对计划的不满;另一方面,     

未婚青年生育动机和生育需要的调查研究(二)

一、未婚青年的生育需要分析(一)未婚青年生育需要的总分布情况在调查表中我们共设计了30条生育需要,为便于分析,统计时我们将这30条生育需要归结成10条生育需要,它们是:(1)要响应国家号召;(2)怕影响工作、学习和活动自由;(3)怕体力和精力消耗过大;(4)传统生育思想,如考虑到要“传宗接代”、“一男一女一枝花”等;(5)儿童的成活和教育;(6)解除后顾之优,如考虑到老时有人照顾和赡养等;(7)怕受经济制裁和政治处分;(8)家庭经济利益,如考虑到男孩劳力强,对家庭经济有帮助等;(9)要求落实独生子女政策,如对社会上招工、提干男性优先的不满;(10)性别的偏好,如认为女孩子听话,会做家务事等.     

1953、1964年我国人口普查工作的经验

人口普查是以获得人口数量和人口构成资料为目的而专门组织的统计观察。这种统计观察是在国家规定的统一时间内,用统一的方法,对统一对象和统一项目所进行的一种专门调查,也就是对一国的全部人口所进行的一种逐户逐人的普查。由于它能够精确和完整地取得人口资料,因而为世界各国所陆续采用。     

广东客家农民的生育观念和未来婚姻市场

1993年2月1日到23日,我们赴客家考察团一行八人对粤东客家地区进行了考察.在生育方面,我们考察的形式是问卷和入户访谈.我们考察的地点是广东梅州市近郊、大埔县、丰顺县和饶平县所属18个村庄,考察的对象是15岁到45岁的已婚育龄妇女.所使用的考察方法是人口学的定量方法加上人类学定性方法.我们收集到了632份问卷,总计调查到的1980年到1993年出生的婴儿达1427人.通过和客家人交谈,我们对客家农户的生育观也形成了一些宏观上的看法.本文就男孩偏好这一问题做些分析和阐述.     

积极生育政策对我国男性婚姻挤压影响的趋势分析

在性别失衡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男性婚姻挤压不断加剧。文章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单区域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充分考虑积极生育政策对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不同影响,设置不同的方案预测2021-2100年全国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利用未婚男性过剩规模、潜在初婚比、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测度我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及其后果的变动趋势,得到如下结论：第一,2020-2100年婚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先加剧后减缓,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将在2040年左右达到峰值4 913万人。潜在初婚比将在2052年左右达到峰值183.9。第二,1970-2050年出生队列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2020年左右出生队列达到峰值,“10后”男性将面临最为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第三,积极生育政策有利于从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两个方面缓解未来男性婚姻挤压。出生性别比越快恢复到正常水平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程度越低;总和生育率越高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程度越低。第四,我国男性婚姻挤压以往被高估。根据最新的第七次全国普查数据,采用逆存活法测算发现将近一半的“失踪”女性被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