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的语境分析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按照2011年8月24日《修正案(草案)》第14条的表述,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这一规定不是要落实国际公约中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而是为了遏制刑讯逼供而对办案人员依法收集证据作出的一项原则性要求,是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延续,是我国由来已久的“非权利”观念的必然反映.这一规定的运行要立足于我国现实的社会转型,虽不能完全排斥按照权利保障的逻辑由被追诉人直接主张,但更要靠办案人员利弊权衡下的主动落实.     

再论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讯问方面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以及关于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新规是立法者在遏制刑讯逼供、规范侦查讯问行为方面,一次法律制度上的完善.法律制度层面的完善无疑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具有重要意义,但刑讯逼供不仅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一种行为和现象,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无疑还会受到法治传统、文化背景和人权观念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刑事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站在法律制度视角之外,以社会文化视角再看刑讯逼供,对于更深刻地认识刑讯逼供,以及评估新规的作用和可能的局限都具有重要意义.     

口供规定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之研究

口供,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重要证据之一存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非法获取的口供作为合法证据存在于古代的法律之中,至今影响着我国的司法审判,也导致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发生,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非法获取口供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借鉴了联合国和国外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相关规定,在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刑诉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有积极意义.在实践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同时对零口供案件的认定增加了难度.人民法院在审查此类案件中,对证据的审查、证据链的证明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面对此案件,笔者认为有必要作一分析研究.     

试论中国古代的刑讯逼供及其殷鉴

刑讯逼供:“使一个人遭受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以便从他那里获得口供.”其所施行的网纹重罪的野蛮行径,是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其之于人之精神、肉体的严酷摧残,更是对生而自由之人格尊严的极端践踏.本文试图籍对我国封建时代刑讯逼供的考察,以史为鉴,对1996年3月17日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新的刑诉法作一反面观照,从而从学理上探究其在禁止刑讯逼供方面尚有何不足,如何完善.得当与否,尚望方家指正.     

新《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比,新《刑事诉讼法》在基本理念、具体制度、程序设计等方面均有较大改进,既重视与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趋势的融合与接轨,又突出了中国司法制度的特色。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必将大大提高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法制化的进程。在基本理念方面,新《刑事诉讼法》突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第二条首次将"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任务写进《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在具体制度方面,完善了律师辩护制度、证人作证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在程序设计方面,增加了四个特别程序,包括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与贯彻

无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不得认为其有罪,或者应推定为无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应当依法履行的义务,是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要求,是社会主义人权保障的需要,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鉴于这一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贯彻得并不彻底,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同时,在实践中还需要公安、司法人员转变观念,摒弃有罪推定思想残余;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执法水平;严格执行法律,确保无罪推定原则的实现.     

无罪推定原则及其现实价值

一、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影响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斗争中，针对封建专制野蛮的有罪推定而提出的。最早在理论上对无罪推定原则作出完整表述的人是被誉为刑法学之父的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写道：“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     

无罪推定的规则及其正当性论述——以新闻舆论报道的规范化为视角

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的"黄金规则",所包含的具体规则内容十分丰富,从贝卡利亚的经典表述,到各国的具体规定,无不体现出"任何人在被证实有罪之前,被认为是无罪"这一观点.无罪推定规则的正当性有多方面的体现,文章仅从新闻舆论报道的规范化这个视角入手,阐述"舆论审判"的不当性及其与无罪推定规则的格格不入之处,并且对是否允许"真论审判"作为例外情形存在而提出疑问.     

论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我国原刑诉法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问题没有作明确规定,新刑诉法从1997年元旦开始实施,其中规定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时至今日,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究竟怎样,笔者拟做系统分析,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立法分析 我国现行刑诉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     

《刑诉法》实施若干问题研究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它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将于今年１月１日起正式实施。本文就检察机关贯彻实施刑诉法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谈些看法，以供实践参考。一、关于人民检察院的职能管辖问题刑诉法第１８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读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     

再论律师法与刑诉法的冲突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裁决

重述发生于十年前的律师法与刑诉法冲突具有方法论意义.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提案答复存在合法性质疑.传统的"上位法-下位法"、"特别法-一般法"、"新法-旧法"等冲突解决框架无法解决所有冲突.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非同一机关,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不能作为划分法律效力位阶的标准.法律冲突的本质是法律适用的冲突,归根到底要在个案中进行价值权衡.在形式层面,通过对立法法第94条进行体系解释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了对包括律师法与刑诉法冲突在内的法律冲突的裁决权,并依照宪法第62条第11项规定接受全国人大监督.实质层面,通过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排除律师法的规定,从而适用刑诉法.     

