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修辞理论及其在学术写作中的应用

以凯普兰(Kaplan)理论为基础的传统的西方对比修辞研究认为,语言与写作是文化现象,受文化影响的思维与语篇交际模式对二语写作有着干扰作用,传统的对比修辞研究注重的是对写作成果的对比分析,过于强调二语写作的修辞准则。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对比修辞学的研究兴趣与重点有了很大变化,更注重写作过程的研究,并将认知与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写作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形成了新的对比修辞研究视角。本文拟在新的对比修辞理论框架下,从跨文化视角诠释中国学习者在英语学术写作中的修辞风格及交际效果。     

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趋向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涌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历社会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诗学等发展阶段,取得重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急需反思和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转向“文化诗学”,即以“社会身份新疆界说”为基础,把文化批评与文学审美相结合,将取代性别诗学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趋向.     

文化诗学的理念与追求

“文化诗学”一词从20世纪80年代起引起学界关注,其前身是“新历史主义”。本文把它作 为一种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整体观看待,对古今中外的有关论述作了比较和初步的梳理。     

美丽混乱中的重新叙述——重论1980年代中后期先锋诗歌叙事性问题

在当前学术话语的禁锢下,我们一直面临诸多无法回避的矛盾,譬如面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叙述问题。谈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便要以80年代的滥情写作作为反面教材,却无视80年代中后期诗歌实验的努力;谈90年代诗歌中“叙事性”的代表诗人,却对这些诗人80年代对诗歌叙事的发生学意义所作的准备做以一言以蔽之的概括,那么这一切只能使“汉语诗歌被耽搁在虚假的先锋面具和历史转型的门槛上,而公众对诗歌有限的感受力也将为所谓的‘误读’继续败坏”。在历史分野与写作界限的叙述圈套之中,“叙事性”问题有必要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里进行回溯式的思考,其意义不仅在于艾略特所谓“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的批评功能的重现,同时亦是对先锋诗歌批评的“求真意识”的一次富有探索意味的秉承。     

人文知识分子的理论定义与社会作用

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一个现代问题。以追求普遍原则与宗教承当精神为内涵的人文性 ,乃是古今知识分子内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层次。西方现代知识界明确提出人文知识分子必须时刻站在社会挑剔者的地位 ,从而保持其超越性与先锋性 ,且须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终极逻辑价值。中国知识界于 2 0世纪 90年代接受并传播了这一认识———价值守望者与社会挑剔者乃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最佳地形”与“最佳角度”。参与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分配 ,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已然不小。人文知识分子因含有丰实的社会内涵 ,故而成为经久不衰的历史话题。     

从“文化诗学”到“文学阐释学”——对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研究路向之省思

中国的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而非“审美”,旨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文学阐释学”的目标是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结构与修辞,旨在追问“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生产性”;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自觉抵制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各有各的旨趣所在,并不能等量齐观。     

建立中国的原创诗学

我不是专门做文艺学研究的,但也可以从相关学科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近年来我从现代文学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从叙事学到诗学的研究中,我提出了多维诗学的说法。我们的诗学应该是生命诗学、文化诗学、感悟诗学构成的多维诗学,以生命为其内核、文化为肌理、感悟为之贯通。在对“感悟”这一关键词进行历史梳理后,我认为中国文学的特质就是感悟。它是一种潜哲学,包含着中国文学潜在的特质,我们所说的“意境”、“意象”等都与之相关。这里就围绕我的《李杜诗学》所引起的争论来谈谈诗学问题。他们认为李杜不过是作家论,怎么可以称为诗学呢?他们…     

“红色经典”研究与文化诗学走向

“红色经典”是近年来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和学术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再解读”“文化研究”解构了“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消解了“红色经典”的意义。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值得研究,因为“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是真实的,“红色经典”无论是对于生命个体还是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意义的。这就需要对“红色经典”进行文化诗学研究。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本批评阐释的原则和方法,与“红色经典”研究是契合的,也是为“红色经典”研究所需要的。只有通过文化诗学研究,才能使“红色经典”融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参与到我们生活世界意义的建构中。     

论修辞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修辞,作为一门“有效使用语言的艺术”,和交际、文化及写作密切相关。本文从修辞与交际,修辞与文化,修辞与写作三个层面论述了系统修辞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必要性及深远意义。并指出系统修辞教学可拓展学生语言交际能力及语用能力,促进文化教学,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论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抉择

三十年代,国难日亟.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三十年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时代,是一个民族自我谴责的无情的时代.”“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三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所感到的绝望和耻辱.”天生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为了拯救民族和国家,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夏大地展开,并成为三十年代中国政治的主题和主流.抗日救亡运动是以抵抗日本侵略、解救民族危亡为目的和主线,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全方位进步的民族自救运动.它既是民族救亡,也是思想启蒙.它使近代以来进步的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最高潮.这场运动,牵动了每一位知识分子,使其必须在种类繁杂的救国方案中作出抉择,这种抉择,最终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分野,并影响至今.本文试对这一特殊年代的独特历史现象作一分析研究,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提供阶段性的佐证.     

