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发展非均衡性的政治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心位移，中央权力下放和地方自主权增强等情况，使地区发展非均衡性成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若干积极影响和一些负面效应。一方面，它有利于权力资源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配置、有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生长和政治发展的梯度式推进；另一方面，它导致地方主义的滋长、助长地方离心倾向抬头，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为此，需要我们正视地区发展非均衡性的客观必然性，并采取措施减少其负面影响：（１）创造地区发展公平合理的经济环境；（２）强化国家的一体化整合，目前要着重解决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的规范化和中央宏现调控能力的问题。     

试析印巴分治后印度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发展变化

印巴分治后,印度穆斯林身份认同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认同世俗主义政治、穆斯林集团意识的增强和宗教意识的增强。这一变化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大党世俗政策的衰微和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复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从总体来看,虽然印度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在增强,但一直在世俗民主政治框架下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这对于印度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以政治建设破解新农村建设的困局

当前新农村建设陷入了"形式化"困境.其根源在于缺乏政治建设的跟进.要破解新农村建设的困局,必须把政治建设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议题当中,着力调整与完善与农村社会相对应的基层政治体制、政府运行机制以及以农民权利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新农村建设应该包括五大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而政治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和前提.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还权于民,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印度法学教育与宪法学之热点问题

从印度法学教育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印度现代法学教育是由英国殖民者输入的,其发展相对滞后于普通法制度的建立.独立后,为满足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需要,印度虽曾经对法学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印度宪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关系、司法审查、司法独立及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审查与基本特征基准.这些问题与印度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其中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如何控制司法的能动主义、防止司法审查权的滥用,足解决上述热点问题的一个共同话题.     

关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的思考

本文不仅从财政收支变化,而且更主要地从完善体制的角度来认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一、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的回顾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作了若干重大改革,这种改革迄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4年)的基本特征是行政性分权为主。针对过去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这一阶段改     

90年代南亚区域合作

一、90年代的南亚政治格局笔者曾在《80年代南亚区域合作》一文(91年第1期《南亚研究》)中指出,80年代,南亚区域合作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其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因此,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首先取决于政治因素,即主要取决于印度及其邻国之间政治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那么,我们首先应当看看进入90年代后印度与其邻国关系的发展。印巴关系印巴不和的根源较深,它可追溯到分治前的民族、宗教、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种种因素。贝·布托执政初期,印巴两国关系出现好转,但是1989与1990年交接之际在克什米尔爆发的动乱又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巴基斯坦强调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接受联合国关于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该地区人民意愿的决议,力促印度按照联合国决议和《西姆拉协定》的精神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印度则极力强调印巴必须根据1972年达成的《西姆拉协定》,通过双方谈判解决分歧。两国的立场差距甚大。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印巴两国政府     

当前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几个法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有了较大调整和变化，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此相伴，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也在不断衍生。一、衍生的几个法律问题（一）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中存在的问题第一，中央部门规章与地方法规之间存在的某些矛盾。中央部门规章是由国务院行政部门制定的，在本部门、本系统权限内有效。地方性法规是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在本行政区域内有效。中央各部门的规章一般都及于地方法规有效的行政区域内，但在实施过程中，地方往往从本地利益出发，优先执行本地法规。这时候，中央各部门…     

基于Petri网模型的府际利益均衡分析

府际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一直是政治与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府际关系是政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府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如何调整政府间的利益达到均衡,使政府的治理水平更好,是中央政府面临的难题,也是提高政府能力建设的关键。本文针对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运用Petri网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府际之间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对如何调整府际关系做出分析,对深刻理解及保障中国政府间关系向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印度人民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是以整体人本主义和印度教特性为主体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主旨在于强调印度民族就是印度教民族,强调印度教文化价值体系.由于政党的意识形态受制于社会环境,因此,要不断作出调整.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经历了五项政策原则、整体人本主义和印度教特性三个阶段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印度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的若干思考

