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陵户制变迁考论

中日学者对陵户的研究集中于唐代,但受唐代律令语境束缚严重,故走出唐代,整体上审视陵户制渊源以及汉唐间陵户的演进脉络尤显得必要。中国古代陵、冢、墓三者语意相通,尽管阶级社会出现以后有等级差异,但"陵户""墓户""冢户"等词意涵仍然接近,有时统称守护,园邑亦与其相近。陵户是负责陵冢之守护和日常洒扫之人,先秦时期称为"甸人",汉代称为"守冢",受陵邑制影响",园邑"也与之类似。汉代为先王和宗室亲王、皇亲国戚、公卿贵胄置"守冢",是朝廷赐予的极大恩德,一般大臣贵胄则并不一定有此殊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园邑制没落,但为古代帝王、先贤陵冢设置"守冢户"以事守护、洒扫,仍然是政府管理的一项工作,且逐步成为定制。这些守护、洒扫性工作的守冢户实为唐代陵户的前身。厘清汉唐陵户制变迁轨迹对认识唐及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陵户制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太平广记》与社会文化

《太平广记》搜集的神异话语系统解读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先秦时期的神异话语呈现敬而畏之的特点,两汉带有政治伦理色彩,及至魏晋神异话语篇章数量大增,作为志怪戏谈,唐代的神异话语作品则成为文化史奇观,体现了以神性说人性、以奇闻喻人文的另一种真实。《太平广记》在宋初集结成书,是社会文化思潮推动发展的历史必然。     

读何休《公羊传解诂》札记一则

汉代儒学的阴阳灾异说,是董仲舒之后才开始流行起来的。东汉时期,这一现象更是变本加厉,严重阻碍了儒学自身的更新发展。拿何体《公羊传解诂》中所体现的思想与《公羊传》本身精神相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思想发展的轨迹,而且对我们把握两汉社会政治的特征也不无稗益。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戴宏《序》云:“子夏传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于其弟子齐人胡子都著于竹帛。”这里说明了,一、《公羊传》思想渊源来自七十子后学。二、开始时一直在同一家庭中口头相授。三、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形成文字。因此,《公羊传》中所体现的灾异思想是西汉景帝时特定的灾异思想,而何休《解诂》中的灾异思想反映的则是东汉后期人们的思想     

Early Religious Taoism and the Re-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of the Han through the Three Kingdoms

原始道教是道教史和两汉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本文采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道教经典互相契证的方法,通过对史料和思想的深入发掘,对汉代灾异论与原始道教思想的形成、两汉诸多社会危机与原始道经预言之间的关系、原始道教对汉魏政治的重大影响等诸多方面问题,进行系统考证和还原分析,力图从纷繁复杂的两汉历史中剥离出原始道教思想及其在汉魏政治秩序变迁中的作用,探考道教兴起的历史轨迹。     

试论用社会历史研究法研究唐代小说的得失——以唐代士人婚姻与仕宦之关系为讨论中心

唐代是中国小说发展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这时候的小说创作与史官文化联系极为密切。由于作者追求叙述的真实性,唐代小说成为后世了解唐文化的一个窗口。这种情况的出现,为学者利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研究唐代小说提供了可能性,通过此方法来考察唐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以对唐代小说的创作及主旨有更深更为贴切的认识。但在运用此方法时,不能执着于用时代背景来阐释文本而替代对整篇小说的综合体察,否则会对作品主题有偏颇的认识。本文以唐代士人的婚姻与仕宦之关系为例,探讨用社会历史研究法研究唐代小说的得失。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

唐代的货币思想主要继承《管子》和两汉的学说 ,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等主要问题的思考研究虽有所进步 ,但总体认识水平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仍停留在货币国定说和轻重论认知体系上。这在实践中不仅对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和破坏 ,也影响了唐代货币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西汉儒家生态思想研究

西汉儒家秉承先秦儒家“民本”、“农本”、“节用”、“尚礼”等思想,对生态保护而言,利大于弊。西汉儒家在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生态保护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用之有度,取之有时”的思想,在注意到开发资源可能导致生态灾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选择和对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的感恩等方面,对前人有所超越。西汉盛行的“灾异说”把生态灾异政治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误导了人们对生态灾异真正原因的探求,影响了生态科学的发展。     

试论唐代质子制度的内容

唐继承两汉、魏晋以来的做法,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以其子弟入朝宿卫的制度。唐代质子宿卫制度包括身份查验、宿卫授官、轮流替换、抚养教育等重要内容。唐把质子统一纳入到宿卫系统之中,这使质子在唐的职责更加明确,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其中．宿卫授官制度的确立是唐代质子制度完善的重要标志。     

学科结构理论史纲

本文认为,学科结构是学科的知识纤维、理论板块、学科体系发展演进而形成的有机构成,是学科内在逻辑的集中反映,学科时代精神的构造性体现,学科空间分布和时态变换的结合方式的选择。纵观整个学科结构认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学科结构的朦胧意识时期、自觉认识时期、整体把握时期和系统综合研究时期。在漫长的学科结构认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学科结构理论是:思维特征性学科划分说、链式学科划分说、纵向式学科划分说、知识体系型学科划分说、科学方法型学科划分说、辩征唯物主义学科划分说、三角形学科划分说、能级性学科划分说、群体学科划分说、特点式学科划分说、综合式学科划分说和全息式学科划分说。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学科划分说,作为一种划时代的学科划分理论,对于今天探索新的学科划分说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随着对学科结构的“结构性”认识的不断深入,学科分类学说的不断创新,有效地深化了人们对于学科之林的宏观思考,将进一步促进学科结构的现代化激荡和整合。     

论赤雪之异 ——以宋朝孙甫 《上仁宗论赤雪地震之异》 为例

天降赤雪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自然现象,从南朝沈约开始,人们都将此视为赤祥,并进行了相应政治事应模式的建构.而宋朝孙甫却将其视作赤眚.孙甫从赤祥到赤眚的书写,反映了从南朝到北宋人们在灾异政治观念和实践上的某些变化.分析孙甫 《上仁宗论赤雪地震之异》 疏,对认识宋朝灾异与政治的关系、 灾异政治的实践效果及其内在局限,当有所裨益.     

