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看先秦的婚礼制度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也是一部研究先秦时代婚姻家庭问题的珍贵史料。本文根据有关古代婚俗著作的论述 ,结合《诗经》所提供的材料线索 ,对先秦的婚礼、婚姻制度以及相关的一些习俗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先秦贵族婚礼有六道手续 ,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先秦的婚姻制度除一夫一妻制和媵妾制等主流外 ,还有“群婚制”、“内婚制”、“收继制”等特殊形式。先秦的婚礼制度表现出了先秦婚俗文化的多元性 ,在《诗经》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奴隶社会媵妾婚散论

贯穿于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整个奴隶社会的媵妾婚,是一种流行在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特殊婚制。二三十年代的一二种婚姻史著作对这种婚制曾略有提及,但此后数十年来,一直未见深入探讨的专文。现将我对媵妾婚的研究所得,书之于次,就教于方家。 何谓媵?《尔雅·释言》云:“媵,将,送也。”由送的意义又引申为陪嫁之人。《史记·殷本纪》:“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率氏媵臣”。所以,孔颖达为《诗·小雅·我行其野》作疏曰:“凡送女适人者,男女皆谓之媵。”古代词汇,多有泛指特指之分。孔疏属于泛指,即所有送女出嫁的人,都称为媵。就其特…     

晚清东北双城堡旗人婚姻行为特征与变化

基于历史户口册数据库和有关文献资料,考察了晚清东北双城堡旗人婚姻行为特征及其变化。结果显示,旗人男性早婚盛行,大龄未婚和终身不婚问题突出,男性初婚“夫小妻大”比例高达四成,而女性早婚不明显且婚期更加集中。从时间变化趋势看,男性初婚略有提前、再婚略有推迟,初婚婚龄差和再婚婚龄差都在减小。女性初婚推迟,嫁给再婚男性的女性年龄也在增大。女性再嫁比例逐渐提高,节妇守节时间长度逐渐缩小。男性续弦比例提高,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旗人是纳妾的主要人群,生育是纳妾的重要目的。京旗和屯丁的婚姻存在着多方面明显的差别。晚清东北双城堡旗人婚姻行为及其变化受八旗制度、人群类别、旗人生计和人口性别结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偏好与结构——同质婚的形成机制研究

同质婚是指夫妻双方社会人口特征比较相似的婚姻,是社会阶层固化程度的一个反映。使用2013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不同社会群体选择教育同质婚、职业阶层同质婚和户口同质婚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位居教育层级两端的被访者更可能选择教育同质婚;位居职业阶层底端的被访者更可能选择职业阶层同质婚;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被访者,越可能选择非农户口同质婚;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非农户口同质婚。总体而言,婚配模式的选择既体现出了个人偏好与个人理性,同时亦受个人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约束。     

几种畸形的婚姻形式

以下介绍几种畸形的婚姻形式,其荒谬与残酷是显而易见的。介绍这些,不是为了猎奇,不是为了增添一些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而是要使人们思考,这些畸形的婚姻形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地上绝迹了吗?1.交换婚、等郎婚和生育试验婚交换婚又叫来回亲,即张家把女儿嫁给王家之前就议定王家必须把女儿嫁给张家的儿子,也有二男交换姊妹为妻的。就一般的情况而言,该婚姻的前提是两家都是有儿有女。有的是同时交换马上兑现,有的是先成人者先行一步,在走这一步的时候,便为未成人者订立了婚约,待到成人之后再兑现。     

中国再婚市场研究述评

已有对再婚市场的研究为数甚少,集中于再婚市场人口再婚可能性的差异分析、再婚市场与初婚市场择偶条件比较、再婚市场规模的变迁及其成因。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描述再婚市场的现状与规律,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某些结论上的不一致、研究类型的偏向以及研究方法的相对单一。未来的关于再婚市场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类型上,都会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态势。     

也谈童养媳——对《童养媳考略》一文的补正

读了《社会》1983年第一期的《童养媳考略》一文,感到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补正。一、关于童养媳的含义,正如《考略》所说的,是“领养人家的小女孩做儿媳妇,等儿子长大后与之结婚。”无疑地,童养媳习俗是父母包办下的早(定)婚现象。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旧俗于童幼之时、襁褓之中就轻许婚姻的早婚、童婚现象。它的最主要特点是具有领养关系,未成年的女孩子定婚后,就要到男家,由男家“抚养”长大再成婚。故《考略》所引述的山东省商河县(文中误为高河县)一些地方存在所谓“娃娃亲”、“小合亲”的问题:“有的孩子才十一二岁,甚至才六七岁,父母就给订了婚”(见《大众日报》1982.5.11),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父母包办的早(定)婚陋习,不能作为“领童养媳旧俗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又有所回潮”的例证。二、童养媳习俗最早可溯源于古代的媵制。嫡女出嫁,以其侄娣从行。这从嫁的侄娣中,就有未成年的女子,养于男家,待成年后成为男子的小老婆。但这和后世的童养媳习     

苦聪人婚姻习俗的变迁及其适应——以镇沅县恩乐镇易地搬迁的苦聪人为例

婚姻是文化的,它以社会、经济、法律为后盾。经济发展、婚姻政策、人口迁移、政治变革、观念变化都会引起婚俗的变迁。婚俗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必须应社会过程要求而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传统婚居形式导致的社会问题

婚居形式是指男女双方婚后居住地选择的具体方式。我国农村社会长期盛行的婚居形式是女到男家落户,称为从夫居。从夫居是我国传统的婚居形式。从历史上看,从夫居制是男权社会的产物,是适应夫系单亲世系的财产继承、亲属认同、家族势力的扩大等等的社会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近代随着夫权制的崩溃,从夫居已不被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但在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作为一种传统的、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它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婚居选择。目前,在改革开放和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变革的社会背景下,传统婚居形式的种种弊端正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     

