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应否包括新文化运动

<正> 李泽厚同志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说:“‘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就这个说法,他加了一段注释:“关于‘五四’运动应否包括新文化运动,历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赞扬学生爱国运动而反对新文化运动(如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有人则反之,认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来说,实在是一个挫折’(胡适,见周扬山     

“不应该那么写”和“应该怎样写”——中学作文教学探赜索隐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之说,毫无疑义,确实俗话不俗。只是这所进之“门”,必须是不二法门之“门”,学生方能个人“修行”而登堂入室;如果是左道旁门之“门”,学生即使怎样的个人“修行”,而欲登堂入室,也只能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所以鲁迅认为“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专掏”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的“腰包”的,因而主张“多看大作家的作品”“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     

鲁迅与个人主义

最近几年,在鲁迅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鲁迅与个人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人说,鲁迅是个人主义者,有人说,鲁迅不是个人主义者,但这正是他的“人格弱点”。为了把鲁迅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有的人竞说鲁迅写杂文“首先是为了吃饭”,即为了有个“谋生的手段”。鲁迅是人,为了活命,他也要“吃饭”,也要“谋生”,因而发表文章也要拿稿费。但是,他写什么和怎样写,却不是由“吃饭”和“谋生”决定的,而是由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的。例如,1932年,内山完造曾邀请鲁迅到日本小住,并说他可以以写作来维持生活,鲁迅回信说:“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都没有好处。……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实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     

鲁迅论苏联“同路人”文学

鲁迅与苏联“同路人”文学,这是值得认真开发的学术领域.建国以来,我国对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研究不多.照笔者看来,有的著述还沿袭了我国的苏联文学研究中某些不大合乎实际的传统观点.一九七九年定稿的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十九院校《外国文学》编写组编写的《外国文学》就这样写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21—1925),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因素曾暂时活跃,资产阶级文艺派别活动也乘机而起.它们是:基本上由过去的未来派组成的‘列夫派’;贵族资产阶级作家组成的‘谢拉皮翁兄弟’;形式主义者组成的‘构成派’;托洛茨基分子把持的‘山路派’等等,它们提出了种种反对无     

读《我的失恋》

《我的失恋》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唯一的以纯粹诗的形式出现的一篇杰作。它最初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的《语丝》周刊第四期上。当时,有些青年不是积极地投身于方兴未艾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浪潮,而是沉溺于个人恋爱的狭小天地里。他们把恋爱看得至高无上,重于一切,似乎失恋就失去了生命。他们一旦失恋,就大作起“啊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无聊的失恋诗来。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九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所要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     

“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鲁迅杂文艺术的辩证法

对鲁迅先生杂文艺术的认识,历来就有分歧。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给先生取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对此,瞿秋白同志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专’在‘杂’里,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意义。”(《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的,鲁迅杂文的战斗作用与艺术价值是得到了世界公认的。国际主义战士史沫特莱曾经这样评价先生从事的杂文创作:“他把他的笔只当成一种武器——简直是一枝匕首——用来批评政治。……通过这些政治批评,畅流着中国的和西方的二支文     

鲁迅与中国儿童文学

一鲁迅——保卫儿童的战士伟大的鲁迅逝世之后,他的同志们、朋友们在悼念他的时候,曾经举出很多文学家来比拟。有人比作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有人比作法国启蒙运动中杰出的天才伏尔泰或现代的自由战士罗曼罗兰;也有比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奠基人高尔基。一九四九年十月,法捷耶夫访问我国时,写了一篇纪念鲁迅的文字“论鲁迅”。他说:“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     

山谷“韵胜”刍论

什么是黄庭坚的审美理想?有人说是“绝俗”,有人说是“自然成文”,这都有道理,不过似嫌片面。笔者以为不若从山谷文字中拈出“韵胜”两字来,予以概括,把“韵胜”看作是山谷审美理想的核心或总纲。钱钟书先生在其《管锥篇》中说:“吾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者,北来范温其人也。”(第四册第189条)此说似不够准确。而在这一条文字的末了,钱先生又引吕本中诗话说,“吕本中《紫微诗话》记范氏‘既从山谷学诗,要字字有来历’;其言     

谈“五四”初期郭沫若对孔子的评价

“五四”初期,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于一九二○年一月,郭沫若断然地说:“我想孔子那样的人是不容易了解的。从赞美他方面的人说来,他是‘其大则天’;从轻视他方面的人说来,他是‘博学而无所成名’。我看两个评语都是对的,只看我们自己的立脚点是怎么样;可是定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祖’,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底罪魁’,‘盗丘’,那就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肯定孔子,而且对于反孔子的人这样不满,在“五四”高潮期间,在革命知识分子中间,这是颇可惊异的。人们不能不提出疑问:难道郭沫若反对“打倒孔家店”吗?既推崇孔子,又怎样理解他的反封建精神呢? 生活中常有许多复杂的情况,类似的现象包含着不同的本质,不同的现象又反映了同一     

