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理论实践”的理论批判

一、一种非难理论的“理论”在理论宣传教育中,常常听到一种非难理论的“理论”:“理论上说的通,实践中办不到”。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理论的认识,对理论宣传教育的一种偏见。对此,很有必要进行一番分析研究。 “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中办不到,”说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重关系,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相互排斥的不相容关系。但是,第一,必须看到这只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矛盾关系的一个     

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溯源与批判

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溯源与批判陈孝兵在凯恩斯以前的传统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中，充分就业是＂交换经济＂的常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架自行调节的机器，可以解决任何矛盾是既定的前提。传统经济学家们正是依据这一前提，从萨伊定律、利息率自动调节理论与工资...     

批判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

馬寅初先生在不久前出版了“我的經济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他自認为这本著作“是根据辯証唯物論写出来的”。我們認为确有必要來分析一下他所贩卖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貨色,是辯証唯物主义的了还是唯心主义的了是馬列主义的?还是反馬列主义的? 在这篇短文中,只就他的所謂“团团轉”的理論,进行一些批判。由于馬先生的“团团轉”理論,不仅是方法論,而且是作为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作为綜合平衡的“理論基础”,因而在这里也联系到综合平衡理論来进行分析批判。 馬寅初先生在这本書的开头就說明他的“团团轉”的“联系”: “唯物辯証法和毛主席的矛盾論告訴我們宇宙內的事事物物都有內在联系,都不是孤立的。譬如有甲乙丙丁戍己庚辛壬癸十个环节于此,各     

凱因斯对英国传统的就业理论的批判的批判〔上〕

凱因斯的就業理論轟动了資本主义世界,有些資產階級学者竟認为这是經济理論的革命。凱因斯也确实尖銳地批判了英國傳統的(他誤称为正杭派)就業理論,認为它只適用于特殊情况而且与現实完全脫節,只有他自己的“新的体系”才適用于一般情况,而且能够解决当前的失業問題,經济危机問題。这篇短文的任务就在于:从凱因斯对英國傳統的就業理論的批判本身,揭露这个“新的体系”的反科学性和反动性。     

论“新感性”理论对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批判和反抗不合理现实是法兰克福学派及批判理论一贯的立场,但在异化不断深化的发达工业社会,批判理论自身面临被现实整合的命运。如何坚持并推进批判成为一个问题。马尔库塞基于具体现实和批判理论的历史发展,提出"新感性"理论,推进批判的同时恢复批判理论理性和实践的统一。具体表现为,理论层面上"新感性"被赋予"理性"的内涵,操作层面上"新感性"又指向艺术—审美的政治实践。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批判

在当代发展中,风险问题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已成为一些学者的重要论题。贝克创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作为现代性产物的风险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认识到在现代性支配下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但其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从马克思主义视野审视风险社会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发展问题不无裨益。     

论马克思对蒲鲁东“无息信贷”理论的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的批判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在与蒲鲁东的论战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形成时期“有决定意义之点”被“首次作了科学的”〔１〕表述。而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则构成其整个批判的核心。这在马克思的著作如《１...     

“五四”对孔学批判的理论成果需要总结

<正> 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我觉得知识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对于启蒙思想家们在批判孔学及传统文化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认识不足,总结不够。“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时代激情,高扬着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从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对孔子之道、儒学和礼教及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批判,喊出了“打倒孔家店”这一震古铄今的口号,从而唤起了许多国民的自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虽然启蒙思想家们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受制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在批判孔学和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总体上缺乏科学分析的方法以及冷静、理智的学术态度,因而没能在知识的局面上对孔学和传统文化作出全面的认识、合理的评价,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低估他们在批判中的理论建树,不能忽视他们在批判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     

《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出版

林子力、有林同志合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作了具体的阐述,对“四人帮”的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以及他们借这个“批判”为名所散布的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澄清了“四人帮”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搞乱了的基本理论问题,恢复     

威廉斯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批判和反思

20世纪70年代,威廉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僵化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模式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应该把焦点重新聚集到社会实践中复杂因素之间互动的过程中来。这对于重新理解社会实践复杂多变的过程,厘定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位置至关重要。     

“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理论检视

受索绪尔符号学的影响,巴特、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消费社会理论家认为,消费社会中消费的涵义发生了转变,它超越了经济学意义对物品使用价值的占有,成为一种对意义关系的占有,即符号性消费。他们进而将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批判纳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之中,试图开创"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提出的"符号消费"、"符号价值"、"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等范畴,颇具时代性,但试图将"符号的批判"替代马克思的商品逻辑批判,尤其试图消解使用价值的现实性,则是其理论舛误所在。     

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批判的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发表俞吾金的论文《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以下简称"俞文"),提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已遭受严峻的挑战,并对"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否定。     

