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物质,重个人”——鲁迅思想初探之二

“非物质,重个人”,是鲁迅在一九○七年间提出的重要论点,是他通过对十九世纪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的研究、分析,并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而提出的救国救民的主张。这个主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当时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也明显地表现出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不同凡响”的思想高度。探索一下这个论点和主张的实际意义和它之被提出的国内外的历史根据,对于了解鲁迅的早期思想是很重要的。     

论鲁迅《文化偏至论》的启蒙现代性思想

《文化偏至论》与鲁迅后来在“五四”文学革命时创作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所表现出的启蒙现代性思想是前后一贯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考与主张,特别是在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分峙的命题上,完全跟上了当代世界的哲学思潮。鲁迅对新文化建设的见解“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在当时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巨大工程。鲁迅是极其睿智与具有远见的,“立人”思想、个性主义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从《文化偏至论》看鲁迅早期的文化抉择

一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震惊和唤醒了长期在封建制度压抑禁闭下的中国人沉沉欲睡的心灵,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意识,以拯救极度颓唐衰败的祖国,便成为一批批有识之士的思想基石。不过,在对西学的引进中,人们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缺乏冷静而又全面系统的分析:“而辁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     

试论鲁迅早期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批判——读《文化偏至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用重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旧中国的大门,使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逐步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海禁既开”后,清朝封建统治者由最初的妄自尊大、抱残守阙,转而变为丧权辱国、引盗入     

启蒙对话与个人发现——重读鲁迅的《野草》

从启蒙话语建构和知识分子自我发现的角度探讨了新文化运动的低落如何影响了鲁迅<野草>的写作.启蒙话语的建构是以有效的对话关系为基础的,因为缺乏共同的精神自觉,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之间始终无法形成有效的对话关系.启蒙话语既然难以完成建构,知识分子或退守,或复仇,或沉默,不过是发现和体认了自我深深的无力感,正是这种心理造成了<野草>黯淡、低沉的情绪基调.     

预设的标尺与错位的批评——就鲁迅《文化偏至论》与邓晓芒商榷

邓晓芒的《鲁迅思想矛盾探源》等两篇文章,批评“鲁迅的思想矛盾在《文化偏至论》中暴露得相当多”,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邓文引证鲁迅不熟悉卢梭的论据,实为鲁迅的反讽用法,不足为据。邓文认为鲁迅批评法国大革命不妥,是未能理解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略,因它是为着抵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乌托邦式“公意”说的误导;而“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略,则是在价值观方面反“唯物质主义”。邓文所列的多种判断,可一一回复：鲁迅从未追随“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更多的是接受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国群”对“小己”压制的观念;鲁迅从未退缩,不少杂文、小说中充溢、飞扬着尼采的强力意志;鲁迅从未以儒道学说为根本,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和我不相干”。邓晓芒以先验的预设命题来框就、评判鲁迅,无异于使用了古希腊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活着”,别无选择——重读《鲜血梅花》

余华《鲜血梅花》的解读历来有＂寻找＂说,复仇说,存在虚无说,荒谬说等多种解读的意义,相隔多年之后,重读《鲜血梅花》,循着梅花剑传说的演绎之路,作者以不动声色的冷静客观,将历史的辉煌和现实的无奈一一呈现于世人面前,文本中成对人物及意象构筑起东方文化特有的二元传统,令人沉溺进而反思。联系余华之后的创作,《鲜血梅花》昭示了当下人的一条无可选择无可奈何的＂现实＂之路。     

一种“文化偏至”,两种“人文教育”——青年鲁迅与胡先骕教育思想之比较

从对重物质功利等"文化偏至"的批判出发,青年鲁迅与胡先骕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人文教育理念:前者突出独异个人"自性"的作用,后者强调理智制裁人性;前者以西方的人道主义为理论旗帜,后者以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在实施这一现代性社会改造工程中,二者都将实践主体赋予少数文化精英,这固然反映了某种思想局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知识精英在这项庞大的人文改造工程中应具有的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论毛泽东文化观的四重意蕴——重读《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释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三结构"以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三特征",呈现出其文化观的四重意蕴,即深刻指明文化是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向度,奠定出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基础,树立起吸收借鉴西方先进文化的开放性态度,开辟了积极倡导文化大众化的全新境界。我们要以此为理论导向和行动指南,持续深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价值向度,积极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之维。     

