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道统论与传统文化心理

面对中唐社会危机,韩愈以捍卫儒学自任,重振儒学道统.因他的道统论带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于儒家义理探讨方面缺乏建树,以致在当时收效甚微,但却为宋代理学家重构儒学开了先河,起了奠基铺路的作用,从而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说说韩愈对佛教、道教的批判

在中国文化史上,韩愈（768—824）无疑是一位重量级人物。宋人苏轼称颂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前一句指他领导“古文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后一句指他力辟佛教、道教维护儒学正统地位所做出的努力。前一件事人所共知,现在着重说一说后一件事,以及这件事对我们今天的启示。     

韩愈排佛与三教论衡思潮

佛教入华后的千年间,儒释道三教的比较、争胜、交融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韩愈排佛是三教论衡思潮演进的一部分.攘斥佛教的思想,可能形成于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时期.因过早树立排佛的标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深度了解,韩愈排佛思想始终没有大幅度的提升.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有诸多相似之处,然傅奕排佛有张扬道教的倾向,韩愈则是排斥佛老、张扬儒教,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愈也极少提及傅奕.韩愈排佛受中唐诞节三教论衡的刺激,对三教融合、夷夏之辨等三教论衡议题有所回应.他对三教论衡的贡献,在于颠覆佛道二教的诸多议题,反振佛教化中国的趋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有其积极的学术影响.     

韩愈的儒学转向:背景、要害及其他

韩愈不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发动者和首倡者,而是一个儒学转向者。韩愈儒学转向的政治背景,是啖助以来的尊王攘夷气氛。韩愈尊王的代表作是《拘幽操》,而攘夷的代表作是《谏迎佛骨表》。这一转向的要害,是尝试为儒家儒道建立一种新道统和新文统。新道统强把孟轲赓续于孔丘周公之后,新文统强把扬雄赓续于刘向两司马之后。韩愈对扬雄的偏爱,大概起于少年时代。     

佛教与基督教的儒学化比较

中国历史上,佛教与基督宗教先后入华传教,试图出响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正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外来宗教和文化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走本土化（中国化）的道路。而在这种本土化的进程中,佛教与基督宗教却取得不同的结果,这说明在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中通过和平而又有选择、制约的交流、对话所产生的创造性的融合更值得提倡。     

佛教与儒学的三大差异——朱熹的分辨与判断

选择"道体的特性"、"伦理的关怀"和"工夫的路径"三个方面,对朱熹辨别儒佛差异的情形加以梳理与分析。在"道体的特性"方面,儒学是"一",佛教是"二";在"伦理的关怀"方面,儒学是以伦理乃天地所赐于人而为自然,佛教则以绝灭为事而视伦理为赘疣;在"工夫的路径"方面,儒学是无心以动静顺时,佛教是刻意以栖心淡泊。因此,佛教与儒学不仅存在末用之异,也存在本体之别。朱熹对佛教与儒学差异的辨析,是对北宋以来儒者辨佛教、儒学之异的总结,对当今儒者辨别儒者差异也有启示意义,自然,朱熹在辨析佛教、儒学之异实践中所表现的对佛教的误读也是需要加以关注的。     

韩愈之道:社会政治与人生的统一

本文通过历史的分析和逻辑的分析,对韩愈的新儒学作了深刻的诠释和论证。韩愈把中唐社会危机和思想文化问题归因于佛老对儒家中国的侵蚀,因此发挥经典儒学中的人生学说,并维护儒学社会政治,从而将社会政治和人生整合为一体化的儒学,使汉唐以来社会政治与人生分裂的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儒佛(玄)二重结均初步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由此,本文认为,韩愈是汉唐思想的归结,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启了宋明理学。     

儒学对佛教的批评及佛教的回应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论体系乃至行为、生活等都与儒学发生冲突 ,儒学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评 ,佛教对此也作出了回应 ,批评与回应的焦点和重点是伦理观。     

辟佛与融佛 ——韩愈儒释观新论

面对“末学驰骋、儒学式微”的现实,在应对佛教挑战问题上,中晚唐儒士满怀复兴儒学的自觉意识,或标榜道统,力主辟佛,或主张“统合儒释,宣涤疑滞”。两者表异实同,都服务于同一时代主题——复兴儒学。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是表辟而实融,表面上标举道统,力辟佛教,而在思想层面,又融合佛教义理,丰满儒家心性理论。辟佛层面虽是老调重弹,但又有标新立异之处——立道统;融佛层面,提供了新的范式来丰富儒家心性论的内涵。     

