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析识

中国古代社会主要实行德治 ,现代西方社会则从基本人权的实现到经济发展中对公平的要求 ,也没有离开以道德评价为核心的德治。所以 ,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 ,它们都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工具 ,应该给予其合理的解释 ,不要形而上学地把“德治”机械地等同为儒家提倡的封建主义统治的东西 ,须知“法治”亦有缺憾和遗漏 ,施以德治于国于民有利     

调解的法治与德治

从法治的角度看 ,由于调解不仅依据法定的授权进行 ,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　　袁翔珠　　　 　开展工作 ,因而它完全符合法治的精神 ;从德治的角度看 ,调解充分体现了道德的感召作用　调　解　的　法　治　与　德　治和劝导作用 ,所以调解是法治与德治的经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正确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就要找准“法”与“德”的结合点     

浅议“贞观之治”的法治、德治及官德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史上的太平盛世时期.贞观之治与李世民的法治、德治合举,以德治国的大方略密不可分,也与处处时时注重吏风官德密不可分.修<唐律疏义>,强调依律执刑、量刑执法,建五复奏制,是其法治的主要表现.儒家的民水君舟的民本原则是贞观年代德治的指导思想,君臣以富隋夭亡为史鉴,居安思危,心存百姓是德治的实践原则.官德正吏风清良臣型的忠直是贞观年代的群体官德;和而不同勤政尽责是贞观一代吏风;崇俭反奢、清廉知耻、谨言慎行、君臣共勉勿扰民是其官德的突出表现.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略论

法律和道德在调节社会关系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备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法治需要德治的支持、配合，德治需要法治的保障、辅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是多样的、相对的。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使多样的、相对的,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建立了起来。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论德治的现代转型

在实现治国方略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过程中 ,江泽民提出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 ,这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 ,是我国长期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这里的“德治” ,不是与人治、法治直接对应的范畴 ,而是在法治方略中强调道德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德治是一种以道德规范约束行为的非正式的制度约束 ,然而 ,它在法治中却处于一种基础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德治实现了其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等现代转型。我们在法治过程中 ,必须加强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 ,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开创国富民强的新局面。     

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特点和当代社会道德的重建

重视公德和私德的统一、重视德治和法治的统一、重视群体主义和个人事业的统一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特点。当前社会治理德治是基础 ,法治是根本 ,要做到德治和法治的结合。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 ,是实施公民道德建设 ,重建当代社会道德不可缺少的条件。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和实践论

文章着眼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贯彻执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从理性上正确阐述“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要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法治”和“德治”中有益传统成分,为我所用;论述了“法治”和“德治”之间存在着主次之分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地相结合,使两者相得益彰,取得治国效益的最大化;要注重“法治”和“德治”的实践操作,优化对从严治党和从严治官的教育和整顿投入,建立对权力独立、有效的循环监督机制,循序渐进地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