“重新认识鲁迅”“必然”论——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及其同调

一“重新认识鲁迅先生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这样做,下一代人也会这样做的,何况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才开始这样做,客观上,为时已经过晚了。”这是一九八五年第八期《青海湖》《论鲁迅的剖作生涯》(以下简称(《生涯》,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该文)的结束语。为什么要“重新认识鲁迅”?据说,“长期以来,……没有人明确地说出过鲁迅先生的创作究竟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好”“坏”不分,“说”而不“明”,如此认识,能不     

极言“偏至”心向“摩罗”——鲁迅在日本时期的思想特点初探

1902年3月,二十二岁的鲁迅从南京乘大贞丸到日本留学,一直到1909年才回国.这八年的异邦生活,在鲁迅一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曾经发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曾经决心学医,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最     

从几篇政论文章看鲁迅与李大钊早期思想之异同——读《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和《风俗》《民彝与政治》

本文选取了鲁迅先生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和李大钊先生的《风俗》、《民彝与政治》四篇文言政论文作早期思想的比较,他们在明确的启蒙意义的认同上,在学习西方的民主思想的同时又不排斥民族的传统精神上是一致的。然而由于他们为文的出发点和社会定位的不同,鲁迅表现的是批判性和文化启蒙,李大钊则表现了建设性和政治启蒙。     

还原真实的鲁迅父子——重读周海婴《我与鲁迅七十年》

惊闻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在4月7日驾鹤西去．除了震惊和悲痛外，还让我想到了多年前读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生从事物理学专业的周海婴．写历史时挤去了水分，浓缩的真实令人边读边想。现在，我又一次重读本书，走进周海婴的心灵世界．想竭尽还原真实的鲁迅父子形象。     

走近鲁迅,返回鲁迅——“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1年3月下旬,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诸同仁应浙大东方论坛之邀,与浙大师生展开了一场“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化” 专题研讨会.这是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之一.     

“党内和平”不可无——重读刘少奇同志《论党内斗争》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的空前浩劫,党和国家重新走上安定团结的大治轨道的时候,重读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不能不使人百感交集,深深为这篇著作的光辉思想和浩然气所激励。《论党内斗争》是1941年7月2日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党校的讲演。当时,全党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即将开始,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痛感长期以来“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危     

历史发展“五形态论”质疑——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社会历史发展“五形态论”是我国理论界和史学界普遍流行的观点。坚持这种观点的同志通常认为,“五形态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通过考察《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有关论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提出什么五形态论,而只是隐约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即前资本主义阶段和资本主义阶段,再加上共产主义社会,整个人类社会表现为这三大阶段的依次更替过程。     

“学而时习之”新解——重读《论语》

书上有些话,读起来似乎没见多少深意,引用也没什么困难,可是一旦认真推敲,问题就来了。明朝江宁人焦蚯《焦氏笔乘》里讲过一个故事。他的朋友李彦平第一次参加科举没考取。同去的赵孝孙考中了,劝道:“你年纪还轻,这点挫     

心理描写的典范——重读鲁迅的小说《肥皂》

《肥皂》写于1924年3月,收入《彷徨》,是鲁迅认为自己的小说“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的作品之一。但很奇怪,却不为某些文学史家所注意,有的根本没有接触。如已故刘绶松同志在其所著《中国新文学史稿》     

作为方法的史料——重读鲁迅《小说旧闻钞》

作为一部小说史料专集,鲁迅校录《小说旧闻钞》常常被视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然而两书之关联,不限于分别承担小说史料和小说史论之职能,一起构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在《小说旧闻钞》的校录和出版过程中,鲁迅对史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将杂乱纷繁的史料整合为一部系统的史料专书,有意借助史料承载并呈现自家的小说史观,作为小说史料专书的《小说旧闻钞》由此获得了独立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该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史料读本,成为小说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与《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一并构成史料、史论与文本相结合的完整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小说旧闻钞》不仅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史料准备,还成为后者学术思路的延展。以小说史观为引领,史料也成为一种方法。《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中体现出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     

论后殖民知识分子 ——重读赛义德《知识分子论》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