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

进入90年代,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     

“批判佛教”的批判哲学

吕凯文指出,袴谷宪昭凸显"批判哲学"对抗"场所哲学"的意义,旨在遏止"西欧思想(场所哲学)流入日本",免使佛教"非佛教化"而不再具有公开的、客观的知识批判以及具有公义的社会实践能力。吴可为提出,松本史朗强调如来藏或本觉思想作为东亚大乘佛教的主流和基础,是一种非批判性的"界论"、一元论的基体主义、彻底的"我论"。其实,如来藏佛教不但不缺乏批判性,甚至可能提供一切佛教中最全面和最深刻的批判力;松本的解读基本上依照西方哲学的框架、角度和方法,隐含着一种理性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刘宇光认为,"批判佛教"首度尝试把当代日本佛教中各种抵抗现代实体论的零碎的异议声音整合为一体,一方面在传统教义的论辩中凸现出代脉络中的新向度,另一方面又能把对现代实体的批判定为教义的必然要求;但是,他们存在着本质主义的倾向、论证与修辞上对各种"本土思想"的排他态度以及在方法论上自相矛盾等诸多问题。周贵华认为,"批判佛教"将佛教精神定为批判性,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佛教作为在漫长历史中由众多教派形成的复杂思想传统,不可能只有一种单面化的衡量与裁定,所以,"批判佛教"对佛教思想特质的归纳颇为片面;从历史与文献的角度看,其不少论断相当武断;其将日本社会的不平等状况、种族问题以及日本文化的弊端直接归咎于本觉思想,在逻辑上亦不可靠。     

评关锋对“合二而一”的“批判”

一九六四年哲学界对“合二而一”的一场批判,是党内那个所谓“理论权威”一手策划的,关锋这个哲学战线上的恶棍,在那个“理论权威”的支持下,充当了攻击诬陷杨献珍同志的凶恶打手,他用“撒仁兴”的笔名写了《“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哲学基础》一文,极尽诬陷攻击杨献珍同志之能事。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成了林彪、“四人帮”向党进攻的反革命急先锋,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上,都留有被他砍伤的刀痕。不清算这个恶棍在理论界的累累罪行,难以平理论工作者的公愤。关锋胡说:“坚持‘合二而一’的人们,也正是坚持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制造了理论战线上一次惊人的株连。关锋给“合二而一”一股脑地扣上了“反对唯物辩证法”、“反对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为资产阶级效劳”、“为资本主义辩护”等罪名。因此,彻底推翻那个“理论权威”和关锋强加给杨献珍同志和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诬陷不实之词,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在理论战线上的流毒,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拉克劳与墨菲“话语理论”的批判解读

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是一个复合的混合体,其话语领导权是实现和建构激进民主思想最重要的途径。但是他们忽略了语言系统的变化而诉诸于社会开放性的支点,这一支点既为他们的激进民主思想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又构成了激进民主思想的界限。他们简单地把语言看作了无意义的符号,但是在存在论的语言学看来,这种观点是一种肤浅的、正确但没有抓住语言本质的说法。而按照维特根斯坦的逻辑,拉克劳与墨菲的策略由于排除了意义问题是一个幼稚的理想。通观之就可发现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连接理论所显现的相对主义和不彻底性。     

“意义”的符号学内涵与意义理论批判

“意义”的符号学内涵说明意义奠基于能指、所指、符号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关系,它催生了语言工具论向语言本体论的转变,并使意义的探求从向外求转至向内求.从意向主义理论到以“真”为核心的意义理论,乃至达米特与哈贝马斯对意义理论的修正,都无法摆脱意义确定性的束缚和外部决定论.差异是意义产生的条件,也是意义运作的背景.差异同时产生系统,系统是作为差异形态的系统,差异也总是系统性差异.意义即是对意义的描述,意义理论的视阈只能在符号运作的层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过渡问题”——以对斯密“商业化”理论的批判为视角

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是马克思一生反复思考的重要母题,也是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歧所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对斯密关于“过渡问题”的“商业化”解释做出了决定性的批判。他首先突破了斯密分工逻辑所建构的历史发展序列,进而重述了过渡的逻辑支点、动力机制和本质特征。马克思对过渡问题的研究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历史性的科学”,它突破了抽象普遍性与经验特殊性的表层对立,在“社会—历史性”维度中实现了两者的统一。     

评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

五十年代末,我国在人口理论问题上,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搞了一场批判。除了在马寅初先生工作的北京大学,进行多次全校性的批判外,还在全国各主要报刊上发表了二百多篇批判文章。这场批判,持续三年之久,其声势和规模是历史上罕见的。这场批判,把许多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学术观点和建议,一棍子打了下去,结果不但使得我国人口理论研究严重停滞,也使得计划生育工作受到严重挫折。