论唐、宋古文运动中的韩愈与欧阳修

唐宋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它奠定了后世散文风格的基础,同时也对其他文学形式以及古文观念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从时代背景、古文观念、文章作法等方面对韩愈、欧阳修进行全方位的比较,认为:唐代古文运动是一次偏重文学性的运动,韩愈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集大成者的角色;北宋的古文运动则是一次儒学性的运动,欧阳修占据了不可或缺的枢纽性地位。     

韩柳与佛学

文章试图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柳宗元则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引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中国士大夫接受佛学的两种基本形式。     

关于韩愈待命郴州的几个问题

德宗贞元末,韩愈贬阳山,旋因政局变化而待命郴州,考证而得韩愈于贞元二十一年的七八月之交至九月二十日之间待命郴州。考察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州家申名使家抑”诗句,韩愈待命郴州长达80余日的逗留,应是受到了湖南观察使杨凭的压制与阻扰。这主要是因为韩愈是永贞党的反对派,政治上的分歧使韩愈、柳宗元关系蒙上了阴影,而杨凭亦是柳宗元之岳父。韩柳关系上的变化,使待命郴州后的韩愈在创作上也发生了变化。     

韩愈与衡湘文化

韩愈诗文将＂衡湘＂合称,＂衡＂多指衡山,＂湘＂指湘水。韩愈途经衡湘一共四次。他的作品涉及到了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经历,尤其是第二次与衡湘文化密切相关,写下了著名的散文《送廖道士序》和诗歌《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岳衡山是道教的圣地,而韩愈信仰道教。他的散文创作先于诗歌创作成熟并且影响了诗歌创作,最突出的是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     

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初传时期的再比较

以藏文材料和汉文材料为依据,对佛教在藏区与汉地初传时期的传播方式与途径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将佛教引进了吐蕃,并欲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当时吐蕃人信奉本土固有的宗教—苯教,于佛教异常隔膜。在此情势下,松赞干布将计就计,以苯教的思想和仪轨作为传播佛教的理论铺垫和思想基础,吐蕃人通过苯教这个管道和途径,才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汉地佛教初传时期,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佛教初来咋到时,汉人将佛教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后来又将佛法和道教的法术相提并论,将佛教哲学和庄子哲学一样看待。这些事实都说明,佛教在两地初传时期,基本上是接着两地的传统思想、宗教、文化讲的,而不是照着印度佛教思想的原本模样讲的。这是印度佛教在汉、藏两地传播的一个共性,或曰规律。     

论韩愈与法治

韩愈作为中唐时期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力,作为政治家的韩愈,其一生治民理政,官场沉浮,与法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从韩愈的法治思想、法治实践、勤政廉政及其法治思想的意义和影响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以助于我们更加深刻了解韩愈本人,对我们当下的法治观念与法治实践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韩愈的思想品性及其影响

韩愈被后人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尊为＂文宗＂,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人格品性、思想文章、立身行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思想上,＂道济天下之溺＂,在佛老盛行的中唐,举起儒学复兴的大旗,建立道统;人格上,＂忠犯人主之怒＂,勇于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情操上,＂勇夺三军之帅＂,忠君爱国,致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世说新语》与佛教

《世说新语》产生的南朝刘宋时期,正是佛教从边缘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时候.其编纂者们大多崇信佛教,其所述人物,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甚或直接为佛教僧侣.这些富有个性化的崇佛士人和佛教僧人的群像,艺术地再现了佛教在东晋时期的活动状况,对后来《僧传》的撰写,尤其是僧人形象的生动描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韩孟”的佛道诗

韩愈、孟郊诗歌都以险怪著称,然"韩孟"的佛道诗各有独特的艺术风貌韩诗尚"俗"和"实",孟诗则尚"雅"和"虚".这种迥异的艺术风貌与"韩孟"各自的宗教观、审美情趣以及表现技巧密切相关.     

东汉佛教传播特点探析

东汉佛教传播特点明显,如以君王贵族为核心受众、以黄淮中下游地区为传播中心、以斋戒祠祀为主要活动等.其特点形成,与国际商贸活动、中印文化差异等因素密切相关.正确认识东汉佛教传播特点及其成因,亦是理解魏晋佛教的前提.     

马国翰与《玉函山房辑佚书》

清代学者马国翰自青年时期起致力于辑佚,终其一生,辑成《玉函山房辑佚书》。此书是宋以来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辑佚著作。丰富的藏书和目录学知识的积累是马国翰从事辑佚工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关于《辑佚书》的种类及数量,目前说法不一。该书决非窃取章宗源的辑佚成果。马国翰身后,《玉函山房辑佚书》有多家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