论唐代服饰及夷夏观的演变

唐代服饰有胡服与华服之别,胡服为北方少数民族所穿着,并影响及于唐人者,华服则为沿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所习用之服饰。唐代服饰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唐初至开元、天宝末,以胡服为时尚,胡风盛极一时;中唐贞元、元和以后,直至唐末,虽华服与胡服并存,但已逐步恢复汉魏以前的旧观,华服渐盛,胡服为人们普遍厌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唐人审美风尚的演变,其背后则潜藏着唐代夷夏观的变革,对后世影响甚大。     

唐代灾害奏报与监察制度略论

中国的灾害奏报与监察在经历了秦汉魏晋的发展之后,在唐代已经基本成熟,灾情的申报,官员的检覆、监察都已形成了固定的程序,在救灾中得到了执行,并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唐代的报灾制度中一直存在着救灾与中央财政控制之间的矛盾,唐政府一直在为提高受灾地方政府应对灾害的主动性和效率而努力。唐代的报灾与灾情监察制度为宋元明清救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东晋南北朝迄唐北岳恒山道教探述

恒山钟灵,物产殷充,密合仙家服饵之需,故早在汉代,这一地区即有修道者活动。逮及东晋,恒山屡屡出现在上清仙真传记中,但此时北岳更多的只是作为南渡前已有仙道传统的遗存而进入上清文献中,上清派并没有在创立之初即播布恒山地区。相较而言,北方天师道与恒山的关系更为密切,北岳祠的建立和祭祀皆有天师道道士参与,由此更具道教色彩。直至唐代,自玄宗朝至懿宗朝,不少高道驻泊恒山,与朝廷联系紧密,推动了道教在恒山地区的发展。这一时期,北岳真君庙随时代变迁亦经历由盛而衰的过程,而北岳真君到唐末更转为太极真人徐来勒并出现世俗化倾向。     

论唐代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

中国古代诗歌史中的送别之作,从《诗经》的比兴托物,汉魏时的率真直抒到六朝的绘景写心,逐渐趋于成熟完美,到唐五代时达到了物我浑融,形神兼胜的境界。唐人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包括三种情形:即情中景,景中情和情景的“妙合无垠”。这就使得送别诗的情感含量大大增加,艺术感染力明显增强,具有了超时空的审美价值。     

唐朝与罗马的艺术交流

中国与罗马间的艺术交流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双方间就有了交流。降及唐代,双方的艺术交流更加广泛,涉及乐舞、百戏、绘画、雕塑等领域。在乐舞方面,罗马的乐舞曾传入唐朝;在百戏方面,罗马的吞刀、吐火等节目在唐朝盛极一时;在绘画方面,既有唐代绘画艺术伴随丝绸进入罗马,又有一些罗马景教绘画艺术传入唐朝;在雕塑方面,罗马雕塑艺术大量传入唐朝,并对唐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曲江池的兴衰

曲江池位于唐长安城东南部 ,在这里巧用自然地势布设风景区的设施 ,开始于秦代。隋代以前池中的水源主要依靠池内西侧的汉武泉 ,唐代时池中之水的来源又增加了一条从大峪口引氵水入池的黄渠。秦汉时这里已为名胜游览区 ,唐代时达到鼎盛 ,宋时因长安废不为都 ,黄渠断流 ,泉眼堵塞 ,池水逐渐干涸     

王维追步楚骚的文化背景和美学意义

王维追步楚骚,是应盛唐时代要求而动的积极走向。王维是在对六朝文学全面清算的文化偏激中走向楚骚的,他在避开初唐非此即彼的激烈论争中找到了诗歌创作的自由。楚骚对王维的深刻影响主要是绮靡精神和幽寂情调。王维熔铸诗、骚,熔铸汉魏古诗和齐梁新体,兼融汉魏清刚和六朝清丽而获得了艺术上的超越,形成了他特有的风华腴丽而清逸空灵的诗风,形成了风骨兴象兼备的盛唐真精神。     

传世《孝经》郑注的再考察

郑玄与传世本《孝经郑注》的关系,自魏晋以后一直是个谜。由于汉末经注的影响力,人们见有题名郑注的经书自然以为是郑玄之注,经学里的行家人早就从具体内容中发现了疑点,屡次提出。但由于政治家对到底是不是郑玄作的注并不太在意,故此事一直未能澄清,直到唐代,依然是笔糊涂账。在学界争论不休时,唐玄宗以天子之尊,亲自注《孝经》。自此,《孝经》唐明皇御注本就成了定本,这更促使了民间真的郑注本的散失。宋以后的《孝经》注疏本也是在唐明皇注本基础上为之。清代学者辑出的多种《孝经郑注》本,也都以传世《孝经正义》为主要依据。其实,这些郑注根本就不是郑玄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