不容石一歌歪曲鲁迅对“蛀虫”的批判

“四人帮”明明历来反对鲁迅,却要装出鲁迅精神捍卫者和权威解释者的姿态;明明是被鲁迅所痛斥的货真价实的“蛀虫”,却要借鲁迅之名把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大“蛀虫”。说奇不奇,这就是“四人帮”搞阴谋诡计的鬼蜮伎俩。在他们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之时,通过他们的御     

驳《水浒》评论中的一种错误观点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的作者通过塑造宋江这个典型,歌颂投降派,歌颂投降哲学,歌颂宋江的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鲁迅评《水浒》评得好。鲁迅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宋江是“奴才”;“不反对天子”——接受“招安”——替“国家”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就是宋江投降     

《药》的结尾

鲁迅小说《药》的结尾部分,过去颇有些不同理解,发生过几次争论。这一部分确然是难点所在,其难解之处且亦不限于曾经引起论争的地方。我想谈一些看法,或述个人意见,或依违于各家之说;但是,凡涉及有争议之处,不一一辨析,以省篇幅。谬误恐亦不免,尚俟指正。《药》作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五四”运动的前夜。这是鲁迅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对辛亥革命进行形象性批判的第一篇小说。全篇共四个部分,用明暗两条线索发展故事。明线是沿着“买‘药’——吃‘药’——谈‘药’——‘药’效”显示的,暗线是沿着“血的买卖——血的服用——血的议论——血的效果”展开的。两线时时交织,交织点就在人血馒头     

“刀光火色”辨

鲁迅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新青年》六卷五号上的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是一篇研究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文章。多年来,人们尽管对于能否从它看出鲁迅当时已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把“刀光火色”一词,当作鲁迅所赞颂的十月革命的代用语,这一点却几乎是共同的。鲁迅这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这是明白无疑的。但认为“刀光火色”就是他所颂扬的十月革命,我觉得是和原文含义大相径庭的一种错误理解。《五十九“圣武”》,是《五十六“来了”》一文意思的进一步阐述,二文紧密相连,可以说是上下篇。《五十六“来了”》中说:“‘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那么,“来了”到底是指什么呢?《五十九“圣武”》中讲得很清楚:“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这两篇文章里讲的“来了”也好,或叫“刀与火”也好,是指历来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以及广指“从古到今的扰乱”。总之,它不是褒词而是贬词。所以鲁迅讽刺道:如嫌不好看,改称“圣武”,便好看了。明白了“来了”和“刀与火”的含义,就可以进一步看看鲁迅讲的“刀光火色”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整段话     

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发表与影响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上发表的《人的文学》,是新文学理论倡导期的重要论文。它把“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达个中心观念他叫作‘人的文学’”(胡适语):“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是指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而“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要先“从个人做起’,只有“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爱人类”。“人的文学”“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的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理想的生活”即是在物质生活上“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在道德生活上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这是与“忠孝节义”的封     

由《故事新编》“不如作者前期小说”谈到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问题

最近有人认为:“鲁迅后期(1928——1936)被认为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而我认为这种变化是对其以前的一个退步。鲁迅的《故事新编》我认为是不够成功的,其中有不少图解化、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鲁迅后期打算写几部长篇小说,而出发点和创作途径与写《阿Q正传》等作品时已不同了,出现了‘主题先行’的现象;其所以未     

做自觉限制資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最近指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的指示,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我国的社会     

俯首甘为孺子牛——学习鲁迅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毛主席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在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习鲁迅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决裂,为革命多作贡献,“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胸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代表着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同人民的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殊死的斗争。     

拙劣的伎俩 罪恶的目的——斥苏修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

近年来,在苏联的报刊上,苏修御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纪念”鲁迅的文章,无耻地攻击和污蔑鲁迅。说什么:鲁迅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鲁迅。从来不像北京的宣传机器试图描绘的那样,是个政治上的‘左派’,创作上的‘反人道主义者’”,并绞尽心机地在《鲁迅全集》里找出鲁迅一九二二年写的《鸭的喜剧》、《兔和猫》两篇     

学习鲁迅的战斗文风

华主席号召我们:“要把被‘四人帮’糟踏破坏的我们党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恢复起来。”今天,我们在清除“四人帮”帮八股的流毒,切实整顿文风的过程中,学习鲁迅关于文风的论述和他的战斗文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毛主席在专论文风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以及其他一些论著中,多次提到鲁迅,号召我们学习鲁迅。做革命人,写革命文,鲁迅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