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实践法则的特点及其所涉之困难

康德道德哲学的精粹在于其实践法则学说.他希望通过根源于本体界的纯粹理性来制定绝对的、普遍的、纯粹形式性的道德法则,以给人们的行为以绝对的道德价值的指导.但是,康德的实践法则学说存在着内在困难,应该在公共伦理学的领域加以应用和发展.     

康德道德律奠基: 从善良意志到目的王国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找寻伦理学最高原理的出发点,他认为善良意志是理性的真正使命。定言命令是康德道德律的最高法则,具有普遍必然性。目的王国是康德伦理学体系的最高点,是康德的道德理想。康德伦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性主义的价值观,指引我们追求目的王国,追求至善,这无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筑中国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义务·法则·自由的内在统一--康德的道德客观性思想述评

康德的伦理学一方面强调的是道德主体性思想,但同时,也十分重视道德的规范性和合法则性.康德通过对道德义务、法则、自由观及其内在联系的阐述,深刻地揭示了其道德主体性和客观性的内在统一的重要思想.     

论德·乔治的应用性经济伦理思想

通过对经济伦理学学科发展的剖析,阐述了如下经济伦理观点：经济伦理学应定位为应用伦理学 其研究范围应包括经济制度的道德评价、企业内部经营活动中的伦理研究、经济活动者及其经济行为的道德评价等 其分析方法则在于运用功利主义思想、康德的道德法则以及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等。     

论康德哲学中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

道德法则必须具备绝对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前提预设,也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观点。由于坚持道德法则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幸福论的伦理学就被排除,自由这一理念作为理性的事实得到了证实。但是,是否有这样的法则存在,以及这样的法则是否具有实践意义,围绕这些问题,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研究表明：康德预设了意志自由和目的王国,也就预设了道德法则的普遍必然性。而对于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的意识,又反过来验证了自由的实在性。作为行为准则道德性的评价和选择标准,康德的道德法则既强调了理性的优先性,又保留了经验的开放性,为道德实践行为的创造性、乃至于为哲学自身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义务"与"生活"的分歧及和解——评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认为康德所主张的义务优先、道德至上的方式是对真实人性的背离。道德的生活并非唯一有价值的生活，在现实中也根本不存在完全遵从先验道德法则的圣人，只存在有着丰富情欲和主观意愿的经验个体。因此，伦理学的关注核心应从“我的义务是什么”转到“我应当如何生活”上来。威廉斯的批判并非“稻草人谬误”，而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现实向度及其作用的理解仍旧不够深入。尽管康德得出的法则是先验的，但是通过对自我和他人义务的强调以及付诸理性的道德信仰，使得这种先验法则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在经验世界中有着重要的范导作用。道德义务与现实生活并不是彼此否定的对抗性关系，义务无生活则空，生活无义务则盲，两者应当保持一种适宜的张力以实现和解。     

康德伦理学的道德心理问题

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呈现出＂外向化＂和＂内向化＂两大趋势。前者表现为政治哲学的复兴,后者表现为道德形上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发展。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和梳理康德的道德哲学,通过分析康德伦理学的＂意志＂、＂理性＂和＂自由＂等关键概念,反思康德伦理学三大公设的道德心理学意义,并在道德心理层面重新考察康德与黑格尔的伦理学说关系,从而初步勾勒出康德伦理学的道德心理问题的基本框架和关节之处。     

康德论对动物的间接义务

康德的义务概念包含了服从法则以及对法则的敬重两个要素,我们有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义务.虽然我们没有对动物的直接义务,但是我们有对动物的间接义务.它要求我们善待动物,因为对动物的方式涉及到我们对自我的义务.康德对动物的间接义务一方面强调了人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我们要善待动物.它不仅符合日常道德直观,而且揭示了我们日常道德直观的根基——人的自由存在.我们不需要偏离康德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来为康德辩护.     