长期以来,我们对区域政治发展的认识,受到＂行政区经济＂的影响。随着区域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区域政治发展的新方向。地方政府横向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保护主义,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也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没有完全实现科学化和法制化的情况下,区域合作发展还存在着不稳定、缺乏功能性组织等问题,这给未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埋下了隐患。     

约束行政权力 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

一部标志着行政权力公开运行迈入法制化轨道的地方政府规章——《辽宁省行政权力公开运行规定》,于2012年6月1日开始实施。今后在辽宁,哪些行政权力需要公开、怎样公开,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法"的约束。"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福利。"近年来,辽宁省委、省政府不断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强力推进行政权力运行制度建设,全力打造公开、透明、高效、廉洁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卫所制度变迁与基层社会的资源配置——以明清蔚州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全国普设卫所,至清初方裁改,这一延续了数百年的历虫演变进程,对地方行政区划和基层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明清时期蔚州地区在经历蔚州—蔚州卫—蔚县的政区演变过程中,社会资源的分享与重新配置为讨论的重点,生动呈现了卫所制度兴废与基层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     

清末直隶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随着清末直隶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直隶疆域改制的问题也一度被提上日程。为此,直隶地方政府通过增加行政建制,加强了对直隶辖区边缘地区的行政统辖权。同时,直隶还试图通过迁移县治等办法改变大兴、宛平与京师管辖权限界限不清之弊。作为立法机构,顺直谘议局为推动顺天府的行政改革做出了努力。但最终由于清朝中央政府改革思路混乱,造成了地方行政区划改革无所适从而失败,而直隶则通过加强边地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基层行政权力。     

文件治理中的政策采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家和省级政府政策文本(2008—2018)数据

“文件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表现形态，不同中央政策在各地被采纳与实施的情况也是国家治理问题的核心研究议题。本文尝试突破以往政策扩散研究多只关注特定单项中央政策在各地扩散过程的局限，结合长时段大样本农村政策文本数据，对中央政府2008—2018年发布的多项农村政策在各地的扩散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相对系统地考察了中央层面的行政压力和经济激励，以及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和内在动力等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政策采纳的影响，进而对中国正式政策文件运作的基本过程和内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显示，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越大，经济激励越大，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越强，地方政府采纳中央农村政策的概率就越容易显著增加。从交互关系来看，中央政府对农村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会减小不同执行能力省份的政策采纳差异，也会减小不同经济激励政策的采纳差异。     

From administeri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o reg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game analysis of evolution in the pattern of governance by the government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等。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两晋宗室封爵与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略论

两晋宗室封爵,尤其王爵封授过差,由此引起郡县析置并合、郡名改易、郡县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化及管理幅度盈缩等变化。总体而言,西晋太康十年以前,宗王分封对地方行政体系影响较大,尤以郡王分封为最,其后消极影响弱化。两晋宗室政策不同,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体制相异,这些都关乎宗室封爵对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的影响程度。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变。这些演变给我们提出如下三类问题：第一，在地方政治体制上，为什么一部分王朝在开国初期采用了分封制，而当王朝稳定下来之后，却又谋求削藩?第二，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元代和明代采用“土司制”，清代却推行“改土归流”?第三，在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设置上，为什么汉人政权表现出兴废不定和周期性循环，而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却不存在这种循环?此外，清代之后建立的汉人政权为什么又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本文论证了上述问题可以用“风险论”——即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来解释，还同时比较了“风险论”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在解释能力上的差别。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理性化在韦伯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韦伯对行政领域理性化（即官僚制的出现）的论述并没有像对经济领域理性化（即资本主义的诞生）的分析那般细致和系统,尤其是韦伯没有如揭示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加尔文宗教义那样,揭示官僚制的宗教伦理基础。通过重返被韦伯视为理性官僚制典型的普鲁士官僚制于17—19世纪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路德宗虔敬主义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对普鲁士官僚制精神的兴衰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以启发我们从官僚化的价值伦理角度对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进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