媵制源流考

《春秋》经文曾多次提到“媵”:“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庄公十九年》)“卫人来媵。”(《成公八年》)“晋人来媵。”(《成公九年》)“齐人来媵”。(《成公十年》)何谓“媵”?“三传”解释不一。《左传》:“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公羊传》:“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谷梁传》:“媵,浅事也,不志。……媵,礼之轻者也”。其中以公羊说对后世影响最大。认为“媵”是当时的一种“礼”,这是“三传”的共识,但在礼的轻重、媵的对象、来媵者的范围等问题上,彼此看法差异很大。这固然与“三传”的来源及传授家法不同有关,不过,由此也不难看出作为一种古老礼俗的“媵”早已属于不     

改革开放以来婚姻习俗演变述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婚姻习俗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为择偶标准的变化、男女结缘形式的变化、婚姻礼仪形式的变化、恋爱年龄与结婚年龄的变化、离婚率升高、老年再婚等。婚姻习俗表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婚姻习俗的变化缘于社会变革,由此必然带来相应的婚恋文化与婚恋观念的变化,导致婚姻观念与行为的多元化。婚姻习俗的变化,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如何将满足个人两性情感需要和履行婚姻社会责任完美地结合在现实的婚姻生活当中,是现代人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辽金时期渤海族习俗研究

辽金时期,渤海人长期受异民族统治,与汉、契丹、女真诸族人杂居相处,社会风俗发生显著变异,形成了本族习俗与他族习俗杂揉共存的特征,一方面衣食住等物质习俗的变异十分活跃;另一方面恋爱婚嫁等习俗,却长期按照本族传统习俗发展变化,表现了独特的民俗风情.辽朝和金前期渤海人的经济、社会、信仰、游艺等习俗还保留某些本民族的传统特征,到了金朝后期其习俗多已汉化,本族习俗所剩无几.     

汉代关中地区聚落形态及其政治经济景观

关中地区是我国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之一。两汉时期关中地区密布城邑及较大聚落,城是民众的普遍居住形态。到东汉末,由于屯田、豪族势力扩张、战乱、胡人内徙等原因,城郭急剧减少,人口或向较大城市集中,或在郊野过起了村落生活。从聚落空间分布看,汉代关中的中心聚落与其周围聚落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较密切的主从关系,并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的网状系统,构成汉王朝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这种聚落形态直观地反映了两汉社会的政治景观和经济景观的体系构成。     

更始帝陵当浮出

上双寨村地势隆起,实际是人为的夯土堆积。当地人传为“周幽王宠褒姒修的梳妆台”,有学者断定为汉元帝后傅昭仪之墓。前说系民间传闻,不可靠;后说与史书记载和考古探测有距离。对引文《水经注》加以梳理辨证,并结合刘玄死葬的历史背景分析,此间是更始皇帝陵墓的所在更符合实情。     

儒学与西汉世风

西汉开放气象所呈现出的逐利、奢靡之风在于政治经济之需与习俗固有的延续性、排斥性所致,受到冲击的儒学使其在理论体系和内容上汲取糅合诸派之言与民间风俗,拓展经义阐释的理论空间和社会信纳的实践层面,由此推动理性的开放气象走向极盛。     

汉唐灾异认识论初探

汉唐时期对灾异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历程。两汉时期,人们认为水、旱、震、日月食等属于灾异范畴,基本上是用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论等来解释灾异的产生,表达其对灾异的认识。唐代,仍然注重与农业相关的灾异,与汉代相比,基本忽视了地震、日食、火灾等灾异。在两汉灾异认识论的基础上,唐代仍然认为灾异为天谴,但是也有人淡化了董仲舒"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的思想,认为"灾变"非"灾异",灾变有常,是客观存在或者是人为造成的,这就是唐代出现的灾变自然成因说和社会成因说。相较两汉而言,唐代对于灾异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客观。     

试论汉赋中的长安政治性格

西汉的宫殿、园囿、郊猎赋和东汉的京都赋,都以长安作为重要的观照对象。前者描写长安风物,折射西汉政治风貌;后者将长安、洛阳两都对比,批判两汉政治得失。其所蕴含的长安政治性格：一是尚武精神与王霸之道;二是天人合一与帝王中心;三是盛世繁华与奢靡风尚。     

元杂剧中琳琅满目的蔬果世界

饮食习俗在每个民族的文化领域中最具稳定性和独特性。又因元帝国空前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和风俗各异,使饮食习俗显现出多样性与特殊性、开放性与兼容性之特点,作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蔬菜水果,在元剧中因剧情需要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诸如青菜、白菜、赤根菜、芫荽、葫萝卜、葱儿及橙、荔枝之类,展现了元人的饮食习俗,从而可以反观元剧在反映现实生活上的真实性、多样性和鲜活性的特征。     

帝室与外家：西汉政治中的家族伦理

随着先秦封建宗法的衰败,秦汉帝国建立了皇帝制度。与之相随的,是西汉外戚势力的极大发展。从这一现象出发,本文试图探寻出一条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新思路。基于对“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等史料中外戚受爵人数及方式,外戚为官者人数等的统计分析,并结合具体历史文献,本文认为,西汉外戚通过“以亲受爵”的方式广泛地占有社会身份等级中的上层地位,并占有三公九卿、“大司马***将军”等官职中相对大的比重,影响着整个西汉政治的发展。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同西汉分封同姓诸侯国所造成的中央势弱的“形势”有关,另一方面根源于以“亲亲”与“义”为根基的家族伦理,后者维系着姻亲家族间的支持,从而为西汉帝室与外戚之间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可以一窥西汉政治中“家”与“国”的同构性。     

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