在话语的反叛与突围中断裂--韩东诗歌行为的回顾性考察

诗人韩东在80年代中期以语言实验的姿态颠覆“朦胧诗”的精英化写作,90年代又以“民间写作”对抗“知识分子写作”,边缘与夹缝是诗人韩东的生存状态,“反叛”和“突围”是其诗歌行为的方式。在对韩东诗歌行为作回顾性考察的基础上,本文将探究其行为背后的意蕴。     

新历史主义与武则天题材小说创作

产生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思想不仅影响着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历史小说,而且对传统型历史小说写作也构成了强劲影响,这点尤其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武则天题材历史小说写作中:不仅从其与此前同类题材作品比较中可以发现新历史主义历史观、“文化诗学”及商业协商的影响迹象,而且这种影响也体现在历史小说艺术审美的多样化探索方面。     

活动链与过程史:一种文化诗学的文学史观

文学作品、社会结构、历史情境与阐释主体的各种隐喻关系是文化诗学批评的研究基点.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将历史性的文学文本放置于文化生产的流通网络,提倡作为"文化过程"与"社会能量"的历史文本观念;将文化性的历史阐释放置于文化再生产的流通过程,建构作为"社会生产"与"能量流通"的文化文本理念.借助文化产品与社会能量形成的历史活动链,文化诗学在历史文学的诗性空间呈现出一种面向文化生产过程的文学史话语.     

从文化阐释到历史厚描: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文化诗学批评

文化诗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西方学界逐渐兴起的新兴批评话语.文化诗学对文化人类学既有文化结构的方法论借鉴也有历史意识的理论创建.文化塑型和厚度阐释的批评观念是两者方法论的契合点,文化结构和历史情境的阐释重心是研究旨趣的分歧,文化分析与历史厚描的批评范式则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理论导向.考察这两种西方批评理论的指涉关系,可以使中国文艺学研究获得一种生态文化批评的诗学新起点.     

移植西方与植根现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诗学研究的两种理论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诗学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理论取向：一者以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为宗,以求做到“洋为中用”;一者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理论发展,致力于中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整合与会通。后者的基本观念包括语言与文化的双向拓展、审美与人文的深层建构、内部与外部的视角贯通、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对话等。其具体研究包括文学文本研究、文学文化语境研究、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跨学科”研究。     

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性”研究的生成与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的“史”的研究,不是与其“即时批评”的发生结伴而行的产物,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被“学科化”的进程中逐步完成了其“历史形态”的塑形.。半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可视为第三阶段;80年代末至今属于第四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时段划分、经典指认、现象选择、历史叙述等方面,不仅与时代的修辞语境关系密切,而且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复杂变化的典型“镜像”。     

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功利主义倾向

从“五四”运动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战”到８０年代所谓的“文化热”，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直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话题。反省百年来这两场文化讨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是其共同的特点，文化只是工具，不是目的，文化讨论不是为了建构一种新文化，而只是...     

对外汉语修辞研究现状述评

对外汉语修辞研究,是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日益发展而逐渐显露出来的一门研究课题,是现代汉语修辞研究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本文从“对外汉语修辞学”、“修辞与对外汉语教学”、“修辞与文化”及“修辞与其他”等方面出发,对对外汉语修辞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认为目前的对外汉语修辞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更多方面的研究还处于空白状况,一些已触及的领域也都有待于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历史的“个人化”书写——评王家新《回答》叙事性

王家新坚守"知识分子"写作立场,以叙事长诗《回答》完成了对历史、生活的回顾和反思。以"个人化"的生存经验折射历史、社会的发展症候,以承担者的姿态对生存状态提出质询。通过对时空的混搭建构、复调叙事等修辞艺术,以私人经验介入历史的叙述,拉近与历史、真理的距离,达到对当代社会的反思,显示出知识分子的对国家、民族的深切担忧。     

本体话语与问题诗学--王光明的诗歌批评之旅

伴随着文化转型期对知识分子的事业格式和角色认同的审慎反思,王光明的文学批评有一个从“中心”意识向“边缘”立场、从“批评”到“学术”的转向,确立了发现“问题”、深化“问题”、开放“历史”的诗学方法。王光明的诗歌批评实践,从诗的本体之思出发,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走过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轨迹:“本体之思→现代经验→现代汉语→‘现代汉诗’(诗之本体形态的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