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开元二十三年征诣长安考

高适是盛唐时期重要的边塞诗人,历来对其边塞诗关注甚多,然而在诗人本体研究方面还有很多疑点。如其在开元二十三年应制科试的经历,一直为学界所争论,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应试地点是洛阳还是长安上。由于制举考试并不一定由皇帝主持,且考试地点往往确定较早,故而不能因玄宗身在洛阳就认为考试地点也在洛阳。而根据高适诗序和李白《赴上都》一诗,将高适开元二十三年的征诣地点确定为长安应无疑问。     

孟浩然入京考实

唐代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因谋取功名,一生曾三入长安。开元十一年冬,孟浩然因中书令张说之荐而首入长安,并写了著名的《赴京途中遇雪》一诗。开元十六年秋,孟浩然因"应进士"举二入长安,并与王维相识于京师。开元十九年一月,唐玄宗率文武百官"幸"东都,孟浩然闻之,乃于翌年春由襄阳而至,之后由洛阳三入长安。     

《全唐诗·忆荐福寺牡丹》确系唐人作品

《全唐诗》所收题为胡宿的《忆荐福寺牡丹》诗,被古今学人说成是北宋胡宿的作品。荐福寺是唐都长安的佛寺,诗中有"十日春风隔翠岑"、"空作西州拥鼻吟"句。北宋胡宿是东南地区的人,应试科举和做官,一直在首都汴京和东南地区,没有游宦西北地区的经历。他在世时期,荐福寺历经唐末战乱和多次改朝换代,已逾百年,早已受到破坏。因此,这首诗应是置身西北地区的唐后期作者的作品。     

杜牧的登高诗及其艺术精神

杜牧登高诗中的所谓"伪作",其实大都为杜牧所作,如<登澧州楼寄京兆韦尹>、<题白云楼>、<登九华山>三诗,即为其例.从诗人所登之"高"而言,杜牧的登高诗,大致可分为登楼诗、登山诗、登遗址诗三类,不仅特点各具,而且是登高诗由盛唐而晚唐所产生变化的代表.以登高望远作表象,运用种种艺术手段,反复抒发诗人的"恋阙"之情,并于登高怀古中依然与"恋阙"关联而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恋阙情结.而这种强烈的恋阙情结,即为杜牧登高诗的艺术精神之所在.     

王维追步楚骚的文化背景和美学意义

王维追步楚骚,是应盛唐时代要求而动的积极走向。王维是在对六朝文学全面清算的文化偏激中走向楚骚的,他在避开初唐非此即彼的激烈论争中找到了诗歌创作的自由。楚骚对王维的深刻影响主要是绮靡精神和幽寂情调。王维熔铸诗、骚,熔铸汉魏古诗和齐梁新体,兼融汉魏清刚和六朝清丽而获得了艺术上的超越,形成了他特有的风华腴丽而清逸空灵的诗风,形成了风骨兴象兼备的盛唐真精神。     

王维七律与盛唐气象

本文论述了王维在唐人七律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并结合对“盛唐气象”的阐释 ,具体分析了王维七律代表作品包括一些精彩的应制诗 ,认为它们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 ,体现了劲健浑厚的“盛唐气象”     

炎黄之胄

正长安画派中,有一个特殊的"小辈",他本是赵望云的弟子,最后却画得比师父还出名,他是长安画派的重要人物,在西北驻足的时间却并不算长。论资历,他确实是长安画派的后继者,论成就,他却不逊于任何一位长安画派的开创者。他就是黄胄。黄胄本姓梁,1925年出生于河北。故乡荒僻,家中穷苦,但却挡不住他一腔的艺术热忱。他自小便是个胸怀抱负的文艺青年,黄胄之名取自"炎黄之胄",而这"炎黄"之理想后来更是伴随了他的一生。40年代初,黄胄偶遇画家韩乐然。虽然没有师承关系,但曾留学法国的     

李白的诗美学思想及其盛唐特征

从陈子昂提倡"风骨"论到李白再次提出"风骨"论,形成了初唐到盛唐的一股美学思潮.李白以美学史家的巨深眼光,充分认识到美学史的发展状况,善于进行思想的融合.他推崇建安时代的"风骨"美学,成为他的理想目标.天然、清新是李白的又一重要的美学思想.它要求审美形态回归本体.它宣告了六朝美学的终结,同时宣告了另一个美学新时代的到来.因而,它具有盛唐时代特征.     

王维的审美理想与他的诗歌艺术

本文认为王维的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显示了融合汉魏偏重寓意抒情和齐梁善于极貌写物的长处。王维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原因在于他具有进步的审美理想,集诗人、画家、音乐家于一身,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且处于思想自由、开放的盛唐时代。     

龙脉、水脉和文脉——唐代曲江在都城长安的文化地位

从《忆长安》等唐诗证明,在唐代诗人的城市印象中,唐都长安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是曲江,因为曲江系盛唐文脉所在,那里有全体长安人共同参与创造的崭新而又开放的文化。龙首原是唐长安城的龙脉,曲江是唐长安城内最大的湖池,构成长安城的水脉。曲江之所以能成为唐长安城文化中心(文脉),是因为她正位居唐长安城的龙脉与水脉的交汇处。     