关于非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问题

目前,在学术界及司法实践中,证据学已成为一门显学,但在立法上,有关证据方面的规定却相当匮乏。至今,我国没有一部统一的证据法,亦没有与刑事、民事、行政三大部门法相应的证据法。有关证据的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当中,而且条文少之又少。关于采取非法手段所获取的证据效力如何,法律规定语焉不详。只是“两高”关于刑诉法适用规则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采取非法手段所获得的言辞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对于采取非法手段所获得的物证和书证及由非法证据而派生的其他证据的效力如何没有规定。非法证据,简言之就是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特征表现在获取证据的方式或程序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例如采取刑讯逼供的方法所获取的口供,采取非法扣押的方法所获取的书证,以及由非法证据而派生的其他证据。这些证据应适用怎样的证据规则,对于引导我们的司法人员正确地获取证据及树立正确的诉讼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新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在儿童本位主义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013年最高检颁布“新未成年人规定”较之新刑诉法,明确提出的“合适成年人”概念、赋予未成年人有限拒绝权等,但现有法律仍存在未成年人选择权不充分、合适成年人与法定代理人主体关系模糊等不足,特别是辩护律师能否充当合适成年人争议很大,将来可以从转变立法观念、制定统一的产生与奖惩规范、增强非法证据排除效果、尝试引进律师在场等方式寻求解决.     

论"严打"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兼论刑事诉讼法的目的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是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所在。一方面 ,刑诉法为惩罚犯罪提供了重要工具 ;另一方面 ,刑诉法又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法宝。在“严打”斗争中 ,只有打保并重 ,不忽视和偏重任何一面 ,就能实现刑诉法的目的 ,取得最好的“严打”效果     

刑讯逼供罪主体之应然重置——以刑讯逼供罪的功能期许为进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刑讯逼供罪的主体是司法工作人员.然而司法工作人员的刑法实然规定并不符合刑法对刑讯逼供罪寄予的功能期许——期待通过刑讯逼供罪的设置来保障基本人权、规范公职行为、改善社会治安、平复民怨民愤和保护国家法益.司法工作人员的内涵无法变身以适应刑法对刑讯逼供罪的功能期许,只能将刑讯逼供罪的主体重置以完成刑法赋予它的使命.     

电子数据搜查:规定情境与新经验主义

电子数据搜查是基于电子数据这一新型证据的独特收集手段.传统搜查理论中“搜查主体”“侵入私人空间”和“有形客体”的要素规定已明显不能胜任规范电子数据搜查的工作.电子数据搜查理论应以规定情境为观念基础和结构支撑,内部情境演发内心意向,合理的隐私期待细化意向颗粒度,外部情境规范外部环境与联系结构,各部分相辅相成、动态运行.电子数据搜查的哲学皈依是新经验主义.新经验主义以不确定性为认知起点,以“数据—驱动”为认知动力,以关联度分析为认知模式,它为电子数据搜查提供了逻辑清晰且高度契合的基础支持.以相关关系为基础,从规定情境到新经验主义,这是电子数据搜查理论构建与进化的一条有效路径.     

刑讯逼供的法经济学思考

刑讯逼供素为我国法律所禁止,刑法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然而,法律条文不等于司法事实,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在当今司法实践中仍大量存在,各种因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报道屡见报端,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司法人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以身去触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来有效遏制这一现象?文章试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刑讯逼供现象的成因和对策.     

论刑诉法修订对实体刑法的完善补充

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因此,刑事程序法的修订也会对刑事实体法产生一定的影响.新刑诉法关于未成年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规定,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是对现行刑法相关规定的完善、补充.     

关于情节显著轻微的议论──兼谈对《刑法》第十条但书的理解

不久前，在一起一般的流氓共同犯罪案审理中，辩护人作有罪从轻辩护时，使用了“情节显著轻微”这一概念。随即遭到公诉人的激烈反对。公诉人认为，在作有罪从轻辩护时，最大限度只能使用“情节轻微”的概念，如果就“情节显著轻微”作有罪辩护，则直接与刑法第十条关于非罪的但书相抵触。那么肯定有罪是否绝对不允许再使用“情节显著轻微”？换句话说，“情节显著轻微”是否能简单等同于”非罪”？这牵涉到罪与非罪的客观标准，牵涉到对刑法第十条但书的理解，不能等闲视之。一、判断──罪与非罪标准的不可替代性1．凡是从事司法理论及实…     

略论沉默权

沉默权在刑事司法上体现为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中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与沉默权这对可以相互应证的法律原则作了硬性分离.我们需要从诉讼机制上落实沉默权规划,确立保障制度及程序,并采取一定方法克服沉默权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