康德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康德伦理学关注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意志自由问题,并围绕着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探讨。自由体现于人的道德实践,从自由概念可引申出普遍的道德法则,其基本思想有助于理解当代关于普遍伦理的争论。在人学的层面上,康德伦理学弘扬以人为目的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人类的永恒主题———对自由的追求。这对于反思当代社会的异化状态,寻求人类的合理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自由意志与社会正义——康德论道德和政治的关系

康德以意志自律原则为中介把道德和自由意志联系起来,本质地确立了作为立法者的道德主体的尊严和价值,他的法权理论来自道德的形而上学演绎,权利的普遍法则就是普遍自由的法则,从而为政治自由和平等奠定了先验的、无条件的道德基础。康德的社会正义学说体现了他试图统一道德与政治的理想,但抽象性与现实性的矛盾、逻辑与历史的矛盾是他的二元分裂的哲学本身所不能解决的     

康德的“决疑问题”和伦理学

由于人们忽视了康德的道德决疑问题,使得他的伦理学以艰深晦涩著称.实际上,康德是讥讽和幽默的大师,他的伦理学是通过对道德现象中决疑的回答来建构的.他的决疑是讥讽的艺术,分为基本决疑和次级决疑.基本决疑--正题:必须遵守义务而不必顾及幸福;反题:冷酷地从事善行是否值得?--贯穿其整个伦理学.康德通过四个次级决疑对正题作出了回答,贞定了义务为道德最高原则;对反题的回答使他认识到幸福和仁爱的价值,缓和了义务和仁爱的对立,完成其晚年伦理学的转变.     

道德哲学语境中的宪政逻辑——论康德的宪政思想

康德的哲学包括知识论、道德哲学和美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相比之下,他对政治的思考是零散的,因此,需要把康德的宪政思想放在他的哲学体系的语境中加以研究。康德的宪政思想自有其逻辑,他把宪政建立在普遍的伦理和道德基础上。这正是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体现出的思想。康德以其道德哲学中的"自由"理念为线索来论述他的宪政思想,包括宪政的可能、宪政的必要、宪政的原则和宪政的实现。      

论康德的责任思想——兼论康德责任思想对当代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启示

在西方哲学以及伦理学史上,康德的责任思想占有核心地位。他不仅围绕其道德律的三种表述形式分别阐述了责任的内容、性质、指向及其内在联系,而且还进一步围绕其伦理学中的＂自由＂和＂理性＂两个概念深入分析了自由与责任以及理性与责任之间的内在联系。康德责任思想因其所具有的经典意义对于当代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彼岸世界的回归——论康德伦理学的局限性及其出路

康德伦理学建基于康德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之上,暗含着一个"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人的一切道德行为都源出于其理性特质。这种理论建构的局限性在于,一方面使康德伦理学抽象、空洞,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在现实中解决德福一致的问题。只有适当地转换康德伦理学的视角,引入社会、历史因素,才能突破其局限性,使其得到新的发展。     

哈贝马斯与康德、黑格尔的伦理观

康德与黑格尔伦理学分别代表着近代伦理学的两个不同方向。哈贝马斯更多地属于康德伦理学传统。商谈伦理学放弃了康德两个王国的学说,克服了康德的内在的、独白式伦理观点,将普遍化原则与论证原则相结合,因而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抽象普遍主义,应当的软弱以及信念恐怖主义的批判并不适于商谈伦理学。但商谈伦理学与康德伦理学却同样面临实践有效性的难题。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我国企业道德管理的缺失与应对策略

企业道德管理的目的是通过管理措施使组织成员及整个组织的道德品质达到该组织期望的程度。目前我国企业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传统科学管理思想的局限、企业家自身素质不完善、企业内部伦理组织和道德教育的缺失。我国企业应当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伦理思想和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相结合，从企业家自身的道德管理、伦理组织的建立、伦理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入手，在企业内部建立全面的道德管理体系。     

康德的“善人”与儒家的“君子”

康德的道德哲学和中国的儒家伦理有着某种相通性.本文通过分析<中庸>的君子论和康德在<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提出的"善人"概念,指出了君子和善人的相通性.<中庸>在"诚"和"诚之"的说法中分辨了两种善,一种是本性之善,一种是善观念,并认为"诚"这种生存状态是分辨它们的基础.本性之善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作为人的生存出发点是绝对的善;而善观念则是人在不同情境中对本性之善的把握和表达,因而是相对且有待完善的.在"诚"中,人的善观念在本性之善的推动下不断地完善自身.这便是修身养性.作为对比,康德借用了绝对自由这一概念来分析生存中的两种善.人的原始禀赋是向善的,因而在自由中是向善的.这个善是绝对的.但是,人在自由中选择自己的行为规范(有可能选择恶的准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善恶判断.在这里,善恶判断受到一定规范的限制,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看到,康德用绝对自由来表达了儒家的"诚".为此,本文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简略地追踪了康德在启蒙运动中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线索,并认为,康德的"善人"概念是儒家的"君子"这一概念的西方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