文化地理学视域中的长安气质——以唐长安应制诗中的“地方感”和“秩序感”为考察视角

唐长安应制诗中包括丰富的景观信息,代表着长安轴心期的主流思想和审美,成为钩稽长安气质的最佳文本。应制诗人在"垂直空间向度"、"水平空间向度和中心概念"两个维度上,崇"高"尚"广"重"中心",表现出自然和人在空间中的互动,因政治和权力的渗入橐龠出长安城崇高闳阔的帝都气象。应制诗中大量的仪式描写是统治秩序内化为心理结构的表现,而此心理结构又左右着诗人观察空间和安排景观的秩序,从而形成对称中以"北"为尊的秩序感。对空间的独特观照陶钧出长安城富于秩序、稳健而又不失灵动的审美趣味。     

皎然《诗式》文质论管窥

盛唐诗学高峰之后,皎然的《诗式》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对唐诗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总结了诗歌的内在规律,提出了新的诗学观点。皎然《诗式》提倡"中道",主张文质自然统一,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文质思想。皎然的文质思想对近体诗学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开启了中唐晚唐诗学,对宋代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王维的诗序

王维的诗序具有"一代文宗"的特色,其中赠别序与宴会序最有成就,用典使事,典雅凝重,文采焕发.虽然形式上多用骈文,但仍然具有盛世文章的特点,可以作为"盛唐气象"的一种代表,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     

李郢籍贯、生年再论

李郢籍贯之说,有两种观点：一为长安,二为江南苏州,这两种说法都有缺陷之处。从其诗作及与友人赠答送别之诗中考察可知,李郢原籍长安,后移居苏州、越州等地。至于李郢生年,以其与杜牧、李商隐两大晚唐诗人的往还诗作来看,他应当年长于李商隐而年幼于杜牧,由此可断定其生年在公元803至812年之间。     

论王绩文学史地位的升格及价值建构

王绩起初以隐士闻名,后来被视作初唐的重要诗人,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唐宋文人将王绩视为隐士,原因在于其诗未得到认可.明清文人强调"诗必盛唐",发现王绩诗对盛唐之音的肇启作用,促使王绩的文学史地位发生了关键性转变.近现代以来,基于建设新文学的需要,民国学者认为王绩诗具有反抗宫体的革命意识,遂在文学史的书写中为王绩留下了重要的位置.审视王绩诗学价值的多维建构,可见时代的价值观念及学术思潮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亦可见出文学史书写与作家、 作品之间存在主客关系的互动和转化.     

明前期唐诗分期与宗尚

明前期关于唐诗分期的论述,主要以高棅与台阁文人为代表。洪武间高棅编选《唐诗品汇》,形成"四唐九品"之分期,在"世变论"与"体裁论"结合下注重唐诗之文学考察;永乐末高棅在《唐诗品汇》基础上删减成《唐诗正声》一书,已多以"性情之正"为标准选诗,其诗学思想与台阁文人渐趋一致。永乐至成化间台阁文人之唐诗分期多曲解杨士弘《唐音》之三分法,分期更多是依据"世变论"。高棅与台阁文人虽同尊盛唐,但又有区别,前者多推崇盛唐之古诗,而后者更尊尚盛唐之律诗。台阁诗学思想下的唐诗分期与宗尚存在诸多矛盾,在为何尊唐、为何尊杜等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显示出其理论的局限性。     

盛唐送别诗浅谈

南朝著名作家江淹在他的《别赋》中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别离确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憾事。“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古代交通不发达,道路崎岖难行,一朝分别,动辄经年,特别是战乱年代生离常常会变成永别。所以古人对离别很动感情。所谓“多情自古伤别离”,成为古人送别诗的基调。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其送别诗也一反前代凄清缠绵、低徊留连的格调而别开生面,唱出了与时代精神相协调的高亢旋律,给“悲莫悲兮生别离”这样一个古老的主题,增添了新鲜活泼、健康丰富的内容。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成为盛唐之音中一部     

说盛唐气象

我国古代诗论中的气象,指诗歌的外部风貌即风格。盛唐气象指盛唐诗歌的风格特征。盛唐诗歌的风格特征,一是浑厚,二是雄壮,它表现在盛唐大多数作家作品中间,而与初唐、中晚唐诗显示出区别来。这一看法,滥(?)于宋严羽,在明清诗论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盛唐气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盛唐时代所孕育的人们特定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一是前代优秀诗歌遗产的继承和发扬。盛唐诗歌由于具有卓越的艺术风格和强大的艺术魅力,所以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喜爱。盛唐大多数诗人具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健康的审美观,因而能写出大量优秀作品。这是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谈谈王维的开篇与掩卷之作

盛唐时代的王维,是一位诗画兼长的艺术家。在绘画方面,他是南宗山水画派的开山祖,被誉为“画家右丞,如书家右军。”(《容台集》)在山水田园诗的创作方面,他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可谓前人未有企及、后人未能逾越。人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种赞美,除了王维,无人可以承     

试论韩孟诗派的复古与尚奇

韩(愈)孟(郊)诗派创作活动的实质,是对初、盛唐以复古为革新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大历——兴元诗的变革与拨正,可说是一场与“古文运动”相辅相成的“古诗运动”。而诗至盛唐,体制大备,艺术上达到最高境界,这又促使韩孟派诗人在复古、变古的同时走上尚奇一途。这个诗派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唐诗增添了异彩,也为诗歌艺术开辟了崭新的美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